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农历二月),一场更加惊心动魂的武装斗争就要到来了。
当时,以毛简青和罗纳川等人为核心的中共平江县委,为了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更大的打击,同时也为了营救县委组织部长朱璋出狱,决定趁驻守县城的敌人力量薄弱之机,再发动一次数万人大规模“扑城”的暴动。
山雨欲来,平江山城显得很不安宁。大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那些“黑狗子”也像是嗅到了什么不祥的气味,抱着枪在哨位上时不时地伸出头东窥西望的。他们在找什么? 在墙壁上,电线杆上,尚可发现一些被撕布告的残余部分,被雨水淋湿的字迹隐隐约约的也尚可辨认。其中,1928年2月×日的一份,是中共平江县执行委员会驳斥平江清乡委员会的檄文。抄录一部分如下:
工友们,农友们,一切革命的民众们:
反动豪劣地主结合的平江县清乡委员会,现在公然□□梭镖带领军队下乡来向你们进攻了。他们一面来烧你们的屋,杀你们的人,宰你们的猪、牛,抢你们的财物,奸你们的妇女;一面满口说出假仁假义,似是而非的欺骗群众的话,发出狗屁一般的告民众书,想使你们抛弃革命,将来好把你们任意屠杀,把你们做他的下酒物。
工农们!你们想想,他们豪劣地主的用意,是何等恶毒啊!他们说:“共产党假打土豪劣绅的口号,任意杀人放火。”
工农们,这是有事实摆在面前的,我们烧的屋,如南乡王季兰、傅任卿,去年勾结土匪阎仲儒、恶官王紫剑,在平江四乡任意捉人,尤其是在安定桥、思存(村)见人就杀,在献钟一个早晨杀二十一个农民。试问这一班人,哪一个不是土豪劣绅?哪一个不应杀?哪一个的屋不该烧?哪一个财物不应没收?反转来看,他们所杀的人,哪一个不是工农?他们所烧的屋,哪一栋不是工农的屋?他们所抢的衣物、牛、羊,哪一件不是工农的东西?又说:“共产党惯走江湖,在抢得洋钱满腰包之后,就桃(逃)之夭夭,丢下你们去送死。”这更是故意挑拨,造谣生事!
其实共产党员,无论谁也不敢吃铜,无论谁犯了吃铜的罪,都要枪决,试看现在的共产党员,哪一个不是穷得精光?哪一个有丝毫吃铜嫌疑?更明白的说,共产党是要打倒私有制度的,难道自己还想发财吗?我们共产党是杀不怕、杀不尽的。他们尽管杀来,看谁杀得赢些他们。又说:“共产党要工农打梭镖,出壮丁,放哨,开枪,杀人,放火,荒废春耕。”
工农们!这更是你们应做的事,没有梭镖,你们把什么杀土豪?不放哨,不杀人,不放火,你们哪里能够杀尽反动派?不杀尽反动派,你们怎样安生?可怜你们年头到年尾,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谷子,自己一顿饱饭也没得吃,都要送交土豪,还不能马虎一点,不然,土豪就要把你们送官,坐牢,打屁股。你们向他借钱,就要十分八分的重利,盘剥得你们精穷,那些劣绅更是帮助欺侮你们,还要你们请酒,送年。你们自己没得吃,哪里还有力量养豪劣?
他们又说:“前次扑城时,共产党首领及游击□□面,都要徒手工农打先锋去送死。”这更是不符合事实!那天攻城□□□□是游击队的特务□□在寺前会龙潭一带的,不□□那天没有会龙□□,反动军队渡河包抄,共产党领袖,哪一个不是挺身冲锋,□□□□□指挥呢?这回阵亡的烈士有几个不是共产党的党员呢?你们只有始终站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下,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而努力,而奋斗!
这一类的宣传,显然是很有感召力和说服力的。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愿意跟共产党走,那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毛简青、罗纳川等共产党人再次“扑城”的号召,真可谓一呼百应。
在酝酿这次暴动之际,平江正处于一片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暴动委员会的第一步行动,不能不谨慎,不能不注意保密。开始,他们只在党内、游击队内和农民自卫军内进行动员,做好战前的各项准备。时机快要成熟的时候,便普遍在各村庄组织了班、队。
老百姓起来了,那力量是巨大而可怕的。不几天,从18岁到45岁的男子,都自愿报名要参加“扑城”暴动,连妇女和孩子们也不甘示弱。用回忆者的话说,“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儿的,都忍不住要动手去宰那些王八蛋了”。
为了封锁消息,他们切断了前往县城的所有通路。这时候,如果你是一个陌生人,你有什么事去了乡里,那么好吧,你就走着瞧——“站住!”走着走着,便有一支梭镖从路旁的大树后伸出来,拦住了你的去路。有自己人开的路条吗?没有,那么请你向后转,回去!
