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死难的矿工和工属，不管男的、女人，衣服都被把头扒光卖了，然后把白条尸体成垛成垛地码在死人仓库城，我每天起着大车从死人仓库里住万人坑或烧人场拉死尸。日本人把拉死尸的车叫做“白条车”。一车装十四五具尸体。夏天，死人仓库每天存放的死尸三五十具不等。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战争和经济掠夺，千方百计地奴役中国劳工，而劳工所遭受的迫害也是举世罕见的。

    劳工被征集后，就被装入闷罐车，像运送货物一样前往就劳地点。闷罐车上的铁门一直锁着，劳工们都在车内吃睡和大小便。到了换车地点，有时一停就是好几天。一路上根本无人过问，劳工生了病不但得不到治疗，甚至连必需的饮水也不供给。所以，很多劳工在运送途中就死去了。

    据伪满治安部大臣邢士廉供称：

    在某一车站上有一闷罐车军用劳工，因车门上了锁，防守严密，车站上无人知道此车内装的是劳工。所以，列车到站后便将此闷罐车倒入道岔，很长时阃无人过问。等到开门查看时，一幕凄惨的场面目不忍睹：车内劳工都已全部死于非命，只剩下一堆堆尸骨了。

    失去劳动能力被遣送的劳工，因为没有任何榨取价值，所以，在运送时无人提供必要的用品，劳工只好忍受着各种折磨回家。很多劳工就在返回的途中死去了。

    据1942年12月华北劳工协会的文件称：

    本年度11月，有70多名伤残劳工(包括妇女儿童)，因不能劳动而被运回青岛。在运送途中，车内既无取暖设备也不供给饮水，车到山海关就冻死了6人，到青岛后又死了10名。经过劳工协会的交涉，使用劳工的日本长滨组只付了很少的丧葬费，将死去的劳工掩埋了事。其余的劳工及家属，个个蓬头垢面。疾病缠身，其惨状实不忍睹。就连迫害劳工的机构，也认为这是一种非人道的做法。

    劳工们居住的宿舍，多半是就地搭起的小草棚子，夏天炎热潮湿，冬天寒冷。在严寒的冬天里，劳工的宿舍大部分都没有取暖设备。就是在条件好一些的大企业里，劳工住的低矮房屋都倾斜花山坡的臭水沟两旁，屋子里又脏又黑，苍蝇乱飞。还有的日本承包商为了赚钱，让劳工住在破旧的工棚里，经常发生倒塌伤人事故。

    据东安宪兵队长报告，黑龙江省东部虎林县境内有150名为关东军修军营的劳工，住在多年不用的破砖窑里。因砖窑没有人使用和维修，加之风吹雨淋，在1942年4月27日的一场大雨过后破窑倒塌，大部分劳工被压在里边，当场有15人压死，有多人被砸伤。

    劳工的饮食状况也极端恶劣，尤其实行粮食配给制以后。按照伪满政府的规定，在重要产业工作的人员，要首先保证粮食配给量。但是，由于各级伪职员的层层拦截，使本来很少的配给量也不能兑现，劳工只好饿着肚子去劳动。

    据黑龙江省东宁县管理劳务的人员称：

    在东宁县给关东军2643部队干活的劳工，早晚吃的是发了霉的高粱米粥和几片咸菜，中午每人给3个很小的冻窝头。米粥是由值班的人用木槽子抬到工棚里，吃不到一半粥就没有了。有些人吃不饱就去偷吃猪食，发现后遭到严刑拷打。

    到了伪满后期粮食奇缺，劳工每日食粮配给量减少到七八两，而且经常掺杂橡子面等。因为劳工数量多，草根树皮也吃不到，很多劳工被饿死。1944年，仅东宁县一处就有数百名劳工饿死。

    伪满时的劳工不但生活得不到基本保证，而且劳动条件也极端恶劣。

    首先任意延长劳动时间。伪满政府对各种劳工都规定了具体的就劳时间，一般每年不超过6个月，二三年内干满所规定的时间。但是日伪当局借口工程未完，随意延长劳动时间。有的劳工一年之内多次被重复抓走。劳工每天工作的时间，也都尽量被延长，一天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做苦役。

    正如关东军高级参谋在1941年劳务会上所说：“满人向来有黎明出劳薄暮归舍之习惯，如任意将其劳动时间缩短，不但使其劳动效率降低，并能养成其懒惰之恶习。”在这种借口之下，各使用劳工单位任意延长劳动时间，作为提高效率的主要事段。

    据1942年4月1日满洲新闻报导，丰满发电场在修筑堤堰时，劳工在寒冷刺骨的水里，从早上六时一直干到晚间六时，夜间继续，两班轮换，昼夜不停，每班工作达12个小时。抚顺煤矿工人的工作时间还要长些，每天规定工作12个小时，实际上超过了14个小时。

    其次，劳动条件、环境极其恶劣，尤其是军事工程和紧急临时征用的劳工。日伪当局为了节省开支大量奴役劳工，很多工程靠人海战术，关东军的军用道路、飞机场、营房阵地等一些笨重劳动。根本没有机械设备，全靠劳工的肉体完成，劳工每日付出的劳动量已超出了人体的极限。

    伪三江省长卢元善1942年春曾到富锦县修飞机场工地“视察”，他看到各县供出的500多名劳工衣不遮体，光着脚在碎石上干活，脚上流着鲜血；还有的腰直不起来，只好趴在地上砌石头。当这位伪满大员刚要张口训示时，只见这500多人一齐跪下，请求省长发给鞋子。

    1942年10月，关东军要求伪满洲国实施穆兴水路修改工程。该工程就是把流入兴凯湖的穆棱河河道加以修改，以便形成对苏作战的有利阵地。该工程计划3年完成，共动员了7000多名劳工，总投资1000多万元。由于局势紧张，关东军要求提前完成任务。所以，这些劳工不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都在冰水中作业。工程经营部门不发给任何劳动保护用品，连水中劳动必备的皮靴也不发给，劳工常年泡在冰水里。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广大劳工身体受到了严重损伤。

