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在温哥华市设有登记处。每天下午4点整，它那巨大的橡木门便严严实实地关上了。

    在阿兰·梅特兰德第二次拜访杰贝克船长和杜瓦尔之后的第二天，下午差10分4点钟时（在这同一时刻，即华盛顿时间差10分晚7点，豪登夫妇正在更衣，准备参加白宫的宴会），阿兰夹着一只公文包，走进了登记处。

    进了登记处，他犹豫了一下，打量着那长长的房间。高高的天花板，一面墙上满满地排列着档案柜，一张光洁的木制柜台几乎和房间一样长。他走近柜台，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几页纸。在他做这些事情时，他觉得自己的手心似乎比平常潮湿了一些。

    登记处里的唯一的一名工作人员是一位老年书记员。他走上前来。他的身材瘦弱矮小，象个土地神，双肩垂曲，仿佛多年守护在法院近旁使他也承受了法律的重量。他礼貌地问道：“您是……”

    “我叫梅特兰德，”阿兰说道，他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叠材料递了过去。“这些请登记入档。我还希望您带我去见在庭法官。”

    那书记员耐心地说道：“法官是上午10点开庭，而今天待审理的案件已全部审完，梅特兰德先生。”

    “请原谅，”阿兰指了指他刚才递过去的文件，“这是一件涉及人身自由权的案件。我想我有权使它立即受到审理。”至少在这一点上，他相信自己是有根据的。在任何涉及人身权利和非法拘禁的案例中，法律都不准许任何拖延，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在深夜将法官从床上叫起来受理这类案件。

    那书记员从一只盒子里拿出一副无框眼镜，戴上摆弄了一会，然后弯腰站了起来。他的神情中没有丝毫的好奇感，仿佛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他惊奇。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请您原谅，梅特兰德先生。您说得对，没有问题。”他拉过一本布面的帐册。“我们并不是每天都能遇见申请签发人身保护令的。”

    书记员在帐册上登完记，然后从墙上取下一件黑色长袍披在身上。“请跟我来。”

    他领着阿兰走出登记处，沿着带护墙板的走廊走着，穿过一道双扇弹簧门，进入了法院的大厅，这里有一段宽大的石头楼梯通向楼上。楼内很静，四周回荡着他们的脚步声。每天这个时候，大多数法庭都已闭庭，楼里的灯光有些已经关掉了。

    他们庄严地、一步一级地步上了台阶。阿兰异乎寻常地感到紧张。他突然想象孩子一样转身跑掉。他在准备自己的辩护词时，曾觉得自己将提出的论据是可信的，只是其法律依据似乎不够充分。可是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论点平庸而天真。难道他将要在庄严的最高法院的法官面前出丑吗？如果他弄砸了，会有什么后果呢？随便与法官开玩笑是不行的，举行专门听证会是要有充分的理由的。

    他又有些后悔自己选择了一天中的这个时间，他觉得自己早些来也许好些，在上午和下午的早些时候，法庭里总是嘈杂一些。看见在场的还有其他人，他的胆子也许能壮一些。但他选择现在这个时间来是经过精心计划的，为的是避开人们和报界的注意。在此时此刻大肆张扬很可能会有害。他希望现在，大多数报纸派往法庭采访的记者已经回家了。今天有好几名记者打电话给他，但他都谨慎地避免了提及他的计划。

    “今天在接待庭的是威利斯法官，”书记员说道。“你认识他吗，梅特兰德先生？”

    “我听说过他的名字，仅此而已。”阿兰说道。他知道在庭法官经常更换，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法庭休庭时间里轮流到接待庭审理案件。因此遇上哪一位法官完全是靠运气。

    书记员似乎是想说话，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阿兰便鼓励道：“您有事要告诉我吗？”“噢，先生，只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你不觉得唐突的话……”

