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中国、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菲律宾、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审判。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各战胜国可对侵略的被俘战犯自行审判。当时中国由于内战，没有条件和能力对日本战犯进行审理，鉴于上述情况，苏联将在中国被俘的日本战犯押送到西伯利亚，进行监禁和强制劳动。

    一、中央命令：“不跑一个，不死一个”

    新中国成立后，为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1949年1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在同斯大林会见时提出将关押在西伯利亚的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由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审判。

    1950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公安部队将押解和看押日本战犯的任务交给华北军区。接到命令后东北军区公安司令部把这一任务交给公安第十八师第五十三团。这是一项责任非常重大的政治任务，中央和有关部门对此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押解中要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部队接受这项任务后，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押解做到“不跑一个”没有什么问题，要求“不死一个”很难。一方面日本人长期受军国主义教育，讲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一旦绝望就会自杀；另一方面，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14年，犯下了滔天大罪，人民群众一旦发现他们被押解回来，绝不会让他们活着。接到这个任务后，团长徐其富大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这些年他带部队完成过许多重大任务，从没有一件任务令他这样为难过。这个任务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他和其他领导认真分析了押解的形势，对押解进行了细致地研究，制定了严密的执勤方案：为防止战犯途中被发现，徐其富建议押解列车上的玻璃窗都用纸贴上；为方便哨兵处理情况，将车门上的锁全部取掉；为严格保密，这次任务的具体情况暂不向部队传达。为加强领导，团长徐其富亲自带队参加这次任务。经过反复研究，最后选定战斗力强、素质高的三营十一连担任这次押解任务。为确保万无一失，又从十连抽调几十名政治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的老战士配合十一连执行任务。参加执行这次任务的干部战士共230人，部队出发之前，徐其富给战士作了简单的动员，动员中他说：“我们这次是到我国北方执行一次特殊任务，什么任务由于特殊原因现在还不能告诉大家，但有一点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任务很光荣，责任很重大，大家不要打听、不要猜疑，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部队以前执行任务，也有事先不告诉大家的时候，所以对徐其富的讲话，大家并没有放在心上。动员之后，部队上了火车，列车一直向北开。途中列车除了加水几乎没停过。列车大约快到长春时，徐其富把排以上干部叫到一个车厢里，向他们传达了这次千里押解日本战犯的特殊任务，他说：“我和大家一样，对日本战犯恨之入骨，恨不得杀了他们，但现在我们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上面要求我们这次押解要做到一个不能跑、一个不能死，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干部和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纪律，圆满完成任务。”

    经过长途运行，列车到达了黑龙江北部绥芬河车站，这也是此次列车的终点站。部队下车后，押解部队住进了车站上几间简陋的小平房里。根据中央指示，东北局成立了战犯管理所，选派了抚顺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明斋为管理所所长。执行这次接收战犯任务的公安部门有关领导和刚组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部分工作人员，这次也和押解部队同车到达绥芬河车站。

    一切安排好后，徐其富主持召开了全体干部战士会议，在会上徐其富向部队传达了这次任务的真实情况，并讲明了这次押解的意义，要求在此期间不准外出，不准同外人接触，执行任务过程中不得借机发泄个人对战犯的私愤。徐其富最后说：“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部队的荣誉，一定要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完成好上级交给的特殊而艰巨的任务。”为了解决大家的思想扣子，使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传达之后，部队以班为单位进行座谈讨论。有的战士家里亲人被日军杀害，在学习讨论中控制不住仇恨的心情，悲愤地哭了。经过讨论，大家都表示以国家利益为重，决心把这次任务完成好。

    1950年7月18日早晨，从苏联境内开过来一列数十节有盖布的特殊货车，车厢周围、车厢与车厢连接处，都用木板铺成一条狭窄的通道，列车从头至尾每一节车厢顶部都拉了好多条电话线。这列特殊的火车就是押运日本战犯的列车。部队按着预定的执勤方案，站里站外都派出了哨兵警戒，并用两个排的兵力现场接收战犯。列车到站停下不一会儿，从第一节车厢里下来几个苏军指挥官和士兵，随后各车厢里的哨兵也都先后下了车。中方负责接收战犯的领导和有关人员走上前去，经过翻译，双方进行了约20分钟的磋商，带队的苏联军官指挥士兵把各节车厢门锁打开，一会儿工夫，战犯一个接一个地走下车来，战战兢兢地排队站在一边。战犯一个个面容憔悴，满脸胡须，浑身肮脏。下车后，他们东张西望，发出惊异的目光。执勤哨兵威严地端着上好刺刀的枪，站在列车的周围。苏军一名校官拿着名册呼点，被呼点到的战犯，一个接一个应声向前走几步站好。苏军点完名后，中方接收人员拿着苏方移交的名册，再次呼点后，由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前面带领，顺着我哨兵组成的两道人墙中间通过，按照顺序上车。交接工作非常顺利，大约两个多小时就全部完成了。上车后，执勤部队立即在每节车厢与车厢连接处设半个班的兵力进行看押，并通过翻译，向战犯宣布不准他们打开车窗向外张望，不准他们大声喧哗走动，上厕所要经管教干部带领等规定。