    1943年9月，天气突然寒冷，劳累过度的劳工大批患病，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死掉了1700名劳工。事后，伪满政府只将现场负责施工者以减薪处分了事。

    由于极其繁重的劳役，长期饥饿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劳工身体极度衰弱，各种疾病、瘟疫到处流行，劳工染病死亡者到处可见。

    据满洲新闻报载，1943年4月，通化县曾对1000名勤劳奉公队健康情况进行调查，其中患病者占75％(约750人)，剩余的25％身体状况也不符合健康标准。勤劳奉公队都是身体强壮的青年，他们的状况尚且如此，其他劳工更可想而知了。劳工大批患病，大都是工程承包人野蛮的管理造成的，他们不把劳工当做人，只是作为会说话的工具。

    据通化宪兵队1942年8月3日报告：“大栗子沟采矿所今年新来的劳工2438人，一至六月患病者达到1000多人，其中死亡268人，大多数都是特殊工人。”生病及死亡的原因是在严冬中“取暖设备不完善，配给量不足，进山后气候不适”。患病者大多数属于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主要是饮食和生活环境所致。伪满时的煤矿是劳工的地狱，患病者最多，而且经常发生危害极大的传染病。

    1941年5月至7月间，阜新煤矿五龙采煤所的工人宿舍，有100多名劳工患了伤寒病。如果把这一情况向医务、警察部门报告，采煤所的劳工将被全部隔离而停止作业。为了不影响采煤，采煤所长玉置喜雄命令，将这些患病劳工秘密监禁在一栋房子里，房内既不消毒，也不给诊断医治，而且减少食物的配给。在不到几天的时间里，就有20多人死亡。

    1944年，鸡西煤矿发生斑疹伤寒，由于煤矿当局只顾煤炭增产，不采取治疗办法，结果使500人丧失生命。伪宁安县长刘长贯去慰问本县供出的劳工，结果也染病身亡。劳工患病后，不但得不到治疗，还要强迫去干活。

    1943年夏天，抚顺龙凤矿发生霍乱，日本人监工摸摸劳工的脑袋硬不硬，硬就得干活，干不动就打。实在不能动的病人就送到隔离所，不给饭吃不给治疗，快要死亡时就被抬出去扔在山沟里。开始时还有一个小棺材，后来只用两条铁丝把人抬出去。龙风矿的这次霍乱，闹了一个多月，共死了100多人。

    对劳工残害最严重的是关东军的军事工程，恐怕其阴谋暴露，在工事修成之后，惨无人道地将劳工集体杀害。

    1940年1月，关东军为了加强对苏联战备，在珲春北部靠近苏联的边境地区修建洞穴式飞机场。为此从华北召募300多劳工从事该项工程。为了保守秘密，关东军派了一个小队日军日夜警戒。劳工们在严密的监视下昼夜施工，经过两年的时间，大约在1942年6月飞机场建成。

    在一天傍晚。工程管理人员把劳工召集到一起说，工程结束了，每人发给2年工钱500元，晚上大家洗个澡，明天送你们回家。劳工们都信以为真。

    第二天一早，全体劳工由关东军经理人员带领，从飞机场出发。大约走出了5公里，来到一个大山谷时，突然从两边山上响起了机关枪的猛烈射击。这是日军的一个分队事先埋伏好，专门在此等候中国劳工。密集的子弹将劳工一个个地射倒，然后日本兵从山上冲下来，用刺刀把还活着的劳工挑死。300多中国劳工就这样全部被杀害了，跟来的十几名经理部人员把劳工的血汗钱全部拿走了。

    伪满时期最大一起劳工惨案发生在兴安岭的隧道工程。1942年初，关东军在兴安岭王爷庙地区修筑隧道军事工程。该工程用工浩大，从东北各地征用了2万名劳工。施工中的设备极其简陋，生活条件恶劣。

    1944年秋天，当工程接近尾声时，关东军将其中6000名劳工秘密处死。对外则说，这些劳工是因为劳累过度、气候寒冷而死。为此，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曾对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说：“满洲死了这么多劳工，感觉很遗憾，我们已处罚了责任者，今后一定要注意，请你原谅。”6000中国劳工的生命，以两个刽子手互致歉意而了结。

    日本帝国主义者，除了从肉体上残酷迫害中国劳工外，还从精神上毒害劳工，使劳工丧失斗志和理智，任其奴役。伪满洲国成立后，日伪当局就在劳工较多的地区开设赌场、妓院，向劳工出售鸦片、彩票，鼓励劳工吸毒。

    海拉尔和黑河是华北劳工聚集的地方，为了掠夺劳工的工资，不使资金外流，同时也牵制华北劳工，使其滞留在东北，伪满政府以进行娱乐为名，在两地分别设了6个赌场，大力提倡劳工赌博。赌场由日本大把头控制，并有警察维持秩序，当地政府收缴税款。很多劳工因输了钱而自杀，尤其是华北劳工，把一年的积蓄在几天之内，甚至一夜之间全部输光，无法回家或汇款，被迫留下作工。这些劳工的家庭因得不到汇款，有很多妻儿老小被饿死。

    伪满政府为加紧掠夺劳工的工钱，从1941年起将两地赌场集中起来，统一由政府管理。黑河、海拉尔的赌场，一直持续到伪满垮台的时候。

    据伪满调查，1941年日伪当局征集使用的劳动力，一般劳工为192万人，特种劳工为3.3万余人，共计为195.3万余人。据称，该统计中特种工人是实际作业数，如加算伤病死者，总数将达200万以上。