这是不能有半点客气的。村里,正热火朝天地干着呢:熬硝的,在制造土炸弹;掏树心的,在制造松树炮;铁匠们赤膊抡锤,加紧打造梭镖大刀。总之,这些都不能让外人知道。
当时,游击队拢共只有三百多支枪。“扑城”的农民怎么办?没法子,只好使用土炮、梭镖、斧头、大刀、钩镰、扁担、木棒。干粮嘛,也得准备够吃三天的。人多极了,怎么统一指挥呢?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用稻草编作 一条一丈多长的“秆龙”,将它高挑在竹杆上作为一面“稻草旗”,用来指挥暴动队伍的行动。
攻城的口令:前进叫“犁庭”;撤退叫“扫穴”。相互识别的标记也很有意思:一般群众的腰间系一根草绳,班长以上的骨干分子腰间系一根秆棕绳。至今,还有许多人记得那句顺口溜:“革命分子棕包秆,农民分子系草绳。”
这样的准备够了?不够。庞大的农民队伍一旦行动起来,那可真像山洪爆发一般,没有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是不成的。于是,暴动委员会又做了统一的调整:以区成立大队,以乡成立中队,以村或屋场地段成立班;每班十余人,几个班编为一个中队,几个中队台为一个大队。班长、队长,都是由作战勇敢意志坚定的人来担当。
总指挥是谁?余本健。
政治委员呢?罗纳川。
总指挥部麾下还设有敢死大队,破坏大队,侦察大队,运输大队。四个大队的负责人,个顶个的都是响当当硬汉子。好家伙!敢死大队长邱训民;侦察大队长赖汝樵;运输大队长袁兆祥;破坏大队长是谁?没有记载,也许是一个不便告人的神秘人物吧。
至此,暴动的准备行了吧?
还不大行。总指挥部又下设了四路指挥:东路指挥钟次农、方浩然;南路指挥袁金如、陈再励;西路指挥钟仁陔;北路指挥喻庚、赖汝樵。
当时,共产党在平江各地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这年早春,上东、下东、南乡、北乡、西乡,都分别成立了特委。五个特委书记是:吴钦民、罗纳川、邱平川、刘宗义、胡筠。
特委的工作真是了不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被动员起来了。
当时,东乡献钟镇的一个印刷所的小学徒,也学着父兄们的样子参加了义勇军,这个小家伙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他的名字叫方强。方强将军的回忆颇为动人——
他说,当时平江的东、南、北三乡和西乡的一部分,都已经成为赤色区域了。在通往县城的各条道路上都设下了哨卡。哨兵们拿着梭镖、马刀、锄头什么的,发现有人过来就要盘查一番。可疑的,扣押;不可疑的,可以过来,但不准再入城去。如果是逃跑的土豪劣绅呢,那就对不起了,拉到山坡上或是树林里,干掉他!
他说,预定“扑城”的日期是旧历二月二十五日。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到来之前,人们都忙得很呢。游击队那三百多支枪怎么够用呢?远远不够。为了加强火力,他这个小学徒也跑跑颠颠地收硝磺去了。收硝磺作啥?装松树炮嘛。
献钟出产爆竹。他的祖父就是一位爆竹工人。于是,小方强灵机一动,便跑回家去对祖父说:“公公,我要用点硝磺。”
祖父正在给一捆捆的鞭炮安药线呢。祖父问:“要多少?” “越多越好。”听了这话,祖父便停了手里的事,默默盯了他一眼。方强参加义勇军的事,可没有对祖父说过,然而他早就心中有数了。有一天夜里,方强跟其他战友跑到汨罗江对岸,收拾了一个很坏的大土豪。他回来敲开爆竹店的院门,就被祖父一把拉进去,随即将他推到床上,嘴里骂着:“造反啦!这么晚才回来。”可是脸上却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
这一次呢,祖父又从他的眼睛中看出了秘密。于是,老人埋下头继续做活儿,同时轻声告诉他:“两袋硝磺在里间柜子上,你都拿去吧。”方强高兴极了,立即跑到里间扛出袋子来。走到门口,他扭头说:“公公,不要告诉别人!”
