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２），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

    “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

    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八月的乡村》（３）。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４）先生的文章为证——“《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５）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６）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豫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胡胡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胡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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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夜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田军参看本卷第２８８页注（１）。《大连丸上》，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当时大连是日本的租借地。（３）《八月的乡村》田军著的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长篇，鲁迅曾为之作序，并将它编入《奴隶丛书》，一九三五年八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４）狄克张春桥的化名。张春桥，山东巨野人。当时混进上海左翼文艺界进行破坏活动。七十年代是“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的攻击《八月的乡村》和攻击鲁迅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火炬》。（５）高尔基出生于木工家庭，早年曾当过学徒、码头工人等。（６）吉须（ＥＥＫｉｓｃｈ，１８８５—１９４８）也译作基希，捷克报告文学家。用德文写作。希特勒统治时期因反对纳粹政权而逃亡国外。

    “九一八”事变后曾来过我国，著有《秘密的中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