    另据《满洲国史》记载：

    1944年的劳动力动员计划是331.3万人，其中勤奉队23.8万人，“行政供出”71.7万人。这个计划虽未完成，但使役的劳动力仍保持在250多万人。

    1945年，总计计划数字有所减少，这是经济严重破产和劳动力来源枯竭的必然结果，但在总动员数221.4万人中，靠强制征集即所谓行政动员，占198.2万人，即将近200万人。

    由此看来，自1941年实行劳务新体制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战争计划，每年酷使着200万以上的中国人民，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这200余万人中，至少有四、五十万人，是在日本关东军刺刀下负担着沉重的劳役。

    据关东军的资料记载，1942年军方所需劳动力约40万人，其中华北劳工占4万人，1943年所需数量大致与1942年相同。当然，使役工人最多的是为战争服务的所谓重要产业，几乎占半数以其中矿山最多。早在1938年，矿业部门使役的劳动即达20万人。1941年增至38.1万人。

    1945年矿业部门“在籍查定数”则为53.4万人可估计到，矿业部门每年使役劳动力很可能是数以百万计。其他如交通运输、工业、土建和林业等部门，也都是使役劳动力比较集中的部门。

    在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实行严格配给的情况下，劳工伙食的恶劣情况是不言而喻的。哈尔滨油脂厂有个姓冯的被征集作劳工，住在路边的棚子里，每顿饭吃稀粥。同厂又一个姓李的工人，也曾被抓去当劳工，吃的是发了霉的黑豆面。

    据一个汉奸省长供述：

    1944年勤劳奉公队建筑东辽河水库工程时，队员每天吃的是三碗高梁米饭和一点咸菜。上面已经谈到，伪满的粮食配给标准本来是很低的，加上层层剥削克扣，能够吃到工人口中就更加可怜了。但就是这样微少的粮食，也是时断时续，得不到保证。

    1943年，阜新煤矿有一度除日本人外，三天未配给粮，结果有200多名工人用怠工方式表示抗议。厂方知道配给粮远远不敷需要，唯恐一次发给后被工人吃光，因而总是用两三天发放一次的办法来维持工人的不死不活状态。所以，在伪满后期，广大工人和贫苦人民，常常是以糠菜和橡子面度日的，无米断炊，揭不开锅的悲惨景象极其普遍。

    但是，工人的劳动时间却被拉长到最大限度，劳动强度被提高到无法忍受的程度。1939年至1940年，伪满一般工业部提到伪满后期千百万劳工的伤病死亡情况，使人不寒而栗，毛骨怵然。

    1942年1至6月，东边道开发公司工人患病者达1630人，死亡268人，而全公司工人不过3000多人。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特别是从华北被强制遣送到东北的特殊工人死亡最多。据伪满警务总局统计，1943年1至6月，各煤矿特殊工人死亡1154人。一个日本战犯也不得不供认：“在我的记忆中，最悲惨的一件事情就是1943年在兴安岭筑城工程中，4万名劳工有3000名死亡。”正是因为工人大批死亡，在各个使役劳工比较集中的地方，都无例外地有埋葬中国工人尸骨的“万人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丰富的资源，特别是煤炭资源早就垂涎三尺。因为煤炭、钢铁、石油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战略物资。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票后，在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的统治下，设立了北票煤矿复兴委员会及北票煤矿临时营业局，后改为日伪合办的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由1936年4月并为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成立了冠山、台吉、三宝三个采炭所。

    根据伪满洲国《产业开发计划》，从1937年着手大量开采掠夺北票煤炭。同年，在日本侵略者的亲自策划和监督下，开始大量开发三宝、台吉地区。开凿的这些矿井，于1938年和1939年先后相继投产。到1940年北票煤炭年产量就超过了100万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所需战略物资，特别是钢铁、煤炭的数量不断增加，日本侵略者便通过伪满洲政府炮制一个又一个的急需《物资动员计划》和《生产力扩充计划》，来推进它的战时生产。这些紧急动员计划发布后，那些在日伪统治下的煤矿工人的生活，就更加悲惨了。

    首先，日本鬼子在满炭系统强制矿工开展采炭报国运动。规定劳工每月勤绩30个以上，达不到30个的不予开资。根据满炭的要求，日本鬼子和把头不顾工人死活，逼着工人延长劳动时间，一般一天都要在井下干14到16小时。

    据老工人周炳玉回忆：那年他在冠山矿采炭所一坑当劳工，一次在600尺采煤，日本鬼子非逼他们一小班出300吨煤，他们20人拼死干了16个小时，只出了240吨。升井后日本鬼子硬说没完成任务，不给发饭票。

    台苗矿老工人王春说，他当劳工时，在台吉一坑采煤。一次，小班12个人，日本鬼子佐滕给下达采煤200车(每车1.2吨)的任务，如出不来就惩治。劳工们拼命干了一班，才出了130车。升井后，佐滕不仅不给打工票，每人还挨了好几个耳光子。

    老工人杨山回忆说：康德11年他在台吉一坑采煤，当二头子(组长)。那年9月他们在西部一斜坑采煤，日本侵略者池田大喊采炭报国，他说：今天一班230车的干活，磨洋工的不要，磨洋工统统不准升井。结果他们15个人干一班，连口气都没敢喘，到钟点才出了180车。鬼子池田火了，骂他们心坏啦，不叫他们升井，并又派人轮流监工，到底干了3个班。所以在劳工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日本鬼子真混蛋，三天两头大采炭，逼着咱们多挖煤，累得个个筋骨断。”

    日本鬼子为了更多的掠夺煤炭，根本不考虑矿工的生命安危，采取掠夺式的开采政策，逼着工人乱采乱掘，实行“前进扒两帮，一捅冒落光”的采煤方法，强制工人冒险作业，以人换煤，这就是惨绝人寰的“人肉开采”政策。那时井下经常发生片帮、冒顶、跑车、透水、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造成井下天天死人。