祖父便瞪了他一眼,骂道:“小小的人这样噜嗦!”方强跑了。以后,他又到处去讨要硝磺,跟同志们一起装配炸弹和松树炮。那些炸弹,都是用洋铁皮焊制的,做得像一只只罐头盒,外壳裹着一层白布,里面塞满了硝磺、石子和铁砂,像摔炮一样一撂就炸开了。松树炮呢,总得有六七尺长、一二尺粗吧,挖空了里面,外面打上几道铁箍,然后装上炮药和碎铁皮,再用泥土填结实。引上火,“轰——!”一声巨响,打得不算远,也有挺大的杀伤力,只是容易炸裂,放上几炮那炮筒子就报废了。
方强说,到了旧历二月中旬,暴动的准备工作都差不多了,敌人好像还蒙在鼓里。这才好呢,让那群混蛋等着瞧!在那些日子里,平江的老百姓犹如寒冰之下的一江春水,汹汹涌涌的仿佛随时要突破堤岸了。瞧瞧吧,在短短的三天内,暴动的响应者竟多达20万人,这将是何等雄浑而可怕的暴动狂潮。终于出发了!
那一天,是1928年3月15日。
平江的20万农民大军,从各个指定地点向县城进发了。好家伙!烟尘滚滚,浩浩荡荡呵。
他们不明言暴动。他们像是过节。在暴动队伍的最前列,走的是铳炮队,这些人一边嗷嗷叫着,一边朝天上打铳放炮:“轰!轰!轰!”“嗵!嗵!嗵!”好动人心弦呀。
跟着的,是大鼓队,大锣队,大号队。“呼咕隆咚!”“嚓嘁嚓嘁!” “嘀哩啦哒!”多令人振奋啊。
再接下来,便是五色缤纷的彩旗队啦,跃跃欲试的舞狮队啦,长龙一般的彩龙船队啦,还有什么故事队啦,道士队啦,和尚队啦,好热闹哇。队伍中化装的人很多。有的人披麻戴孝却暗露喜色,给谁送葬他的心里清楚;有的人背柴负薪,看样子像是进城换几个辛苦钱的樵夫;有的人牵上一头小毛驴,那驴背上驮着一个并不害羞的小媳妇。那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化装队担负的是特殊的任务,他们要先行入城作为内应,只要听到城外发出的战斗信号,他们就要操起家伙干上了。
暴动队伍逼近那山城的时候,便迅速分为四路人马。东路队伍从三眼桥出发,经横槎、破碧滩、童家岭,进入三阳街;南路队伍从安定桥出发,经大桥、石子岭、长冲,突进鲁肃山;西路队伍如何行进,没有人记述;北路队伍由钟洞童家坪出发,经烟舟、白源、暹江,再抵北门画桥。
在各个出发点集结,其实也不是容易事。就说东乡吧,沿着汨罗江只有一条石板大道通县城,路又窄人又多,乱哄哄的快走到半夜才赶到三眼桥。三眼桥附近有一个庙。暴动队员们就在庙里小憩一下。天冷,他们就拉倒那几尊木菩萨,点上火烧了。菩萨不保佑穷人,该烧。他们骂着,急着去攻城。
哪里是主攻目标呢?
北门。
知道攻城的信号吗?当然知道。
次日拂晓,主攻北门的一声大炮响,那就是暴动开始的信号。
此时,东路的化装队已经进入城内,各路大军也浩浩荡荡进入城郊了。
守城的兵丁们,在曙色之中望见那些农民抬着又粗又黑的大家伙,想必他们会惊讶得伸长了脖子直瞪眼,他们像傻瓜似的高声喝问:“站住!抬的那是个什么家伙?”
“轰——!”就是这样的家伙。
这一下,那几个兵丁认识松树炮了。他们还没醒过神来,敢死队已经抢先冲过浮桥,呼喊着杀向东街。东街的兵丁们睁开矇眬的睡眼,慌慌张张操起枪跑出来直嚷:“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就这么回事——“交枪不杀!”
