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再版后记
《小兵张嘎》写于二十一年前。过了这么久，才来写后记：沉埋多年的思想和情景，铿然一声，彼铁锨掘着，真有一种终将出土、重见天日的新鲜感。
二十年来，每每听到些传说：“张嘎子在某地当着县委书记”，或者“正带一个团守卫某线边疆”；前几年武斗厉害时，还曾说他“有几条人命，己被投入监狱”……二十一年了，小嘎子当然应该长大，也必然会跟着时代一同前进的。令人惊愕的是，他怎么会有“几条人命”的呢？难道从摔胶、咬人、堵烟筒起，劣根性一直发展，终至杀人吗？接下来深一步想，就有一连串儿问题：究竟应该怎么教育和对待孩子？是“听话”、老实的好？还是调皮、“嘎”一点好？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儿童？
鲁迅曾形容过一种儿童：“两眼下视黄泉，满脸装出死相。”我初见这两句的时候，正当少年，但心里着实打一个冷战，而且马上想到自己。说实活，我对自己的性格是不喜欢的，原因就在较刻板，欠活泼，“循规蹈矩”，过于“老实”。颇近乎“满脸死相”一流。于是想，倘多数孩子象我这样，一味痴呆保守，无所作为，逆来顺受，甚至奴颜媚骨，岂不要酿成民族的危机吗？还谈什么革命？还创什么社会主义大业呢？
当然，鲁迅所刺的是旧社会的弊病，我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可以推说是旧式的家庭教育所造成。然而，革命了，参加八路军了，在我的同辈“小八路”中，还是大致可分为调皮或“听话”的两类。而私心中却象有鬼，总对调皮的一类更喜欢，更乐意仿效，更愿意和他们亲近。因为这些人大多生龙活虎，机警灵活，敢想敢干，宫于独创精神。相形之下，属于“听话”的一类，则觉得萎靡窝囊，缓慢迟钝，甚至是少见出息。也许是偏见歪曲了我的眼光，在战场上我所见到的英雄，竟也往往多带嘎气，少见“老实”。这不奇怪吗？
自然，评论一切事物都应有个恰当其可的界限。听话，并非不好。守纪律，重公德，遵守公共秩序，服从正确领导，无疑都是好的，但我们讲老实，不要搞到反面去：把因循保守，照搬照转，任人役使，奴性十足，也当听话看，那就必然会造就一批“满脸死相”的废物，这肯定是可悲的。同样，嘎也不能嘎过了头，否则会纵容狂妄和野蛮。重要的问题是对孩子们要有责任心，要善于教育和诱导，还应提供适当的条件，健全的民主生活，使他们能真正蓬勃健康地成长。提到民主生活，常使我记起江青一句话，她曾厚颜无耻地吹嘘说：“我们家里可民主啦……”真是白日见鬼！一个张口定这个“坏人”，闭口打那个“叛徒”，平日只嫌人肉酸的恶魔，她会讲民主，不是弥天大谎吗？！正是由于她那一伙的教唆，才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造出一小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野兽或“类猿人”来，他们野蛮霸道，浑横丑恶，麻木空虚，甚至出卖灵魂，简直就是人类的耻辱。小兵张嘎倘乎真在文化大革命中杀了人，那一定是遭了“四人帮”的荼毒，绝对为我始料所不及的。我绝不后悔写了嘎子而没有写“听话”的“老实人”或“小大人”，非但不悔，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启示我：我的儿子着能长成嘎子似的不怕鬼不信邪人物，我将十分高兴。
粉碎“四人帮”以来，常常听说一些无辜被关了“牛棚”或监狱的同志，一坐几年，却能抱着一两部长篇书稿出来，令人惊诧而且羡慕。当他们怀着新生的喜悦，捧着自己用血泪铸成的精神产品，在灿烂的阳光中眨着眼睛，献给亲爱的党和人民时，那心情的激动和欢乐，是不难想见的。然而，在生命尚且不保的情况下，还能写书，这好理解吗？我知道，这并不奇怪。“文章憎命达”是古人的说法，若不把它做绝对化的理解，却有部分的道理。《小兵张嘎》的写作过程、便可做个小小的证明。
二十二年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不久的日子，我忽地收到一封绝密信，拆开来，是调查一位同志在某单位的工作和活动情况的。我连忙按照常规，认真对待：翻查日记笔记，进行深切回忆，逐项写出有关事实，不歪曲，不夸大，本本真真回复了来信单位。这本是我们政治生活中正常的通信，谁知半年之后，它竟变成我的不可饶恕的“罪状”，说成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内应”。“检查交代”一连几十天，然后置我于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之中：没有工作，没有交往，也没有声音。痛苦、忧烦、疲倦、焦躁，使我心潮激荡却又百无聊赖，日子是漫长而又漫长。其时我有个刚满周岁的女儿在身边，有一次，她蹒跚着来抓我的门，隔着玻璃向我笑，样子是让放她进屋来玩。我当时正在心烦意乱，便大喝一声，赶她走开。她走了。但我立刻疑心到神经有点异样，不免害怕起来。于是记起了一句心理学上的话，说对付这种状况的最好办法是：集中精力，转移方向。
怎么能达到“集中精力，转移方向”？我试了许多法子，都不能把我从疯狂转动的乱麻团中扯开。最后，偶尔的灵机一动，想到了创作。我马上搜寻记忆，翻拣生活的箱底。于是，碰见了一个孩子，就是在《平原烈火》中没有能够写足的那个“瞪眼虎”。
“瞪眼虎”不是独自出现的，他还带着一大群我童年时代的伙伴和战友。他们歌唱着，战斗着，嬉笑着，活泼热烈而纷纷拢拢。他们，不管是持枪跃进而额缠绷带的，也不管是百黄肌瘦在血泊中匍匐爬行的，带着对生活的坚定信念，把我从疯狂苦闷中一拔而起，拖回到了当年的战场。“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信念坚定，勇气倍增，杂念排除，心神一新，《小兵张嘎》于是乎草成。
可是，“左”的思潮渐演渐烈，民主，法制，党章，宪法，开始被践踏了，就在我利用这一安静环境，又搞起一部长篇的提纲时，判决下来了：因着前面所说那封信的关系，加我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晴天霹雳继以乌云翻滚，个人的不幸迅速转化为民族的灾难。言路开始堵塞，是非从此颠倒，怀有野心的险诈好徒，乘虚夸拍马之风直上青云，忠贞刚正的同志，或则缄口不言，或则惨遭贬斥，国家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还好，惊人的灾祸，终于换来了一时的清醒，“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提了出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又复稍稍喊响。《小兵张嘎》闭锁三年，到一九六一年冬季始得发表，而电影的拍摄则是一九六三年的事了。然而，一场大教训未能总结，灾祸根源竟同轻云一样不声不响地漂游了过来?.