    “特殊工人”王殿荣被俘后，被押到台吉采炭所“报国寮”，第一天上班，他与3个难友被煤压在下面。有人要上去抢救，可是日本鬼子怕影响出煤，硬是不叫去救，结果3个人全被压死在井下了。

    仅据有关资料记载和部分老矿工回忆统计：从1933年至1945年，不到12年间就发生重大伤亡事故22例，其中死亡矿工485人。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北票煤矿期间，以各种名义抓骗劳工56530多人。在不到13年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用北票矿工的血汗，采掘并掠走了1051.8万吨优质煤炭。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3年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在北票煤矿残害死矿工共3.12万多人。如从1939年搞的所谓“采炭报国”运动算起，日本帝国主义每掠走1000吨煤炭，就得有4名中国劳工被扔进“万人坑”。可见，炭矿也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刑场！

    当年当劳工死里逃生的苏德林说：

    1944年(伪满康德11年，农历八月到十一月底)，北镇县长王甲第派我为大队长，去阜新平安矿带劳工下洞挖煤。因原来石敬臣率领劳工大队500人，早去阜新矿已经几个月了，他没管好，致使大部分劳工都逃跑了，待我去接替时，只剩有180人。

    这些劳工来自全县各村，多数是被摊派而来的，有势的人家不出劳工，有钱的人家雇劳工，没钱没势的穷人，才是被摊派或被雇去劳工的对象。不管你咋穷，就是家人吃不上饭，摊上也得去，不去或逃跑就算犯罪，抓、打、押、罚任凭处治。

    我接替大队长以后，首先按传统惯例，带领全体劳工在坑口搞了一次祭老君庙的活动，又杀猪、又读祭文，所谓祈祷安全。这只不过是心理上诱骗劳工们的一种麻醉荆，有意暗示事故出在谁的头上，下洞压死或碰伤致残，你都不要直接去怨当局与当权者关心不够，只有暗怨自己对“老君”这个“护命神”的不虔诚，以此来减轻当权者的罪责。

    为了满足狂妄贪婪的野心，日本鬼子不择手段地强力推行用人肉换取煤炭的“人肉开采”的反动政策。对劳工实行三班倒，置坑下水、火、风、毒、压等险情于不顾，强迫日夜下井挖煤，人死多少没关系，煤不可不挖。

    结果，不几天，就因冒顶，把朝阳堡的一个姓王的劳工活活给砸死在井下(据知这人家非常穷困，是被雇而当劳工)。死了就算死了，任何安抚都没有。

    平安矿上劳务分所，有个叫猪妖精的日本鬼子，对劳工是非常凶狠的，动不动非打即骂，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看。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因挂号的事，狠狠打了一个小队长两个耳光。

    有些小队长是为了发劳工苦难财不惜自己花钱上下走动“挖弄”来的。他们对劳工是经常打骂，公开向劳工们索要财物，什么坏事都干。其中，有一个小队长(北烧锅屯人)竞私自出卖劳工好几个。出卖一个劳工，顶少他要私得好处500元以上(所谓出卖劳工，就是他私得劳工一笔钱后，将他暗中放跑，然后公开向中队、大队报告了事)。

    此外，天天同我们劳工一起下洞挖煤的，还有几百人组成的所谓“劳光队”(是政治犯人的劳动组织)，头头是日本鬼子，领着他们天天下洞挖煤。走动时几个人用绳子串在一起，监管的特别严。我亲眼见到，他们有因吃不饱饿死的，有因下洞挖煤累死的，还有被冒顶砸死的，更有直接被打死的。时常看见抬着几个死尸，从我们旁边走过，埋到南山坡去。

    据目击者张玉昆见证：

    1944年(伪满康德11年)阜新新丘矿下菜园子，由日本鬼子用火车从关里抓来600多名所谓特殊工人，从车上下来，都是一串串全绑着。据说是日本鬼子坐着汽车，在山东、河北省农村，实行围屯抓青年，抓住一个绑一个，往车上一扔就拉来。到矿上立即把他们都圈到大房子里，周围全用电网围着，门口设几个荷枪实弹的岗哨，根本不准随便出入。下调挖煤上、下班时，也有日本鬼子用枪看着。

    当伪满洲国临近垮台时，这些特殊工人中，有一个带头的大汉。扛着铁锹，把600人队伍拉出来，领着队伍冲到门卫处，为首的工人，一个箭步冲上前，手起锹落，立即把门卫劈死，下了枪支垃着队伍就走了。

    1940年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节节失败，国内资源枯竭，日本侵略者公然在它所统治的鸡西各个煤矿提出了“少吃饭，多出炭”和“少用木头换煤炭”的口号，使矿区大面积空顶作业，加之井口通风不良，大冒顶和瓦斯爆炸事故层出不穷，死亡矿工人数成倍增长。

    日伪统治者为了处理大批矿工、工人家属的尸体，先后在恒山、滴道、城子河、麻山等矿修建了十几座死人仓库，挖掘了七个万人坑，每天用大车或汽车从死人仓库、病号房(工人叫它“太平房”)源源不断地向万人坑运送尸体，造成矿工心理上的极大恐惧和愤慨。

    日本法西斯为了销尸灭迹，掩人耳目，又在各矿设置了烧人场，修造了炼人炉，不到8年时问，就烧掉了近5万具户体。令人发指的是有的矿工、工属不等断气就被扔进死人仓库、万人坑或投入烧人场、炼人炉活活焚殁。

    城子河煤矿五井地区老工人张生讲：

    我是伪满死人仓库的见证人。伪满煤矿的死人仓库是临时放矿工尸体的地方，凡是矿工集居的工棚、训练所、矫正院都设有死人仓库。城子河矿的死人仓库是1942年设立的，比较大的死人仓库有三处：矫正院死人仓库、训练所死人仓库和二太堡死人仓库。死人仓库存放的尸体开始是用两副活底棺材往万人坑抬；后来死的工人越来越多，就用牛车或汽车往外拉。

