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开始建设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工业长子。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也就是原来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中国东北部吉林省长春市西南。选址在中国东北的长春，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有一定的重工业基础，另一个原因是靠近“老大哥”苏联，方便接受技术和人员援助；而另一座汽车城湖北十堰的选址则处在交通不便的深山中。这种选址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温度衡量标准，一汽是“交好”，十堰则是心生戒心。一汽工业园作为60年的一个地标出现，是因为它反应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工业上的巨大渴求。这座1953年动工兴建的工厂，三年之后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卡车，1958年又试制出我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和“红旗”牌高级轿车。
即使在今天，具有55年历史的长春一汽的厂区面积和人口数量都能达到它所在的绿园区的一半。在长春，它是个真正的庞然大物，曾经同样声名赫赫的长春市柴油机厂和长春市拖拉机厂都已经辉煌不再，而成为一汽的员工，仍然值得骄傲。
对于25岁的于吉利来说，能够在1999年成为一汽大众的员工，他感觉自己实在是幸运。小时一起玩耍的同伴，很多人都没能得到这个机会。于吉利的父母都是一汽员工，姨夫一家、姐夫一家也都是一汽员工。他的邻居一家三代都是一汽的员工，从最开始建厂为新中国造汽车，到后来跟德国人合资，接受德国人苛刻的质量检查。
他是在工厂中长大的，一汽的孩子最自豪的就是能够坐到爸爸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卡车上。“当时街上的车都很少，而我们这些一汽的孩子们则能够坐在新生产出来的、还未出厂的东风车上。”
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一汽就已经拥有自己的电视台。能够看厂台，“我们那时候看的刘德华版的和《萍踪侠影》，都是长春市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我们厂台就开始播了。”
放学之后还可以到旁边的武装部打靶场捡子弹壳——一汽在初期仍然保留了军队的编制。为了捡子弹壳，小孩们往往忘记了危险，一次，一个大胆的邻居小孩抢着去捡，后面的小孩看着都着急，他正跑着，帽子被打飞了。
上完中学后，于吉利没有选择考高中，进而读大学，而是考了一汽的一个中专。这个中专几乎成为一汽的后备队。学生都是一汽子弟，毕业后也顺理成章进入一汽。但是到了于吉利那一届，情况变得特殊。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整个东北老工业区都变得步履蹒跚，甚至连一汽也不能全部吸纳自己的工人子弟了。
“我都准备好了要到外地去打工了，这时候我们校长打电话给我，说，因为我的成绩，我有资格参加进入一汽大众的考试。我们学校，参加考试的只有8个人。”于吉利说。他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这几个数字，那一年一汽所有学校的毕业生有2000多人，有资格参加考试的有589个人，一汽大众会录取100人，而他的考试名次是第23。
在准备考试的两周内，爸爸说，儿子一辈子也没有这么用功过。发榜那天，全家人都兴奋疯了。
于吉利的工作是“CP8整车终检验收”，从焊装到油漆到整装，都归他检验。最近由于新型宝来的生产和验收，他格外繁忙。因为别的车子验收完之后，直接送到厂里做露天试验，而新车型验收完之后，则要送到德国让德国技术人员再来检查。“整车下了生产线就很晚了，我还要检查验收，每天下班都特别晚，而且还要想着不能给鬼子漏洞。”
他退休在家的父亲正忍受着疾病折磨，否则，他也会成为像一汽旁边的公园中的退休老工人一样，手里提着一个小马扎，四处转悠，碰到熟人就坐下来天南海北地闲聊。看到我坐在他们旁边，也惊讶，继续讲述自己的经历，议论粮价、食品安全、一汽的发动机和刚刚被抓住的贪官。
相对于生活在老工业区的很多同龄人而言，于吉利是幸运的。他正在和女朋友商量，他们的孩子，将来是要继续到一汽工作，还是要上大学干点别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要让他/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个庞大的汽车工业园区四处都是冠以一汽名字的学校、公园、医院、商店。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人们在街上行走，他们穿行在规划整齐的街道之间，这些街道中的一条名字是“奔驰路”，还有一条叫“飞跃路”。
立在街两侧的是四层和六层的居民楼，整齐而干净。这些厂区的住宅发展速度很快。在于吉利记事时候，他能记得自己家所在的楼是413栋，一汽住宅区的最后一栋楼，当他在一汽九小读到五年级时，厂区住宅有了800多栋。而当他上中学时候，一汽住宅区放弃了用栋作为单位，改用街区为单位。
1949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之父毛泽东出访苏联。不像他的一些同僚，比如周恩来和邓小平，毛泽东从没有过在他国访问或者生活的经历。此刻他以一个大国的最高领袖的身份到方苏联，目的是希望苏联“老大哥”对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施以援手，帮助中国建设一些重工业项目。
苏联人安排了毛泽东参观斯大林汽车厂。从没有目睹过汽车生产制造的过程，仍然乘坐着苏联提供的轿车的毛泽东，看着流水线上一辆一辆下线的汽车，对身边的陪同者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汽车厂。”