这段恶梦似的经历，到今天才能吐露上纸，首先就要感谢党中央，若不是她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谁敢把这一事实提上一句，“帽子”就会戴上头，棍子就会打上身。“四人帮”的根子是扎得很远很深的。你要解放思想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就是必然的结果。
二十年前生的孩子，现已长成青年；那时的青年，已经变成壮年。人们在前进，在奋斗，有创造发明，也有成长、提高和收获。可也有些东西消失了，有的人死去了……前进中有挫折，欢乐也掺和着痛苦。回顾过去，大家都在总结经验教训：该扬弃的，必须扬弃；应保留的，必须保留。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们党，我们军队，有过很多优良传统和作风，十多年来，被林彪、“四人帮”糟践毁坏的不成样子了。这是一定要恢复和发扬起来的。在重校这本小册子的过程中，猛然间，一个小小的细节给了我强烈的震动，更引起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深思。
这个细节是：作为八路军战士的小嘎子，正因被收走手枪苦闷悲愤的时候，跑来个老百姓――小胖墩儿，是拿着鞭炮来引逗嘎子放枪玩的。谁知小嘎子不理他，他以为故意拿糖，便毫不迟疑地去嘎子身上“抬胳膊，撩衣襟，满腰里搜枪”起来……。
我感动的是：一个小小老百姓，平常又不熟识，竟敢对一个正闹情绪的军人“满腰里搜枪”，好大的胆子啊！谁给他这样的“权利”？他不怕遭到训斥吗？然而，要说“训斥”，却是这样的两句：“去去！来不来就要人家东西，臊不臊？”我以为，这儿反映的恰恰是：亲密无间的骨肉之情，水乳交融的鱼水之亲，不见军与民的界限，毫无尊卑高下的隔膜，真正所谓纯任自然，一片天真。试想，军民关系达到这种境界，要花多大精力去培养，要付出多少人的血汗辛劳啊！
作为一九三人年参军的一个老兵，看到军民间的这种关系，我便有一种安全感，我就能相信：任何貌似强大的侵略者，都是不可怕的，我们背靠着无法摧毁的铜墙铁壁，我们可以打败任何凶恶的敌人，只因为人民和我们在一起。
又是林彪、“四人帮”，通过其罪恶行径，要挖空我们的钢铁长城。使我们感到了切身的危险。这危险的证明之一，便是我对这一小小细节突入其来的感动。我们对以前习见的东西，现在不大习惯了；我们以前视为革命的东西，已被“皮里抽肉”、形销骨疡了。这还不值得深思吗？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被削弱、被破坏，对我们党、我们军队，都是最大祸害，每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责任感的人，都不禁五内俱焚，痛心疾首！总而言之，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大破坏，大倒退，大浩劫，太骇人了！我们吃苦吃够了！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动员起几代的人，恨他们，控诉他们，批判他们！肃清其流毒！决不能让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再来君临我们的祖国！决不能！永远不能！！！
《小兵张嘎》以往的版本，由于受“四人帮”的干扰和影响，某些合理的情节曾被删削。例子之一，玉英父母想把心爱的嘎子“倒装门儿”那一节，即因担心把少男少女们诱上邪路去而删掉了。如今我们已不那么神经衰弱，这次重印，当然复原。还有些硬生生插进去的口号和说教之类，也酌情给予了删改。至于某些改得还好的地方，自然不能因痛恨“四人帮”就采取“四人帮”的法子：把孩子同脏水一起泼掉。
中间的一段歌词，是第三次改写了。长久以来，我总也找不到适宜于嘎子个性的歌词，这使我体会到，写歌词的确不简单，这次是否已有一点接近？仍然把不定。只好让它权且把位子占住，我还将继续寻找。
最后，在二十一年后的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喜悦要在这《后记》中表达的最重要的话，就是感谢，感谢，第三个还是感谢！感谢党中央，是她，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尤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又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等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重大决策，给我们带来了第二次解放！是的，第二次解放！说得多么的好啊！没有这个第二次解放，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前途，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就没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就没有任何希望！
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让我们满怀信心、蓬勃热烈地迈向前途灿烂的新长征吧！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一日元宵节于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