    我是1942年被日本鬼子派到特殊工人训练所死人仓库、拉死人的。凡是死难的矿工和工属，不管男的、女人，衣服都被把头扒光卖了，然后把白条尸体成垛成垛地码在死人仓库里栽每天赶着大丰从死人仓库里往万人坑或烧人场拉死尸。

    日本鬼子把拉死尸的车叫做“白条车”。一车装十四五具尸体。夏天，死人仓库每天存放的死尸三五十具不等。冬天，每天要存放上100具尸体。把这些尸体拉到二太堡的万人沟(坑)后，50多具尸体垛在一起，然后浇上火油，点燃（拌）子烧掉。从1942年到1945年，仅城子河煤矿这三座死人仓库就拉出尸体5000多具。

    当时我们矿工把日本人叫小鬼子，其实他们的心比小鬼子还要狠，有些伤病工人没等断气，就被拉到死人仓库上垛；一经上垛，就是不饿死，也会被上面的尸体压死。

    我们城子河矿现任矿长聂志平，1942年被日本人从山东临沂县抓到城子河当劳工，因得了重感冒，日本人硬说是“伤寒病”，让把头刘百荣和陈广友把他拖到死人仓库，聂志平的叔叔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刘把头救他侄子一命，反而被刘百荣用炉钩子劈头盖脑打了七个大包。后来多亏他叔叔把聂志平藏起来，才幸免一死。而和聂志平一块从临沂抓来的斗云生因病没等咽气，就被日本人拖进死人仓库上了垛，被活活压死了。

    1942年，为了完成这个工程，日本鬼子强迫老百姓为其无偿劳作，成为其任意残杀的劳工，开始在五顶山修筑秘密军事工程。

    五顶山的劳工2万余人，全是外地人。大部分是来自热河、锦州、河北、唐山等地，多是当时抓的“浮浪”，其中也有华北、山东地方抗日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和所谓“政嫌”人员。抓来的劳工一旦被决定送往富锦五顶山，便被集中到指定的地点，给每个人戴一顶“黑帽子”，将头部套严，无论乘火车还是轮船，不到地方不准摘掉。

    日本关东军对全山劳工的管理是区、棚、队、班管辖。全山分若干区，山内由日本关东军统辖，山外由伪靖安军骑兵团设防。山内分东西南北四个区，每区下设若干棚(劳工住处)，每棚住100到120人，每棚两个从，每队4个班，每班10到15人(缺额不增补)。

    每棚劳工有一个日军小队看押(10到12人)，并配备3到5只日本狼狗。日军看押劳工的小队分两班，每7天一换班。狼狗白天由日本兵牵着，夜间全部放开。若想出逃，不用说那些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就是这些大狼狗也无法对付。另外每区设一中心大狗圈(有30多条大狼狗)和一个医务所(实际是屠杀劳工的机构)。

    劳工们开始进山时，还能吃上几顿玉米面饼子，后来就是黄豆粕子掺橡子面的混合稀粥。一年四季喝的是山水、雨水和雪水。最困难是穿的，劳工人棚分班编号后，每人只发一套作业服(灰更生布)，为此，不少劳工大都穿水泥口袋制的“纸衣”来遮体、御寒。这种奇异的“服装”，不论盛夏酷暑还是三九严寒，一年四季不离身。

    每天早上出工前，各班劳工集合在大棚前“点呼”(点出勤人数及个人号码)，然后，戴上“黑帽子”，在日本兵的监押下出发，劳工每人左手扯一条长绳子，右手持工具。每班一条绳子，时间长了，日本人也就把每班称为“条”或“串”。

    到现场时摘下黑帽子，按监工员的命令干活。中午不准出坑，发给每人两个黑饼子、一块咸菜。为此，劳工都不知道具体作业地点，更无法知道去现场的往返路线。收工后仍然“点呼”然后按“条”戴黑帽子回棚宿营。对劳工监视、看管最严是夜间，睡前“点呼”一次，一律头朝里睡，把每人的左肢用一条大绳拴住，五个人拴在一一起叫“一串儿”。夜间不许大、小便，有特殊情况时，则一串人起来，同去同归。

    日本侵略者是绝不会让中国劳工活着出五顶山的。在山内的劳工大致分两部分：一种是可以转移工地的，如修盘山道、盖席棚、修筑蓄水池、化雪池、伙房以及干零活的勤杂、开山打石头、打砂子的劳工均可以干完一项工程，转移到另一区去。但另一种挖山洞，挖秘密军用仓库、修碉堡、地下道以及攻防重要军事绝密工程的劳工：日程结束之日便是全部劳工“归天”之时。但无论哪种劳工都别想活着出五顶山，只是稍有时间上的先后罢了。

    日本侵略者屠杀劳工方法之多、手段之残酷，真可谓古今罕见。

    (一)劳工的“医疗所”和“狗圈”

    劳工们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伙食低劣得连狗食都不如，一年四季穿“纸衣”，住席棚，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怎能不得病？但是劳工最怕生病，有了病也挺着出工，劳工们也帮助瞒哄着，一旦被发觉(多半已是卧床不起者)，鬼子兵便拉着去送“医疗所”，多半是有去无回。

    劳工们把医疗所和狼狗圈看成一码事，生病的劳工被加上传染病之名后便是狼狗圈的“上宾”。鬼子兵们为防止活人被狼狗吞噬时发出惨叫声，事先给病人打一麻醉针，而后便投人大狼狗圈。

