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孤独是

    对现实的结果无能为力，对重复的失败无法自拔，于是尝试一次又一次去追问为什么。凡事没有答案的日子都是孤独的，但有了这样静寂的孤独，才有可能找到答案。

    有些日子，只记得事，因事想人。有些日子，却记得人，因人而记事。

    比如在记人的那些日子里，我记得你说“我不”时的决绝，记得你说“好吧”时的妥协，记得你说“可以”时的踌躇，记得你说“再见”时的不舍，一层一层，像大学校园里清洁工人来不及打扫的落叶，踩上去有厚实的质感，却也像是迷宫，层层都是我们对未来的迷惘。

    好像每个跳跃的日子里，都有一个“为什么我要这样”的问题如鲠在喉。

    为什么我要加班呢？

    为什么领导讨厌我呢？

    为什么我要读这所大学呢？

    为什么我要住这间宿舍呢？

    为什么我控制不了现在的生活呢？

    为什么我不能让某些人喜欢我呢？

    为什么每一个人过得都比自己快乐呢？

    为什么我要对不喜欢的人强颜欢笑呢？

    为什么呢？

    不是每个人都能在那样的日子里找到答案，生有时是为了答案而活，活有时却是为了某个理由而生。但好在，只要你沉下来，能被人看到，自然就会有人告诉你答案。

    刚进电视台参加工作的我，什么事都很积极，抱着怕被开除的心态，别的记者每天做一条娱乐新闻，我会努力做三条。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偶尔向同事抱怨。直到他那个“打怪升级”理论彻底给我洗脑。

    至今，只要有任何觉得自己做得太多而别人干得太少的时候，想想他曾告诉我的那句话，心里就舒服多了。成长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不如意，归根到底都是因为和别人相比。不看别人，只看自己是否有获得，那么幸福感每天都是满满的。

    从中文系毕业，不懂新闻，做出来的东西只有一个原则——自己感不感兴趣。

    大多数孩子都觉得自己很特别，其实在外人看来他们都一样。而从事传媒的孩子却恰恰相反，每个人都想做出令全行业人士为之膜拜的作品，一个比一个自我，却打心底里认为自己能代表所有的观众，比如我。

    那时我做出来的自以为特有水准的新闻，除了几位相同年纪的同事表示理解之外，其他很多前辈都不明白我的理念是什么。制片人小曦哥说：“你做出来的东西只有你自己理解，但理解和懂不是一个概念，等到你真正懂的时候，你就能做出好的娱乐新闻了。”

    我就在这条“自己理解”和“真正懂”的路上跌跌撞撞着，有时候也会想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做这一行。

    有一天，我从外面拍摄回来，办公室里只有台领导和小曦哥两个人。我很清楚地听到台领导说：“刘同根本就做不好电视，干脆让他走人吧。”我顿时就傻了，热血上头，嗡地一下就炸了。原来这种自我的做派，早就让领导看不下去了，我到处跟人去解释，别人觉得不懂就是做得不好，干吗要去解释呢？而自己也蠢到家了，自信心爆棚，觉得每个人都能忍受自己，直到对方亮出刀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玩笑开大了。

    我站在办公室门外，不敢踏进去，也许进去就真正要离开这个行业了，过了好久，我站在那没动。里面的谈话也静止了，突然我听见小曦哥说：“我觉得刘同挺好的，他能够一个人坐在家里熬一个月写15 万字的，一天十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他能坚持，也有想法，他肯定会明白的。”他甚至都没有在最后加上一句：请再给他三个月时间的期限。

    好像在他的眼里，我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娱乐记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刚参加工作的我，面对全新的人群，不知道自己有何不可替代的本事，过得颤颤巍巍，于是总想着整些幺蛾子的创意去突出自己，小曦哥这么一说，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真正的优点——坚持，不妥协，可以为了一件事情死扛到底。发挥真正的优点，比另辟蹊径更为重要。