    一切准备就绪后，列车开始运行。各车厢的执勤哨兵各就各位，机动分队按着预案分别坐在头尾两节车厢里，随时准备调用。太阳一落山，夜色很快拉下了帷幕，列车很快进入了夜间行车。战犯一个个疲惫得东倒西歪，年老体弱的战犯经看守员准许躺在座位底下睡着了，各自发出鼾声。战犯睡觉了，但执勤哨兵却一点儿也不能懈怠，他们透过车厢里的灯光，警惕地注视着战犯的一举一动。一路上，战犯有的强装喜悦，有的故作镇静，有的心怀狐疑，有的惊恐万状。为了避开在车站上同客车相会，避免外界对战犯造成影响，列车走走停停，直到7月21日凌晨3点才到达战犯押解的目的地——抚顺车站。

    二、东北公安总处处长问日本战犯：“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请你们来中国维持治安的？”

    抚顺车站戒备森严，制高点上架设了机枪。列车停稳后，战犯拿着自己的行李由看守人员带领下车。下车后，老弱病残的战犯乘卡车，大部分年轻体健的战犯步行，经过一条两旁都布了哨兵的街道，来到战犯管理所。

    关押在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有：伪满洲国总务长武部六藏、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日本宪兵大佐斋滕美夫等。日本战犯武部六藏，操纵伪满洲国的大权，颁布过“思想矫正法”、“时局特别法”、“粮谷出荷法”等一系列法西斯法令，在执行“治安维持法”的5年中，抓捕我国同胞17.7万多人；铃木启久在河南、河北等地疯狂制造“无人区”，在河北滦县一次就杀死我国同胞1200多人；斋滕美夫制定“反共防谍对策”，先后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63000多人；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少佐支队长枷原秀夫，秘密制造细菌武器，将我国四万多名同胞做细菌试验，残酷折磨，然后惨无人道地丢进炼人炉里。他们的血腥罪行，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对这批战犯、汉奸采取什么政策对待，党中央、周总理及时做了指示。指出：“对他们要采取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抓紧开展认罪悔罪教育，将他们逐步改造成为反军国主义的、为中日友好事业服务的新人。”“要认真做好我方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以便对他们进行安全管理，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

    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管理所的人员从调查研究入手，摸清日本战犯的思想动态和行动表现，做到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日本战犯押到战犯管理所时，个个表现骄横狂妄。有的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肩佩军章，足蹬马靴，依然是一副法西斯的狰狞面目。有的早上起床后，向东京遥拜，祈祷“天皇陛下万岁”，表示“宁愿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而死”。战犯拒绝看管理所的报纸，不听管理所的广播，以示对抗。对于我们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认为是我们的“软弱”。更为普遍的是他们公然否认有罪，宣称他们侵略中国是“帮助中国建立新秩序”。叫嚷他们是“战俘”，不是战犯。诬蔑中国“将他们关进战犯管理所，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战犯来到管理所不久，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且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这时战犯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破坏监规，抗拒改造，幻想美军尽快打进中国境内，把他们从管理所营救出去。每天报纸一来，他们争先恐后阅读有关报道朝鲜战场的消息，然后凑到一起，眉飞色舞地分析形势的发展，用不流利的中国话，挑衅地对看押哨兵说：“过去日本都被美国打败了，现在朝鲜顶不住，你们中国也不行。”

    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看押部队和管理所对战犯采取了相应措施：增加了固定哨，加强了流动哨；围墙电网昼夜放电，以防外面劫狱；管理所利用广播加强宣传，对战犯进行形势教育。当日本战犯听到“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朝鲜人民必胜，美帝国主义必败”的广播时，有的战犯用棉花团堵上耳朵拒听，有的讥笑说是“胡说八道”，是“欺人之谈”。有一次，部队同管理所组织防空演习，事先没有告诉战犯，他们真的以为美国飞机来了，又惊又喜。惊的是怕在这紧急关头我们实施民族报复手段，喜的是美国空军来搭救他们，马上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后来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又都垂头丧气不吭声了。