    鬼子兵们对山里所有的狼狗很少喂其它食物，大都以中国劳工骨瘦如柴的身躯为食，个个吃得膘满肉肥，皮毛发亮，整日瞪着一双血红的大眼。

    (二)贻害劳工的大烟土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工如果说有点“优待”，那就是从人棚编号起，每人每日发一个烟份，半年后发两个，超过一年的，每日发三个大烟份(约一钱半)。因此，劳工们全染上了鸦片烟瘾，就是离开五顶劳工区，也无法生存。说是“优待”、“治病”，实际是慢性杀人。

    一项绝密工程竣工，不用一枪一弹，只要三日停发大烟，全棚劳工便就地长眠。这大量的烟土，是日本开拓团专为五顶山军事工程种植加工的。

    (三)屠刀下的劳工

    同一区的劳工，棚与棚是严禁接触的。每棚四周全是电网，鬼子兵的岗哨居高临下地日夜监视。日本鬼子对劳工的要求异常严格，无论现场干活、往返路上、或在驻地食宿，发现劳工稍有违纪、反抗、逃跑的迹象，便当着众劳工的面，用战刀砍头示众。在干活时对“磨洋工”的、不慎损坏工具的，轻者一顿毒打，重者也照样砍头。有时也不知因为什么，日本鬼子酒后随便把哪个人拉出去砍头。

    (四)惨死于毒药

    一项工程结束，日本鬼子也要开个“庆祝会”，会后要给劳工一顿平日吃不到的好饭食：两合面的馒头，一大碗带油腥的菜汤、两块日本咸菜。劳工们常年不见米面，当然个个狼吞虎咽。可谁知，日本鬼子在饭菜里下了毒药。时间不长，全棚劳工便一排排、一条条地头朝里，规规矩矩地死去了。第二天，日本鬼子便宣布：“某区、某棚劳工得了传染病全部死亡。”为防止“传染”，倒上汽油，放火焚掉。

    (五)送劳工“回家”

    对入山较久的劳工们(幸存者)，当某项工程结束时，日本鬼子便大讲特讲：“劳工们辛苦大大的，送劳工回家种地，多多‘出荷’。”让劳工们到指定地点集中，点名上车。劳工们要照样戴上黑帽子，坐在蒙得严严实实的卡车里满山转悠，最后送到“万人坑”一车一车地杀掉。

    对临时从山下村屯抓去的车夫、干杂活的人也从不放过，先用铁条捆绑双手，逐个地砍头杀死。住富锦县大榆树乡宝林村的马运荣(外号马铁脖子)，便是1945年8月9日被鬼子兵抓进山的车夫，被日军在撤退前用战刀砍倒在南山区。这次共砍了13人，因马的主动脉没被砍着，半夜苏醒后爬出五顶山才死里逃生的。

    日本侵略者就是这样灭绝人性地用极狠毒、残忍的手段屠杀无辜的中国劳工。从1942年到1945年8月，在这座山上共杀害中国劳工2万余人。

    1943年10月后，日本关东军决定将北满各部队管辖的特殊工人5264人移交抚顺炭矿，支撑抚顺炭矿解决其“增加生产的最大难关，最令人犯愁的是劳动者的获得问题”。这些人分四批到达后，实际入矿5218人。他们是军事工程的幸存者，由于受到非人的劳动和生活折磨，到抚顺炭矿进行身体检查时，合格者只有72％。1504人患有各种疾病，其中患皮肤病者多达1038人，即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患皮肤病。

    本溪湖特殊工人住在大把头设立的大房子里，外面设有大小两层电网，特殊工人完全没有自由，无异于囚徒。为了防止特殊工人逃跑，实行了“连坐法”，即一人逃跑，大家受连。

    1942年初，本溪湖煤矿在特殊工人中设立辅导班，由鬼子兵大竹、田布两人总负责，并配有董少舟、白长福等三名中国翻译。辅导班直辖茨沟、柳塘两个辅导中队，中队下属为38个小队。这些中小队长均从特殊工人中选配……此外，在辅导中队里，日伪都在其中派驻特高系的特务人员，秘密监视特殊工人。

    日本鬼子还在特殊工人中挑选出年轻的300多人成立直辖系，由鬼子兵直接管理，下设4个小队，企图防止特殊工人逃跑。

    特殊工人住的大房子在本溪日本鬼子称其“纳工房”。纳工房冬冷夏潮，炎热之时臭气熏天，瘟疫流行。日本鬼子怕特殊工人逃跑，白天大小便也要请假，并有人监视；夜间去厕所除了请假之外，又规定了裸身大小便制度。

    1943年6月，日本鬼子又成立辅导班事务所，由辅导系警备队看守特殊工人住的电网和哨卡，在大电网内增设小电网，特殊工人上下班不仅有老工人引导行动，还加派了武装押送，并在特殊工人经常行走的路线上设置13个流动哨位，矿警增加到80多人。

    此外，在市区火车站也有流动哨兵，和便衣警察监视。特殊工人经历各种盘剥，终年囊内空空，真是寸步难行。在施加高压手段的同时，日本鬼子还在特殊工人住地开设妓院，选用妓女做耳目，监视特殊工人的言行。

    特殊工人的粮食限制很紧，伙食极其恶劣，经常吃稀饭和少许咸菜，窝头是发霉的粮食做的，根本吃不饱。特殊工人平时穿的劳动服和劳保用品极为有限。例如棉衣既不耐穿又不御寒，春夏之时。他们经常是赤足光膀在矿井内劳动。他们居住的大房子条件也更恶劣，冬天限制生火炕。夏季人多卫生极差，传染病时常流行，死人的事天天发生。

    1943年4月至5月间，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坑工人宿舍发生霍乱，因得不到治疗，有几十名工人病死。日本当局怕霍乱蔓延，竞将这一地区封锁起来，并命令万达屋诊疗所日本医师用注射器将10名霍乱病工人毒死。