    “请讲吧。”阿兰催促道。

    他们已经上到了楼梯的顶端，开始顺着昏暗的走廊走去。书记员压低嗓音说：“好吧，梅特兰德先生。这位威利斯法官是位高贵的绅士。他非常讲究程序，特别是讨厌别人打断他的话。在您陈述时，您想讲多久就可以讲多久，您要多少时间他就会给您多少时间。但一当他开始讲话了，他就再不喜欢任何人说话，甚至不允许你提问题，一直要等他讲完。当有人要插话时，他会十分生气的。”

    “谢谢您，”阿兰感激地说道。“我会记住的。”

    书记员在一扇硕大的门前停了下来，只见那门上写着“闲人免进。”书记员在门上敲了两下，然后伸长脖子听着。从里面传来了模模糊糊的一声“进！”书记员打开门，把阿兰让了进去。

    这是一间宽大的房间，墙上镶着护墙板，地上铺着地毯，还有一个瓷砖砌的壁炉。在壁炉前面放着一只可移动式的电炉子，上面的两组电热组件正点燃着。屋子中央有一张桃心木写字台，上面堆着卷宗和书籍。写字台后面的小桌上堆放着更多的书籍和纸张。棕色大绒窗帘拉开着，露出了铅条玻璃窗。窗外已是黄昏，市内和港口里，万家灯火开始闪烁。房间里只有一盏台灯亮着，在周围洒下一小块光亮。当书记员领着阿兰走进来时，一个身材挺直、消瘦的人影正在光亮的外面，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准备下班了。

    “阁下，梅特兰德先生递交了一份要求签发人身保护令的申请。”

    “是嘛，”全部回答就这两个字，并且是哼出来的。书记员和阿兰等在一旁，斯坦利·威利斯法官小心地脱掉大衣和帽子，把它们挂在了身后的一个衣架上。然后他进入到桌前光亮的地方坐了下来，严厉地说道：“梅特兰德先生，请到前面来。”

    阿兰估计这位法官有60岁或者62岁的样子，他满头银发，身材瘦削，但骨骼突出的肩膀很宽，加上他挺直的身姿，使他的个子显得比实际要高一些。他长着一张长方形脸，下巴十分突出，白眉毛长长的，嘴唇有力地紧紧闭着。他的目光犀利而洞察一切，但又什么也不流露。他浑身上下透着威严。

    尽管阿兰在心里安慰着自己，但他仍十分紧张。他朝桌子走去，而那书记员则按照规定仍留在屋里。阿兰从公文包里取出他在登记处已注册入档了的申请书和宣誓书的打字副本，清了清嗓子说道：“阁下，这是我的材料，这些是我的证词。”

    威利斯法官微微点了一下头接过了文件，凑到灯光前读了起来。阿兰和书记员默默地站在那里，房间里唯一的声音就是纸页翻动的声音。

    威利斯法官读完后，他抬起头来，脸上仍毫无表情。他用和刚才同样生硬的声音问道：“你还打算作口头陈述吗？”

    “如果阁下同意的话。”

    法官又点了一下头。“请讲。”

    “阁下，这件事的事实是这样的。”阿兰按着自己事先的准备，顺序地描述了亨利·杜瓦尔在“瓦斯特维克号”船上的情况，船长两次拒绝带杜瓦尔上岸见移民部官员等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证词和书面誓词，证明杜瓦尔正在受到非法拘禁，这是侵犯人权的。

    阿兰知道，整个事情的症结在于，要证明目前把亨利·杜瓦尔拘留在船上的做法是不合乎法律程序的，因此就是非法的。如果这一点能被证明成立，那么法庭就应立即签发人身保护令，即威利斯法官要立即签发命令，将杜瓦尔从船上释放下来，让他出庭参加他的案子的审理。

    阿兰陈述着自己的证据，援引着有关法规支持自己的论点，逐渐感到自己原来的信心又回到了身上。他小心翼翼地只从法律角度谈问题，避免从感情上渲染杜瓦尔的命运。在这个地方决定一切的是法律，而不是感情。在阿兰说话时，法官一直无动于衷地听着，表情毫无变化。