随即,南路人马冲到了黄沙滩,北路人马冲过了画桥,他们很快与敢死队合兵一处。城里的化装队呢,早已抛掉了各种伪装,抽出暗藏的武器杀上去了。
激烈的巷战展开了,他们能打赢吗?瞧瞧县城的地势吧:它,被汨水围抱了东南西三面,河面宽二三百米,估计水深可没颈。河上本来有浮桥可通行,但是中间的几节却被敌人拆掉,将东南方面的八九万人阻挡在三阳街一带。对岸已经响起了敌人的机枪,许多人急得直跺脚。怎么办?怎么办?
寒春时节,水冷刺骨。没有别的办法,义勇队只能冒着弹雨抢渡。中流的水势又深又急,其实已经淹没了头顶。有些人过不去了。敌人的机枪在猛扫,一些人就牺牲在河里,一些人又牺牲在岸边,冲上去的人一部分被打回来;另一部分顽强地杀进城里去了。
这时,他们多么需要强大的火力掩护呵。然而,哪里有那样的火力呢?
他们手里只有几十支步枪,再就是土枪、松树炮,而梭镖大刀这时有什么用呢?其实,松树炮也不大管用,目标小,又不容易瞄准,放了几炮,只杀伤了几个士兵。
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驻守在这里,他们打老百姓还是很有办法的。起初,仿佛有人突然敲了他们一棒,他们的头上懵了一下,随即清醒过来开始反扑了。他们嗷嗷叫着放枪放炮,拼命倾泻他们的无耻和不义,这就是对给他们衣穿供他们饭吃的劳苦大众的报答。
这群家伙的火力很猛。然而,在上滩浅水区,已经有义勇军的几支队伍过去了。他们与先头部队一起,呐喊着冲到东城的黄沙滩、菜园和丁家埠一带,跟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从北门一度攻入城里的农民义勇队,虽然也夺下了偌大的一块地盘,并且缴获了几支步枪,但是,遇到坚固的工事他们就难以攻上去了。敌人猛烈的火力,迫使他们不得不且战且退,到底还是撤出了北城门。
暴动指挥部正在调整火力,准备发起总攻击。
就在这时,有情报说从长沙开过来两个团的敌军,已经赶到城西的瓮江铺了。这么多增援的敌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怎么办?再蛮干下去,就会招致更大的伤亡。余本健和罗纳川在危急关头断然决定:撤!
松树炮“轰——!”“轰——!”大吼着,阻击着对岸的敌军,掩护着自己人撤退。队伍全部撤到三阳街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当时是下午五点左右,游击队的弹药所剩无几,哪里还能再度攻入城中呢?也就在这时,敌军突然发起反攻,来势十分凶猛,这些家伙在手拿梭镖棍棒的农民面前,都成了敢打敢冲的英雄。
这场“扑城”激战,进行了大约八个小时。现在,各路指挥员正加紧行动,让农民先行撤出,游击队在后面掩护。农民,毕竟是农民。一见攻城不下,敌军弹雨如蝗,他们已是乱了阵容和打法,此刻又见敌军呐喊着射击着追上来,便乱纷纷地转身撒丫子就跑。
人多道窄,追兵又狠。这一跑,可就是一场大乱。一路上,死的,伤的,挤掉在沟里的,逃入河中的,也不知到底有多少。那可是20万人哪,汹汹涌涌的一片狂潮,连撤退的时候也是浩浩荡荡的。
只看东乡的那路人马吧:从黄金洞经长寿、嘉义、献钟、三眼桥至县城的近百里大路上,暴动的队伍一直不断。前头的打完仗撤回来了,后面的队伍刚刚离开出发地点不久,离县城还有几十里呢。于是,后上来的就大声叫:“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别他妈的鬼叫啦!”退下来的没好气,嘴里骂骂咧咧。游击队撤到距县城五六里外的地方,便迅速占据了有利地形进行阻击。
就这样,大批的农民弟兄安全撤回乡里,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
20万人的大规模“扑城”,竟然落了这么一个结局。
然而,不论如何,3月16日这次农民暴动是了不起的壮举,是即将到来的平江起义的序幕。