    北票煤矿当时把特殊工人住的大房子冠以“报国寮”、“跃进寮”、“协和寮”等名称，而实则是集中营监牢式的大筒子房。室内低矮阴暗并潮湿，室内两铺大炕，每铺炕挤住二三十人，睡觉时一个人头朝里。另一个人头朝外交叉并列。每铺炕设一名炕长监视工人言行。大房子还设有舍规，睡觉时不准交头接耳，不准随时出屋，不准谈论国事，不准携带铁镐等铁器人内，夜间大小便不准穿裤子外出等等戒律。

    在北票煤矿的特殊工人帽头(柳条编制的矿工帽)上涂画上一个红圈，圈内写有一个“人”字，其目的是区别于一般工人，并把特殊工人视为囚犯。据北票报国寮的宋国昌揭露，寮内设有五种酷刑：

    1、骑木马。就是将人的四肢捆绑在一条木凳上，迫害时进行轮番毒打；

    2、蹲老虎笼子。在一个木笼上下左右钉满铁钉，钉尖朝外，施暴时人在里面坐不下站不起，只能活活被扎死；

    3、浆冰棒。在严冬季节，将工人衣服扒光，绑在室外柱子上，从头顶浇凉水，冻上一层后再浇上一层水，直至僵硬；

    4、点纸烟。将人手指缠上布，沾上汽油，而后点燃，活活烧焦；

    5、做细菌试验。给人注射上带有病菌的药物，使其传染上病毒迫害致死。

    在北票煤矿，日本队长、监工经常用皮鞭、木棒毒打特殊工人。他们手中木棒上刻有“打杀无论”字样。1941年8月15日，北票煤矿特殊工人因逃跑被抓回，报国寮的日本监工高木当众把特殊工人王大根活活打死，并张贴布告示众。“查王大根图谋纠众逃跑……罪不容赦，处以极刑，如有效法者遭同罪。”

    1945年8月15日，在长春公主岭被俘的日本关东军新京宪兵队公主岭分队军曹、特高班员犬泽刚对日军行动的回忆是一个最有力的佐证，说明中国的劳工是怎样在日军的魔掌铁蹄下生存的：

    叮当！叮当！……这摇铜铃的声音仿佛是一位老人在痛苦地呻吟。

    1945年3月8日早晨，在中国长春南侧的公主岭日军“森林兵营”里，一个日本鬼子边走边摇着破旧的铜铃。当时正值战况恶化，日军部队向南方转移之后，这个装甲车队的旧兵营，强制收容了许多中国人。这个寒冷、没有丝毫热气的旧兵营里，木板大铺上，只铺着一层薄棉毯，上面睡着一个紧挨一个的中国人，要想翻身必须大家一块儿翻，不然，有人就会被压到底下。

    日本监工是陆军伍长西原(兼宿舍长)，此时他正在长长的走廊里摇着起床铃。没起床的人披着被子坐在那里，起了床的人坐在薄棉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衣，然后无精打采地去厕所，厕所里的下水道都结了冰。

    在军需监察班里当宪兵伍长的我，把手插到大衣口袋里，又把防寒帽耳朵放下来，用力踩着脚，在长长的走廊里巡逻，向左右两侧的宿舍里望着。

    “西原君，在宿舍躺着的人太多了！今天有多少人出工？”我向摇铃的西原问道。

    “今天能有300人就算不错了。”

    “为什么今天这么少呢？”

    “6名受伤的还没好，还有50多名病号……”

    “他们不吃饭吗？”

    “吃啊！”

    “混帐！这可不行！如果把能吃饭的人叫病号，那么所有的不都是病号了吗？”

    “还有人在夜阃逃走了，所以一到早晨人数就减少。”

    “公主岭车站，不是说没有通行证的人不卖给火车票吗？也可能他们流浪在街头？”

    “不。在公主岭街上流浪的没有了，因为有宪兵专门抓流浪汉。是有人事先跟他们勾结好，把他们送到蔡家车站上火车逃跑的。”

    “现在是只要有钱就能逃跑。可是，如果有偷偷逃跑的被抓回来，就要活活打死！打死几个不算什么！”听我这么说，西原笑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兵营操场正中央的旗杆前面已经聚集了许多人。这里有日本职工，他们不在兵营里住，住在附近的职工宿舍里；有从佳木斯中学来这里“勤劳报国”(勤劳奉仕)的200名日本中学生；再有就是300名被收容在这里强制劳动的中国人了。在西原的号令下，来到这里的所有人一起先唱日本国歌，再唱满洲国国歌，两国国旗都升上天空。

    300名中国人虽然也参加唱歌、升旗，可他们对这种事都不感兴趣。有人在那里吧嗒吧嗒直跺脚；有人还穿着夹鞋和露胳膊的衣服。当西原最后喊“敬礼”的时候，所有的中固人都不肯低下头来。

    我是站在日本人队伍里的，所以，看中国人看得很清楚。我想，真是一群不懂礼貌的家伙，我在你们的国旗面前还敬礼呢，可你们自己却不敬礼。比这更严重的是，最近的战况恶化了，所以，我在街上走路时，总感到有人在嘲笑我，总感到中国人在进行着默默的抵抗。

    中国人是在许多人的监督下去上工的，他们每天要横穿铁路，步行两公里到飞机制造厂去上工。每天，他们都在寒风中袖着两手，沉默地来回走着，骑着马的宪兵在队伍周围巡逻着，警戒着。

    300名中国人又在工厂的操场上集合了。日本人职员和工人也集合了，然后，日本航空参谋总部派出的以军需监察官江口中尉为首的4名军官来到。接着到的是满洲飞行股份公司公主岭制造厂厂长西村、总务课长宫本、劳动课长恒成等人。