没有什么比汽车工业更能激发人的欲望，并且满足一个领导者的勃勃雄心了。亨利·福特可以不耐烦地打断年轻人的发言，后者试图告诉他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老亨利不屑一顾的说：“年轻人，时代是我创造的！”年轻的总统肯尼迪对时任福特公司总经理的麦克纳马拉说，他可以为他提供两份工作供“神童”麦克纳马拉挑选，一份是美国商业部长；另一份是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不假思索地说：“如果想要影响美国商业，那我还是留在福特做总经理好了。”
也没有什么比制造汽车更能显示出一个国家重工业制造的实力。那些奔驰在马路上的钢铁怪物几乎催生了整个现代的公路网、零售业、和郊外的房地产市场，它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显示出人对于自然界其它物种的优越性。但是没什么比制造它更复杂的事情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不休，为什么偌大的中国难以制造出一辆整车。而且，整个汽车工业在战争时期，可以毫不费力地转换成军事工业。瞧瞧福特和通用汽车在战争时期都为美国干了些什么！对于抱有强大中国抱负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钢铁、汽车和粮食，都是衡量这种强大的标准。
1953年7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一年前，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汽车厂的指示》，写得一手好字的毛泽东还为为这个汽车工厂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大字。
来自全中国的技术人才被调集到长春，他们面对着的是一片片空旷的黑土地。当抽调到长春的技术专业人员付金岭问接待他的人，我们的工厂在哪里时，接待着指着前方空旷的土地说，那就是。他接着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建设？”接待者看着他：“我们已经开始了！”
一汽所占据的土地面积几乎是整个长春市的一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南腔北调聚集于此。一汽的厂长饶斌因而被长春人戏称为“饶半天”。
饶半天的第一个任务是，在苏联技术专家的帮助下，生产中国自己的汽车。三年之后，1956年7月13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第一批汽车试制成功。它被毛泽东命名为“解放”。这是一批载重量为4吨的通用型载重汽车，装备90匹马力六缸汽油发动机，最大时速为65公里／小时，满载时经济时速为33-35公里／小时。在一汽的鼎盛时期，在中国公路上行使的汽车中，每两辆就有一辆是“解放”。
接下来，在1958年，一汽生产中国第一辆小轿车，按照毛泽东在论断国际形势时的著名话语“东风压倒西风”，这辆小轿车被命名为“东风”。
5月22日，当这辆流线型车身，上部银灰色、下部紫红色的六座轿车送往北京时，毛泽东坐着这辆车在后花园转了两圈，他开玩笑说，自己还从来没有做过这么高速的轿车——第一辆东风的最高时俗可以达到128公里。性格要强的毛泽东说了一句话：“我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喽。”
第二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来看这辆车。周恩来让司机打开发动机盖，看了一眼，见多识广的周恩来说，这是抄奔驰的。周恩来说，抄是可以的，但应该抄的有技巧，关键技术抄，非关键技术可以改得让人看不出来。
尽管如此，这辆车在北京受到英雄般得待遇，汽车开过之处，围观者掌声雷动。三个月之后，一汽又仿照克莱斯勒，造出了著名的“红旗”轿车。
共和国工业长子的命运和它代表的计划经济模式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盛转衰，继而重新找到自己的新的增长点。著名的解放和红旗都一度停产。真正让一汽再度成为中国汽车业佼佼者的，是一汽和德国大众、日本丰田成立的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生产的奥迪、丰田、马自达和一汽原先的车型解放、红旗一样，奔驰在中国大陆各个城市与乡村的公路上。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辉煌、改革开放后的没落，进入新世纪后重新崛起的努力，铁西历史几乎是一部中国国有重工业的变迁史。铁西区位于中国东北部城市沈阳的西南部，是中国最著名的工业区之一。铁西得名于此片地区位于铁路西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将东北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日本已经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资在铁西建厂28个，其中投资超百万日元的达11个。至1944年，日资在铁西建厂323个。按行业分类，机电冶金工业140个，建材工业65个，化学（含橡胶，制药）工业46个，食品酿造工业32个，纺织工业19个，其他21个。至此铁西工业区已基本形成。沈阳解放之后，新政权对铁西区有计划的进行了改造和调整，将铁西列入重点改造工业区。“一五”和“二五”期间，国家将六分之一的财力倾注于铁西，使铁西逐步形成了以装备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门类较齐全、大中型企业较集中、配套能力较强、产业基础强大的新中国工业基地。但是作为历史较长的老工业基地，铁西随后就面临着需要产业升级和随着计划改变国家都入减少等问题，在铁西的大量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接下来就是如何振兴这个老工业基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