此次“扑城”,使国民党当局大吃一惊,想不到平江会掀起如此巨大的风浪,于是急忙派遣三个师的兵力去“清剿”。“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那个臭名昭著的口号又被叫得连天价响,又一场腥风血雨席卷了汨罗江两岸。
3月17日,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长朱璋遇难。朱璋牺牲之后,平江县委随即改选,毛简青仍任县委书记,罗纳川改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张幄筹。
27日,由于叛徒告密,驻岳阳翰林街的中共湘鄂赣特委机关被敌军包围,特委书记郭亮和周尚武不幸被捕。敌人将他俩押解到长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终不能使他们屈服。当他们牺牲在刑场上的时候,平江劣绅李铁桓正在长沙组织“旅省清乡会”。紧接着,李铁桓一群败类就伙同国民党军队杀奔乡里,去清剿参加过“三月扑城”的劳苦大众了。
那些反动的土豪劣绅和挨户团还不住地讥笑“扑城”,他们编了顺口溜:“平江革命真好笑,松树挖空作大炮,鱼叉钝铲打冲锋,梭镖鸟铳逞英豪。”
他们笑够了,便又瞪起眼睛吼叫:“杀!杀!杀!”一改失势之际的可怜相,毫不留情地下手了。
面对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平江县委决定派毛简青、张幄筹和欧阳桂生三人,秘密去找省委并通过省委向中央汇报情况,以求应变之良策。此时,平江县委的工作都落到了组织部长罗纳川的肩上。
至4月3日,国民党反动派的正规部队开始到平江大规模清乡。这时候,醴陵的农民暴动已经失败,仅东南乡一带的老弱妇女就被屠杀了一万多人。现在轮到平江了。
平江的伪县长罗策跳出来,带着他的爪牙气势汹汹杀至东乡。他大叫:“杀!有报即杀!看穷光蛋们还敢不敢造反,杀!”
也就在本月中旬,湖南反动当局又加调程培生独立师和刘凤池师杀赴平江。这两头丧尽天良的猛兽,在动员士兵们的时候张开大口,不约而同地这样吼叫:“血洗平江!人换种!地翻边!”
国民党平江县政府的要人们一听,立即为他们摆下酒宴接风洗尘,禁不住相逢抱拳,弹冠相庆。酒至半酣,一个大土豪躺在地上打滚大哭,叫道:“共产党搞得我家破人亡,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周围的坏蛋便一哄而起,眼珠子部瞪得溜圆放射出血色,都急不可耐地要动手了。
他们杀人,还要杀得正规,杀出一个威名来。他们不仅有军队,而且有挨户团、难民团之类的反动武装。5月里,却又要正式成立一个平江挨户团常备队——挨户去作恶不够,还要“常备”!这一个常备队便拥有六百余人,五百八十多支枪。其队部又下设四个大队,每个大队还下设两个分队。这些嗜血成性的爪牙们,就分驻在平江各区充当职业杀手。
当年平江县境内的人口超过五十万,可怜如此众多的父老乡亲,随即陷入被烧、杀、抢、掠的大劫难之中。这些没有人性的野兽,杀人烧屋竟然如同进行一种惬意的比赛。他们闯入农民家里,抢了财物,奸污了妇女,还要放火焚烧房子,逮住猪、鸡、鹅等家禽,带不走的便架在柴火上烤得吱吱作响,然后乱哄哄围作一团口咬手撕,大吃大嚼。据地方报载,匪徒们烧了北风洞的一个共产党员家,还将他的老母亲扔进火里去,他们就坐在噼噼叭叭的烈火旁,吃一只烧烤得焦煳的小猪,一边喝酒一边大呼小叫地划拳猜令。真不知这些该死的都有没有父母妻儿。
在北乡虹桥一带,阎仲儒的难民团为非作歹更是令人发指。什么难民团? 彻头彻尾的杀难民团,害难民团。游击队员被他们抓住了,五花大绑吊在树上,用皮鞭一顿猛抽,想逼出一些对他们有用的口供。不说吗?那就用火烤。再不说吗?那就用烙铁烫。“吱——!”一烙铁贴上皮肉,顿时是一声惨叫,一缕青烟。还不说吗?那就使出最后的一招:活剥皮!人吊在那里,双眼大瞪着,有的口中骂声不绝,有的浑身抖动不止。那刽子手便走到跟前,操起锋利的尖刀从头皮开始,一刀,一刀,再一刀……一张人皮剥下来,那鲜血淋漓的人还活着!