    根据朝鲜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我志愿军出国参战的前夕，周总理命令战犯管理所北迁。1950年10月18日和19日，将战犯分成两批全部转移到当时的松江省(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当时怕引起战犯误解发生问题，转移押解之前，由所里通过广播，告诉这次北迁是为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等形势好转后还要回来。战犯听了议论纷纷，公开要求无条件地释放他们，不然将来他们要到联合国控告。有的怀疑北迁是假，秘密处决是真，吓得胆战心惊。为了不使战犯产生错觉，这次转移押解，没有戒备森严，没有造多大声势，一路上不动声色，就像一次平常坐车旅行。但越是这样，他们越是心生狐疑，一路上不住地观察动向。直到发现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异常现象，才逐渐放下心来。到哈尔滨后，将校级战犯关押在道里监狱，尉以下的战犯大部分关押在呼兰县监狱，伪满战犯关押在道外景阳街看守所。

    1950年10月25日，我国政府庄严宣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跨过鸭绿江参战。战犯一听到这消息，高兴地得意忘形，说这下好了，美国进攻中国找到借口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他们认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若同美英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好比“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遥拜天皇，绘制日本国旗，联合签名递抗议书，对我哨兵高声叫骂，有时用拳头砸铁窗，歇斯底里地喊叫。他们还利用放风的机会，互相传递纸条，密谋勾结监外日侨越狱暴动，妄图在美国攻占东北时来个里应外合。

    为了达到对日本战犯改造的目的，首先要压下他们狂妄嚣张的气焰，整顿监规，制止闹监。他们闹监是有组织的，带头的是伪满锦州警察局警正鹿毛繁太。此人极端反动，武士道精神十足。东北公安总处处长汪金祥决定抓住这个典型，找鹿毛繁太谈话。汪金祥还没来得及问话，鹿毛繁太就气势汹汹地问：“我是战俘，凭什么关押我？你们懂不懂国际法？”

    汪金祥说：“你既然懂得国际法，那就请你回答，国际法哪一条规定一个国家可以侵略另一个国家？”

    鹿毛繁太说：“我是来帮助满洲国维持治安的。”

    汪金祥说：“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请你们来维持治安的？”

    三、教育他们认识罪行

    鹿毛繁太说：“我是奉天皇陛下的命令。”

    汪金祥说：“正因为你们忠实地执行日本天皇的命令，所以你们是名副其实的战犯。”

    鹿毛繁太虽然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由于汪金祥依照法律严厉予以驳斥，鹿毛繁太未敢继续顽抗，只得表示检讨。回监房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写了4遍才写出来。汪金祥决定趁热打铁，又要鹿毛繁太在战犯大会上公开检讨。鹿毛繁太无可奈何，只得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保证以后不再闹监。鹿毛繁太在战犯中被称为“大和魂的榜样”，未料也在中国人民面前低下头来。这次大会对所有战犯起了极大的震动作用。为了利用这个典型，管理所所长孙明斋乘势组织座谈讨论，要所有闹监的战犯做出检讨，保证接受管理改造。这时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取得胜利，随即向日本战犯宣传我军强大的反攻，迫使美军不得不步步南撤的战争局面，打掉他们的幻想。同时开展政治攻势，鼓励表现好的、批判表现坏的，使这个似乎“铁板一块”的“战犯营垒”，开始发生分化，许多战犯写了检讨，一些尉级战犯，主动反映情况，揭露一些将校级战犯的所作所为，从而孤立了极端顽固分子。从此以后，我们掌握住了他们的思想动态，闹监现象也平息了下来。

    这些战犯不可能轻易屈膝认罪，他们虽不敢闹监，但在暗地里却相互散布：“难忍者忍之，难受者受之，十年后日本国旗还要在此地上空飘扬。”一些战犯背后说：“侵华战争是日本全民战争，如果说我们有罪，日本人民都有罪”，“我们是执行上官的命令，个人没有责任”，“日本政府已向全世界谢了罪，我们没有义务再谢罪”。可见他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妄想多么根深蒂固。要使他们认罪，单靠管理不行，必须攻破他们的反动思想。因此，我们采取了促使他们认罪服罪同教育改造结合进行的方针，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根据他们的表现，实行争取下层、分化中层、动摇上层、孤立反动的做法，采取先尉级后将校级，先小批后大批的步骤，以及抓典型促一般的方法。从1951年开始，管理所开展了认罪活动。管理所的同志一方面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待遇，不歧视、不侮辱、不打骂，尊重他们的人格，生活待遇适当从优，从日常生活中体现我们的政策。同时揭露他们侵华战争的种种罪行，批驳他们的反动思想，宣传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有关法律，从思想上给以强大压力，引起这些战犯强烈的思想斗争。

