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再记
《野火春风斗古城》被江青一伙禁闭了十年之久，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它也于一九七七年获得了解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与广大读者见了面。当时我写了重印记，其中揭露了江青一小撮人的罪行。说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招摇撞骗，拉帮结伙，包藏祸心，阴险卑鄙，残酷的迫害革命的老元戎老将军老干部，残酷的迫害文学艺术界的大批革命人士。把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国家瑰宝、民族干城和党的精华的好同志，以谁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所谓罪名，把他们放之以边陲，幽之以牛棚，禁之以监牢，最后置之以死地。同时将其宗盟党羽委之以重任，让没有军事韬略的掌兵权，没有知识的管文化，只要是长着脑袋的亲信，一个个都被安插到重要岗位上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江青们的目的就是篡党夺权想登基做女皇帝。她这人的品质恶劣到叫人吃惊的程度。她刚说过的话，一转眼便不认帐，说她从不会说这样的话。过几天她竟把记录在案的话，说成是敌人造的谣。一九六七年夏有这样一件事，某大城市把江青三十年代的影照剧照搜集起来上送北京，要交给她本人，说这些剧照在群众当中借阅影响不好。对此她是点了头的。事情没隔多久，不知甚么原因，她忽然公开大叫，说有人整理搜集她的黑材料，为数达几箱之多。为她这件血口喷人的无聊之事，当时的某些领导人，为此兴师动众，忙碌奔波，先把一个稍微与此事有点牵连的人投入监狱，另一个与此事毫无联系的二十岁的青年，也因此献出了他的年轻的生命。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无法扩大株连，只好暂行罢手。但她绝不肯就此甘心，事隔几个月后，她终于无中生有，巧立名目，说文艺界同当时其它界一样，也出了个甚么叫做“５·１６”的反革命组织，这个组织与台湾勾结要推翻中国共产党。我和我的家族亲友多人受到这个魔鬼名义的株连，但我深知此事的原委，曾多次申诉并以人格党性作保证，说我从未看过那一束三十年代的照片，连那捆东西存放在何处也根本不知道。江青哪管这些，为泄毒氛私愤，殃及池鱼，将我苦苦轮番批斗两年并投置监狱共达八年之久，比整个抗日战争还多两个月。
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实事求是，认真查明了所谓反革命“５·１６”的问题纯系叛徒江青一伙对革命同志的捏造和陷害，我这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组织生活，并急迫地拿起笔来，想在虎口余生里为青年同志们写一点读物。
江青的文艺观也是极左的。她主张改变原《白毛女》中有关杨白劳的形象，要杨白劳这位善良的自认命苦的佃农，挥起扁担与地主决斗。在京剧《沙家浜》里，她主张改变以阿庆嫂为核心人物里应外攻的原结构，反宾为主，使郭建光和阿庆嫂各自为政，形成两将军的局面，从而破坏了原剧风格的统一和艺术的完整。她借口戏剧革命，借口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舞台，只允许编创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成立后的革命题材。当时有一个以“红灯照”为题材的剧本让她去看，她竟说根本没时间看这些旧的题材。这就是说，从武王伐纣到农民起义到辛亥革命连五四运动的历史，都在她的极左观点下被排除了。因此我每每说，当前创作上某些自由化倾向的出现，除却其它因素和条件外，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对“四人帮”极左的文艺观的不满和惩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行不通。因为自由化无非是要摆脱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工农兵和广大知识分子都通不过。其实搞创作的绝大多数人中，都不反对党的领导；都拥护并要求党来领导。要点在于领导得好；严格按照党的文艺政策办事。要设法消除文艺界存在的营私和派性，公平对待老中青文艺工作者；按照具体情况给创作者以生活和写作的条件；最后用各种好的手段使社会上涌现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最近几年，我深深感到生活对创作特殊需要。我的弱点仍是生活底子薄。前些日子为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往返三千里，访问了几十个人，这样写起来才感到有事可叙，有话可说，也深深感到现实主义特别重要。不扎根于现实生活，一切理想或浪漫都将成为子虚或画饼。我再重复说一遍，现实主义实在可贵，我国已往的大作家大手笔们，对所描绘的事物非常熟悉，写起来一丝不苟。他们理想和浪漫不是凭空制造，不是虚无幻想，多是从踏踏实实的生活基础上，涂了浪漫主义彩色的。
一个作家面对政治环境发言，面向社会生活说话。说出来要亿万人听亿万人看，中国人看，外国人看，甚至后代人也世代流传着看。这可不是小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是一种非常严肃的大事。不能轻浮儿戏，不能率尔操觚。作家要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祖国，要对生活忠实，说老实话说良心话，不说假话，不说违反自己心意的话。我在前个重印记里说过违心的话。说什么跟随“英明领袖”新的长征之类的话。都怪自己头发白了见识浅，人云亦云，今后应引以为鉴。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情况确实令人振奋。百花齐放不是假放是真放。十七年的或更早些的比较好的文学戏剧电影等作品不是都重新放了吗？某些过去被错误批判甚至被打成毒草的，不都一一恢复了名誉甚至受了奖吗？近年来长中短篇如雨后春笋，戏剧舞台丰富多姿，电影电视片载歌载舞连袂登台，其中相当多的影片为广大群众喜闻乐道。这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收获，也正是在党领导下的丰硕成果。
提笔写点东西，成了我的习惯和受好。只要健康情况许可，我不肯放下笔。几天不动笔，吃饭不甘，坐卧不安。
我将为工农兵商学各界广大男女青年们写点什么呢？青年们没经历过战争，而战争题材是文学创作中最广泛的题材之一。当今世界上，不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非常重视军事题材的文艺创作。笔者青年时期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在老元帅老将领的领导指挥下，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几十次战斗，想把这一阶段的某些战斗经历写出来，给青年同志们提供一点战争生活的阅读材料。其中包括抗战初期贺龙将军鏖战冀中和我百万大军解放北京天津的故事。从一九四二年冬到一九四四年秋，党派我打入沦陷区内部搞地下斗争，配合外面的武装战斗。直到保定北京解放，我一直作对敌斗争的工作。这一段生活困难大，艰险多，也有些类似传奇的事。我将用适当的文艺形式写出来，供给青年读者们阅读。另外，在河北山西两省的五个农村里，我搞过土改和四清。在其中的两个自然村里，我实际上担任过村长和村支书的工作。如今四十岁以下的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运动，知道的很少。我将以长篇的形式把土地还家，耕者有其田的波澜壮景，和千百年来农民在受地主压迫下，一旦分得一块土地（他们称做刮金板或刮银板）后的狂喜心情向读者作个汇报。
只要我的作品能够忠实于生活，能够反映出伟大时代斗争中一个小小的生活侧面，能够让文献和文化工作者从中汲取一点子素材，能够给青年同志们精神上一点鼓舞，退一步说即使起不到激励鼓舞人心的重大作用，只要能给读者在劳动之后起一种消遣的作用，我也不失望，也感到满足。自然我争取创作质量好一些，起到的作用大一些。
李英儒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于北京宣武门高楼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