    江口中尉走上台去，接受日本人的敬礼。当他戴着白手套的胳膊伸直以后，1名少尉非常小心地从桐木箱里取出日本天皇的《圣战诏书》来宣读。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都几次低下头去。接着是宫本走上台去，照例地训话说：“为了东洋的和平，圣战已经进行了4年。取得了赫赫战果的皇军，要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关键就在于飞机的制造。所以，这副担子，就落到诸君的肩上了。目前，日军急需2000架飞机。日本人和满洲国民，都要在日满一德一心的精神指导下，来完成这个任务。”

    大部分日本人职工都对这么冷的天气在露天开会感到不满，至于中国人就更没有一个人听这些训话了。解散以后。日本人职工都回到各分厂去，中国人也都袖着手走进了厂房。

    这些中国人本来并不是这家军用飞机工厂的工人。是因为在奉天(今沈阳市)找不到活儿干，饥寒交迫，没办法才来到这座工厂的。去年12月末，由于这座工厂受到美军的轰炸，因此搬到公主岭来了。

    日本人职工除了一部分是老工人外，大部分是从日本农村参加开拓团而到中国东北来当工人的。这一批人来到中国时只有15岁左右。

    工厂里，没打包、没开箱的机器和原材料到处乱堆乱放着；角落里可看到日本人职工和学徒在那里开着机器干活儿。这座工厂原来是航空队的后勤仓库，厂房上的玻璃都是破烂不堪的，风雪嗖嗖地往里灌。

    中国人一来到工厂，就被带到没开箱的机器旁边。现场的监工，用木棒驱赶着他们，搬运那些机器和原材料。中国人的脸上显出了他们很寒冷，很疲劳，还有为不堪侮辱而苦恼的心情。

    我一直监视着他们干这些活儿。我想：“飞机，飞机，特型攻击机的制造是最重要的！不管有多大的牺牲，也要为战争胜利而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我一看到中国人慢悠悠地干活儿，心里就生气。

    在我的头脑中想像着工厂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特型攻击机和特型攻击机满载着炸弹去击沉中国人军舰的情景。事实上，就在这家工厂的旁边，驻扎着一个航空队。每天，日军的少年航空兵在那里接受着特攻训练。

    这时，有两个中国人用一根扁担抬着一台电机走了过来。突然，那条扁担“嘎吱”一声断了，电机一下子掉到水泥地上，发出“咕隆”一声响，主轴撞弯了。我走上前去，“啪、啪”打了他们每人一个耳光。“畜生！找死啊……”我怒骂了一句，又用木棒殴打前边那个人的腰部，把他打得趴到地上，还不断踢他的肩膀。

    这个人年龄大约30岁，颧骨突出的脸上，眼睛紧紧盯着我。我再次抬脚将他踢倒。当现场监工走过来时，我对他说：“这个姓刘的混蛋，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你注意他一点！”说完，我又踹了娃刘的一脚，然后把这里的事情交待给监工，来到另一个车间。

    在这个车间有一个日本人正在老虎钳子上用锉刀锉着什么。走到他的面前，我把防寒帽耳朵系上了，然后又解开了，动作很自然。这时，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他向车间一角的工具库走去。这个人是新京(长春)宪兵总部派来的伊藤曹长，任务是暗中侦察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政治活动，所以隐瞒了真实身份，装扮成普通工人。

    在这座工厂里，除航空队的士兵外，其余的日本人也都是隐瞒了真实身份的。我跟他走进工具库，在一张“工具申请书”上把姓刘的中国人的事情密报给伊藤。

    我当时的任务是监视发动机车问的150多名中国人。他们有的正在往水泥地上安装机械，有的在挑土筐，有的用铁棒或扁担运送机械，还有20人正在搬运一台大机器。

    那个姓刘的中国人正在忍着腰伤用扁担抬运机械零件。旁边一个工人刚想去替换他一下，监工就拽住工人的衣襟往旁边一拉，衣服一下子扯出个一尺长的大口子。

    我想：“谁要是对制造飞机有妨碍，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机械和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到，都是中国人用双手和瘦弱的身体、肩膀搬运的。在日本的航空参谋本部，把关东军士兵中的技术人员组织成700人的技术队伍派进了这座工厂。

    可是，直到4月份，日本资本家代表团来到这里参观时。这里还只能制造机翼和机舱，而最重要的发动机却一台也没生产出来。

    我、江口、西村……不管我们怎么着急，结果不仅中国人不肯干活，连日本人也在怠工，人员还一个劲地减少。

    当天的工作一直继续到深夜。下工的时候，在监工的辱骂与棍棒殴打下，干了一天活儿的中国人还要在工厂正门排队接受搜身检查，挨打受骂。

    根据我的指示，门卫把姓刘的中国人扣住了。关了两个小时以后，他被送到宪兵队的讯问室。我穿着宪兵的军服，带着满身的酒气，拿着粗皮鞭坐在那里。在我的桌子前面，姓刘的被脱光了衣服坐在板凳上。

    “你是故意让机器掉下来摔坏的！”

    “没有这回事！”

    “是谁派你来刺探皇军军事机密的？”

    “不知道！”

    鞭子“啪、啪”地抽在他身上，抽起一道道红色的血痕，而他却咬紧牙关忍受着，不肯出声。我气得全身发抖，疯狂地抽打着他那已经变成紫色的、鲜血淋漓的脊背。

    在隔壁的房间里，铃木军曾正在拷打一个日本青年工人。他是因为母亲生病打算离开工厂返回日本。只听见铃木喊道：“你还算是日本人吗！你说讨厌战争是不是！我就让你更加讨厌啦！过来！”这时又响起打耳光的声音。“你知道吗？现在，皇军的士兵正在那里拼死拼活地作战呢！”

    于是，我马上比铃木更卖力气地殴打、辱骂娃刘的中国人……

    在“公主岭宪兵分队”的黑色建筑物里，每逢深夜，都有这种皮鞭声、呻吟声冲向静谧的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