    首先起来交代罪行的是一些尉级战犯。他们经过教育逐渐认识到，侵略中国完全是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不仅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而且敢于起来揭发他们上司的罪行。有5名尉级军官，他们原属日军第六十五师团和第一一七师团，起来揭发日军师团长铃木启久、岸川健一，旅团长下枝龙南等5名将级战犯。指出他们在侵华期间，大肆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并且大批屠杀我国无辜群众、强奸妇女、烧毁村庄、掠夺财物等等罪行。这些揭发，在战犯中又是一次震动，一些将校级战犯背后对“杀身成仁”，还是认罪服罪，动摇不定。管理所的同志抓住这一时机，因势利导，选择认罪较早、态度较好、职位较高的古海忠之，促使他在战犯大会上公开坦白认罪。

    古海忠之是“满洲国”的最高代表之一，是伪满国务院总务次长，是溥仪的操纵者，在战犯中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大会之前，许多战犯议论：“古海忠之能向中国认罪吗？他是日本天皇的代表，是侵华战争决策人之一，他能背叛天皇吗？也许他会‘杀身成仁’为部下做出榜样。”猜测纷纭。根据一些战犯的揭发，古海忠之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曾颁布了“治安矫正法”，设立了“矫正辅导院”，从此监狱林立、警察横行，残杀我爱国志士和无辜群众以千万计，甚至集体屠杀、刀劈示众。古海忠之在战犯大会上交代了以上的罪行，并说：“我犯了极为严重的滔天大罪，我向中国人民真诚地谢罪，过去我认为使中国人民遭受种种灾难、悲惨和不幸，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自己光宗耀祖。现在我认识到，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恶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战犯。许多日伪官吏，执行我制定的法令，犯了各种罪行，我应负重大责任，我推卸不掉夺去1200万中国人民的宝贵生命、掠夺中国500亿美元财富的重大责任，请求中国政府给我以正义的制裁，追究我的全部责任，处我死刑，以教育日本后一代，不再走我的路。”古海忠之的交代，不仅打动了中下级战犯，也开始动摇了一些上层战犯。但是，使将校级战犯真正坦白交代还需要进行斗争。有些战犯害怕坦白了会加重处罚，甚至会为中国当局提供杀头的司法依据。我们研究，他们所以不作交代，还是因为他们有个精神支柱，就是“天皇至上”和“大和魂”、“武士道精神”。必须摧毁他们的精神支柱。

    发动思想改造，开展政治攻势。以政治教育为中心，从击破他们的反动世界观入手，组织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美帝国主义在日本的罪行》、《日本人民的前途》、《国际法》等。凡是学习好的，予以表扬；个别拒绝学习的，单独关押，加以隔离。为了把学习深入下去，消除他们坦白交代后会加重处罚的疑虑，进一步宣传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并提出三个问题，要他们讨论：

    （一）是谁把你们推上战争犯罪道路的？

    （二）应当如何看待发动战争的天皇？你们是怎样充当了天皇枷锁下的牺牲品的？

    （三）怎样才能结束监禁生活，走一条新生之路？

    四、他们跪地忏悔，要求处以极刑

    经过学习讨论，许多战犯思想斗争更加尖锐，在思想教育和政策感召下，很快掀起了坦白认罪和检举揭发的高潮。日军一名大尉中队长，罪行严重，交代比较彻底。他坦白交代说：“过去我崇拜天皇，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们把我驱赶到侵略中国的战场，我却认为是优等民族指导劣等民族的正义之举，甚至把杀人放火当做忠君爱国的英雄作为。1943年底，袭击湖北省向阳寺村时，使全村化为火海，成千人被杀绝，我那以卖鱼为生的父亲，当过纺织工人的母亲，希望我犯下这样的罪恶吗？不是！是我的上官！是日本军国主义！我要控诉！”通过这次学习和揭发控诉，不少的战犯有所醒悟，认为美帝国主义进驻日本，同样在践踏日本人民，所谓侵略中国是“民族生存论”，完全是欺骗日本人民。但是少数将校级战犯，仍然不肯低头认罪。有的说：“杀人放火都是下级军官干的。”这就激怒了尉级战犯，他们纷纷起来揭发。如日军少将旅团长长岛勤的部下，起来指着长岛勤说：“请问哪一条罪行，不是你们发令犯下的，难道所有的罪行都是我们部下的？没有你们校官、将官的份吗？！”问得长岛勤哑口无言。经过几次较量和瓦解，日本战犯也开始分崩离析。从此开始，他们为了争取宽大，都开始坦白交代。