    阿兰把话题从非法拘禁转到杜瓦尔目前的情况上来。他指出：“阁下，移民部认为，既然我的委托人是个偷乘者，而且又没有任何证件，因此，他没有任何合法权益，也没有权利象其他人一样在加拿大的任何入境地请求举行听证会，调查其移民状况。但我认为，虽然杜瓦尔是偷乘者，并搞不清自己的出生地，但这些事实丝毫不能否定他的上述权利。

    “请阁下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一个生下来即为加拿大公民的人到国外旅行，遭到非法拘留，他的证件被人拿走。这时他发现自己逃脱噩运的唯一途径便是偷偷爬上一艘他知道是开往加拿大的船。难道我们能仅仅因为他现在的身份是偷乘者，没有证件，并且因为移民部不举行听证调查会，没法证明他有进入加拿大的合法权利，就认为他不存在吗？阁下，我认为如果对移民部现在的决定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断，这种荒谬的事必然会发生。”

    法官浓密的眉毛挑了起来。“你是不是暗示说，你的委托人亨利·杜瓦尔是一位加拿大公民？”

    阿兰犹豫了一下，然后谨慎地答道：’“这不是我的意思，阁下。然而，移民部的听证会却有可能发现他是加拿大人，但这一事实只有通过先举行听证会才能确立。”阿兰想，当你知道自己的论据不足时，就是一根稻草也要紧紧抓住。

    “嗯，”威利斯法官说道，他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丝微笑的影子。“这倒是个独出心裁的论证，虽然有点牵强。就这些了吗，梅特兰德先生？”

    直觉告诉阿兰：见好就收。他微微地鞠了一躬。“尊敬的阁下，我陈述完了。”

    威利斯法官静静地坐在桌前沉思着。那短暂的微笑早已无影无踪了，他脸上仿佛又重新罩上了一只阴郁的面具。他用右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面。过了一会，他开口说道：“当然，还涉及到一个时间的因素，就是那艘轮船起航的时间问题……”

    阿兰插了一句：“尊敬的阁下，关于那艘船……”他正要解释“瓦斯特维克号”在温哥华耽搁是因为修理，但他突然住了嘴。他刚一打断法官的话，法官脸上便立即布满恼怒的阴云，他那浓眉下的眼睛暗淡下来。阿兰似乎已感到房间那边的书记员在责备他。他咽了一口唾沫，说道：请阁下原谅。”

    威利斯法官冷淡地看了一眼年轻的律师，然后继续说道：“我刚才想说，虽然这里有个时间局限性的问题，即轮船起航的时间问题，但这决不应影响人的公正权益。”

    阿兰的心一阵狂跳。这是不是说他将要签发人身保护令了？……这样他便可以慢慢地采取法律程序，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进行，而“瓦斯特维克号”不久即将起航，把亨利·杜瓦尔留在这里？

    “然而，”法官继续四平八稳地说道，“作为我们的社会政策，为了对那个轮船公司公平，因为它基本上是这一事件中的无罪旁观者，我们同样有必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加速法律程序，以确保在该船按期离港前得到一切最后结果。”

    刚才高兴得过早了。阿兰沮丧地想，不仅仅是埃德加·克雷默，连眼前这位法官也看穿了他的拖延手法。

    “我认为非法拘禁这一事实还不成立。”法官把阿兰准备的材料拉到眼前，用铅笔在上面作了些记号。“但它也不能被推翻。我想听一听进一步的论据。因此我将签发一份‘如无反对即行生效’令。”

    这么说并没有失败，而是部分的胜利。一股宽一慰的激浪涌上了阿兰的心头。不错，他没有完全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但至少没有出丑。“如无反对即行生效”令是一种古老的英格兰法律程序，它的原意为“除非”，虽然单靠这法令还不能把亨利·杜瓦尔从船上释放下来，使他到庭，但它的确要求埃德加·克雷默和杰贝克船长到庭解释自己的行为。“除非”他们的论据——或者他们的法律代表的论据——能够站得住脚，否则释放杜瓦尔的人身保护令将随即生效。

    “梅特兰德先生，按预定计划，那船什么时候起航？”