    后来我成为北漂族，融入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工资和自己播出的新闻数量挂钩。我刚从湖南台过来，做娱乐新闻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画面上加各种效果的字幕，于是某天晚上我把娱乐新闻编辑好，把包装提纲也写好后放在一起，等着第二天一早审片。

    到了第二天审片时，我发现并没有我的新闻，去询问时，后期编辑拿着我的包装提纲对责编说：“这个人是不是新来的，懂不懂规矩？

    三分钟新闻十几个特效字幕，他当这是做综艺节目呢？以后他的新闻我全都不包，爱找谁找谁！”

    我特别想不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有人在别人面前批评我时，我总是恰好在场……“这个人是不是新来的？”“他懂不懂规矩？”“以后他的新闻我全都不包，爱找谁找谁！”每句话都让我难过。

    一名新的北漂，因为不知道融入环境，也不清楚未来在哪里，迎头就被质问是不是新来的，是不是不懂规矩，然后因为新来和不懂规矩把自己的前程给毁了，找不到后期编辑帮我包装，更重要的是，自己白天努力做的新闻根本不能被播出，也就没有工作量，连活都活不下去。

    我尝试让自己挤出笑脸对后期编辑说：“对不起，是我不懂规矩，我以后不会了。”也许他会对我挥挥手说下不为例，可我鼓起勇气看着他的时候，他连正眼都不想看我。

    人可以因为委屈，而作践自己。但不能为了生存，而放弃原则——我在心里闪过这个念头之后，转身走出后期机房，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而是回到工位上沉默，想着自己如何考上中文系，如何努力进了湖南台，如何与父母告别来到北京，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好惨，惨就哭吧，哭了确实会觉得舒服一点。

    当时节目部的总监卓玛站在我旁边看我哭了半分钟之后，说：“好了，哭好了是吧，跟我进去。”

    我跟在她的后面进了后期机房，机房里除了有后期编辑之外还多了一位后期主管。卓玛问清楚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然后把一本放在了桌子上，对后期人员说：“以后刘同的包装提纲必须要给我完成，哪怕他当天晚上给你一本，第二天你也要给我包完，要不你就别干了。”

    我站在她的身后看不清她的表情，不知道是微笑着说的，还是严肃着说的，其实那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只知道我在北京最无助的时刻，卓玛站了出来，用她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给我答案，让我知道自己无须为工作而妥协自己的态度。也让我意识到，对于一个北漂的新人，最重要的不是简单的安慰或者鼓励，而是在他们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时候和他们站在一起。站在一起，比说什么、做什么都来得重要。

    时间往前回放几年。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泾渭分明的青春，像鸡尾酒，被一路上记得住又记不住的调酒师把弄在手中，晃动晃动，透过玻璃，最终能看得到清晰的走向。

    21 岁，我参加电视台的面试。主考官问我平时看不看电视。我说不看。他说为什么不看。我说学校根本没有电视。他说总得看过一两个节目吧。我说那倒是。他问比如。我说比如新闻联播。他问新闻联播的优点是什么。我说我看得不多，如果非得说新闻联播优点的话，那就是播出很准时，每天都是7 点播出，很多人拿它来对时。后来我就面试成功了。可惜这位老师我再未见到过，想感谢他也没有机会。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渐渐忘记了他的长相和名字，只记得他用录取的方式告知我：你有一副有趣的脑子，请珍惜。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他让我保持着自己的思维方式一直到今天。

    一些人对我们做了一些事，有人只当是日常生活中的无心之举，有人却能读出一个轮回的历史。一些温暖，能让你在自己身上发光发热，传给他人。一些伤害，也能让你亮出胳膊，提醒自己何谓底线。

    那时年纪小，不知道如何表达心中的感激，只能用记日记的方式留存，等到多年之后的某一天，装作淡定地说，你知道吗？那时你对我真好。说者有心，听者却早已忘记。也许对方根本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歌颂的事，也许这对于他们来说只道是平常，也许你并没有及时答谢，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只这么对过你一人。

    我们常问为什么，沉下来，看一切，我们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