啊,苍天!这种惨状真是看不得,说不得。仅仅在北乡虹桥区,被活活剥了皮的有多少人?三百多!
也是在5月里,一个正规营的国军又去残害他们的国民了。而且有难民团协助他们呢。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拥有一千多人的难民团,正是专门制造难民的。一个是残害国民的,一个是制造难民的,分作两路烟尘滚滚地扑向湖坪里。
湖坪里,是福寿山第一游击大队的根据地。尽管当时的革命武装力量已经受到严重摧残,游击队的人数锐减,枪支也不多,但是他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和配合,到底还是打了一场有名的“湖坪之战”,粉碎了敌人这一次清剿。
在此期间,平江县委的负责人罗纳川被叛徒告密,不幸被捕于西乡梓江。敌人的严刑拷打,并没有使罗纳川屈服。是年6月7日,张幄筹向上级报告道:纳川已压杠子两次,香袭一次,并闻足掌亦被剖开用竹篾刺刷,要他供出平江党务实情,日来想已杀了。并闻他于被捕时曾向士兵及农民演说,闻者颇为感动。陈(弗)章被杀,罪名为共党首恶,景潜亦凶多吉少
的确,罗纳川是5月26日被敌人秘密杀害的。他牺牲的时候,汨罗江已是血泪滚浓。在12万人口的连云山一带,已经血水横流,遍地陈尸。最惨的是辜家洞,“七百多户人家,三千七百多人,五百多栋房屋,八百多个纸槽,三十家商店,六所小学,都被反动派的清乡队铲尽、杀绝、烧光,成了无人区。”
张幄筹在报告中还说,大屠杀最甚之时,中共平江县委只剩下空架子,“四乡的特委、区委、支部大半已经出逃,平江全县的党,可以说通通塌台武力亦失掉三分之一。”
这时候,平江县委的主要负责人还有谁呢?胡筠!
尽管胡筠和邱训民等人所领导的游击队(是年6月改为平江工农革命军)仍在坚持斗争,并且寻机狠狠打击了一股清剿北风洞的“国军”,还消灭了两个挨户团,打垮了虹桥、大坪、浆市等地的地主武装,但是,敌人的大屠杀并没有停止,而是日甚一日,变本加厉了。
受害最甚的,当数辜家洞、徐家洞、芦洞、白水洞、北风洞等地,那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几天之内,被害者竟多达二千余人,这些地方的房屋几乎全部被毁,老百姓难觅栖身之处。东乡、南乡、北乡的高山密林,统统放火烧了,火线竟长达八十余里。
平江大血劫如此凄惨,如此可怕,如此触目惊心!此处插一句:如此令人痛心疾首的大劫难还会发生,那是在1939年6月12日,由国民党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制造的“平江惨案”。
而如今,在1928年炎热的夏季里,漫山遍野都充满了尸臭。这只能激起更广泛更强烈的复仇怒火,老百姓在历次斗争中从来没有被斩尽杀绝过,他们是砍不完的树木烧不光的草。
面对血淋淋的沉痛教训,共产党人变得异乎寻常的冷静和清醒了,无数革命者和劳苦大众从死难者身边爬起来,也陷入深深的苦闷和思索之中: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结局呢?这到底是为什么?
成千上万人的流血和牺牲,促使共产党人苦苦寻求其中的重要原因:一是由于敌人政局暂时的稳定,能够倾全力镇压革命;二是各地的斗争极不平衡,当平醴暴动最激烈之际,浏阳的斗争尚未开展起来,使敌人能够各个击破;三是农民的盲动主义和保守主义作怪,既有扩大打击对象的错误,又有不愿扩大斗争的区域;四是忽视工人运动,没有使安源工人成为一支强大的领导力量;此外,还有组织和军事上的指挥不能统一,各县各区域的关系和交通造成的困难等。
不论如何,“三月扑城”也是一次十分可贵的大胆尝试。如果将当年工农革命喻为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那么,他的跌跌撞撞摸爬滚打,他的种种挫折和种种伤痛,总是难以避免的。
正是这些沉痛的教训,进一步验证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促使亿万工农大众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且继续在敌人的营垒内寻找举义的队伍。
历史,便将一个神圣的使命,赋予了彭德怀和他率领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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