    威利斯法官的眼睛在盯着他。阿兰停了一下，告诫自己要想一想，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是直接向他的。

    “据我所知，阁下，那船还将在这里停留两星期。”

    法官点点头。“足够了。”

    “那么关于人身保护令的听证会什么时候举行，阁下？”

    威利斯法官拉过一本台历。“我想，我们定在3天之后。这样方便吗？”这是法官与律师之间的正常商讨，不管律师多么年轻都要照此办理。

    阿兰倾了一下头。“方便，阁下。”

    “当然，你还得起草份文件。”

    “如果阁下愿意过目的话，我已经写好了。”阿兰打开了公文包。

    “是‘如无反对即行生效’令？”

    “是的，阁下。我事先想到有这种可能。”

    这句话刚一出口，他就后悔自己表现得过于年轻气盛。在一般情况下，这一法令的文本要在第二天打字并送交法官签署。阿兰事先想好要准备好一份人身保护令让法官当场签署，而汤姆·路易斯又建议他另外准备一份“如无反对即行生效”令。此时，阿兰不太自信地把订在一起的几张打好字的纸放到法官的桌子上。

    威利斯法官的表情丝毫没变，只是眼角处微微皱了皱。他冷淡地说道：“如果那样的话，就节省了时间，梅特兰德先生，所以我建议听证会提前举行。后天举行怎么样？”

    阿兰在心里狠狠地诅咒着自己的愚蠢。他不但没有进一步促成自己所希望的拖延，反而使事情加速进行。他想自己也许可以多要求一点时间，说需要时间准备。这时他瞥见了书记员的眼睛，见书记员难以察觉地摇了摇头。

    阿兰心想算了，便说道。“好的，阁下，后天举行。”

    威利斯法官读完了梅特兰德起草的“如无反对即行生效”令，然后小心翼翼地在上面签了字。书记员走上前来，用吸墨纸吸去纸上的墨迹，然后收起文件。阿兰在一边看着，想起今天早些时候作的一旦他的计划成功，如何递送法院决定的安排。汤姆·路易斯将去“瓦斯特维克号”，带着给杰贝克船长的法院决定副本去解释其含义。汤姆一直想去那船上，看看船长和亨利·杜瓦尔本人。

    至于阿兰本人，他把他认为是个特殊乐趣的差事留给了自己：去移民部总部，亲自将法院的命令交给埃德加·克雷默。

    黑暗夹杂着潮湿笼罩在码头和温哥华整个市区上空，但海边的移民大厦里，局长办公室里仍然亮着灯光。

    埃德加·克雷默虽然每天严守上班时间，但却极少按时结束自己在办公室里的工作。无论是在渥太华，温哥华，还是什么别的地方，他总是在其他职员离去后至少多待一个小时，一方面是避免那些急于回家的人群的拥挤，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办公桌上文件积压。克雷默作为一个职业文官，之所以能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功，其中两个原因就是他习惯于办事有头有尾，处理文件及时。在他多年来擢升道路上，有许多人讨厌他，有几个人还对他极为仇视，但没有一个人能找到适当理由指责他对工作的懒惰或拖延。

    今天的例子就可以很好地说明，克雷默处理问题是多么及时有效，这件事已经在一份备忘录中作了说明，题目竟是“鸽子粪”。克雷默是早些时候口述这份备忘录的，现在他正在读着打印好的文本。明天，这个备忘录将被分送建筑管理员和其他有关人员。他读着读着，不禁为自己的足智多谋而得意地点着头。

    这个问题是昨天引起他注意的。在他审查移民部西海岸总局的年度预算草案时，他对建筑维修方面的几笔花费预算产生了疑问，包括一笔年年都要开支的750美元的“屋檐雨槽和排雨水管清洁费。”

    埃德加·克雷默当时找到了建筑管理员。他是个长着个牛脖子，说话大嗓门，宁可拿扫帚也不愿坐办公室的人。他大声地答道：“见鬼，克雷默先生，这钱花得的确太多了，可都是因为那鸽子粪。”当进一步追问他时，他走到办公室的窗前指了指说。“看那些杂种！”他们看见外面的天空黑压压的，成千上万只鸽子在海边做窝、飞翔、觅食。