    为了促使日本战犯转变，管理所从人道的方方面面给予他们关爱和照顾。战犯吃得比部队好得多，日本战犯按将、校、尉，分别吃小灶、中灶、大灶，主食一律大米和白面。为了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在看管上撤掉明岗，换上暗哨，把每天放风的时间增加到3个小时，允许他们在室外散步、做操，并定期为他们检查身体，对患病的战犯给予最好的治疗。起初，管理人员和战士想不通。面对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艰巨复杂的任务，部队领导认为，如不及时对部队进行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不但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而且还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于是决定，组织部队进行政治学习，由团、营领导亲自给部队讲课，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学习中，重点讲解对战犯的政策主要是改造他们，不是消灭他们。要消灭的是他们的反动思想，而不是他们的肉体。要消灭他们只是几分钟的事情，而要改造他们转变立场、观点，叫他们低头认罪，却是一件艰巨的任务。这样做不是我们表现软弱，而是说明我们强大。过去在战场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惧怕过他们，今天我们把他们抓住，关进监狱，反倒惧怕他们不成！日本战犯长期受军国主义教育，骄横傲慢，迷信天皇和鬼神，敌视中国人民，我们今天要使他们觉悟，恢复人的良知，需要有一个过程。教育中还如实告诉大家，生活上对战犯予以照顾，让他们适当吃得好一些，也是一种改造策略，是周总理的指示，是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唤醒他们的良知。通过政治教育，大家的思想认识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战士们知道是周总理的指示后，都感到自己目光短浅，从而端正了思想，坚定了完成好看押任务的信心和决心，使看押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战犯们由于长期关押在监舍里缺少活动，尽管吃得好、穿得暖，体质却普遍下降。这时上级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通过劳动改造战犯的重要指示。管理所积极贯彻，先后创办了战犯农场和制瓦厂，组织战犯进行劳动改造。早上要押解战犯上工地劳动，晚上要押解战犯收工回所。这样部队的任务加重了，看押难度加大了，战士们也更累了。但大家都表示，只要对战犯思想改造有利，只要对国家有好处，再累再苦也愿意。为了不发生意外，执勤部队事先察看农场和制瓦厂的地形，确定了押解路线和兵力分配及哨位的设置，并进行实地演练。头几天上下工，道路两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有的是想伺机复仇。哨兵一面观察战犯的动向，一面注意群众的反应，防止有人投石块和其他物体伤害战犯。

    1954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对他们进行审讯，要他们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接受中国人民的惩处。这项工作一开始，战犯压力很大，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有的不吃饭，有的睡不着觉，夜间躺在床上偷偷哭泣。为了防止他们自杀，管理所和战士们把防止战犯逃跑为主的执勤方案，修改成防止战犯自杀为主的执勤方案，取消了墙外的巡逻小组，撤掉了院内的一些固定哨，增加了监舍流动哨，并要求哨兵加强责任心，认真观察每一个战犯的思想变化，一发现反常现象马上向管理所值班人员报告。由于执勤方案修改及时和哨兵尽职尽责，多次制止了战犯的自杀企图。

    战犯经过一番坦白交代和认罪悔过之后，恢复了人的良知，他们真正认识到在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也真正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他们把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成再生之地，把中国人民看成恩人。

    1956年春天，管理所为了使战犯思想进一步得到改造，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组织他们分三批到社会上参观学习。先后组织这些战犯到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天津、北京、武汉、杭州、上海等11个大城市，参观了工厂、农村、科学文化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等99个单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处，战犯都感慨万端，流下了悔恨的眼泪。特别是参观遭受过他们血洗的地方时，他们忏悔地跪在群众面前，痛哭流涕地要求处以极刑。

    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宣判。每当法庭上宣布对他们判刑或免予起诉之后，个个泣不成声，一再表示向中国人民谢罪，感谢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改造。有一名出身日本农民家庭的少将战犯，声泪俱下地说：“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可我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到中国来屠杀中国农民兄弟，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向中国人民谢罪。”战犯们不住地向在场的人们鞠躬，不住地向执勤哨兵鞠躬。这时，大家才真正认识到党中央对战犯改造政策的伟大，认识到周总理“不跑一个、不死一个”指示的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