    “屙啊，屙啊，一天24小时都在不停地屙屎，好象他们永远屙不完似的，”管理员咕噜道。“而且好象是它们谁想上厕所，谁就跑到我们房上来。所以我们每年要用高压蒸汽喷洗雨水槽和排水管6次，它们却被鸟粪堵死了。真费钱，克雷默先生。”

    “我明白这个问题，”克雷默说道。“采取过什么措施以减少这些鸽子的数量吗？比如杀死一些鸽子？”

    “我们有一次想射杀那些杂种，”建筑管理员阴郁地说道，“结果惹了大祸。动物保护协会的人啊什么的都来了。他们说温哥华有个地方法规，不让杀鸽子。不过我告诉你，我们可以往房顶上放点毒药。当它们来……”

    埃德加·克雷默厉声说道：“应该用‘便溺’这个词。”

    管理员说道，“在我们的本子里写的是……”

    “而且，既然鸽子受法律保护，”克雷默坚决地打断了他，“那么就必须遵守法律。”他思索着。“我们必须想个别的办法。”

    他打发走了管理员，自己独自仔细地考虑起那个问题来。有一件事是清楚的：750美元的浪费必须防止。

    经过几次失败，画了几张草图，他终于根据模模糊糊的一个原理，设计出了一个方案。具体来说，他的方案就是在移民大厦的顶部每隔六英寸远拉上一根钢弦，每根钢弦由几根小支柱支起6英寸。其原理是，鸽子能够把脚伸进钢弦中去，但翅膀却收不进去。因此，当一只鸽子想落下栖息时，钢丝使它收不起翅膀，它只好立即飞走。

    今天早上，埃德加·克雷默在房顶上进行了小规模的试验，结果效果很理想。他现在看的这份备忘录，就是关于实施他的整个方案的指示。虽然这样做的初始费将达到1000美元，但它将永远地省去每年750美元的花费，省下了纳税者的钱，只不过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件事。

    想到此他感到十分满意，他在努力工作后总是这样满意。另一件使他满意的事是，当地的法律得到了遵守，连鸽子都按照规定受到了公正的对待。

    今天的确令人再满意不过了，埃德加·克雷默想。其中另一个也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今天解小便的次数显然少多了。他看了一下手表，上次解完手已过了近一个小时了，可他觉得自己还能再坚持一会儿，不过他的确开始感到膀胱里有一点压力……

    有人敲门，阿兰·梅特兰德走了进来。“晚上好，”他冷冷地说道，同时把一张叠着的纸放到桌子上。

    这位年轻律师的出现实在突然，把他吓了一跳。埃德加·克雷默急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如无反对即行生效’令，克雷默先生”，阿兰镇静地说道。“我想你一看就会明白的。”

    克雷默打开那张纸迅速地读着。他愤怒得涨红了脸。他气急败坏地说道：“真见鬼，你这是什么意思？”同时，他觉得刚才膀胱里感到的一点点压力现在突然变得严重起来。

    阿兰真想挖苦他两句，但还是决定不那样做。毕竟，他只赢得了部分的胜利，下一回合仍很容易败北。他答道：“你记得吧，当我要求你为亨利·杜瓦尔的案子举行听证会时，你亲口拒绝了我。”

    克雷默一时也感到奇怪，自己为什么这么仇视眼前的这个乳臭未干的年轻律师。“我当然拒绝了你，”他反唇相讥。“根本没道理要举行什么听证会。”

    “可是我恰好不同意你的看法，”阿兰温和地说。他又指了指法院的决定。“通过这个，法庭将决定是按你的看法办还是按我的看法办。”

    膀胱里的压力已经使他十分痛苦了。克雷默坚持着，气咻咻地说：“这完全是部里决定的事，用不着法院来干涉。”

    阿兰·梅特兰德神情严肃起来。“你想听听我的劝告吗？”他平静地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可不对法官讲这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