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开始修建的三门峡水库是中国人驯服黄河的一次万众瞩目的努力，但随后却备受争议。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西部，地处河南、山西、陕西三省交界处。此地历史悠久，曾是夏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西周属虢国，秦置三川郡，西汉为河南府，汉武帝时置弘农郡，北魏置陕州后一直延续至明、清。相传大禹治水，使神斧将高山劈成“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河道中由鬼石和神石将河道分成三流，如同有三座门，三门峡由此得名。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三门峡的知名是因为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的修建。因为三门峡大坝，三门峡在1957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为省辖地级市。作为黄河上第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水库曾经让万众狂欢，它是一个像南京长江大桥和红旗渠等一样能激起自豪感的工程。但是在随后44年间，关于三门峡水库存废问题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过。“坝”的修建的利弊、建“坝”和任意一项影响巨大的工程的决策过程等等，直到今天中国人扔在争辩和讨论。
1866年，曾经担任北京同问馆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华北凝视着滚滚而去的黄河，高声大喊：“汹涌混浊的波涛，将思绪带向未来。滚滚黄河无视当地人蚁蜉之力，还有待西方工程师以科学方法来驯服。”
并不是没有西方工程师向这条河流宣战。69年之后，来自美国密西根的水利工程师奥利弗·托德就开始苦苦思索驯服黄河的方法。托德将这条河流视为“中国之悲”，因为他自己就亲眼目睹这条河流的泛滥如何冲毁人民的家园，让百姓死于饥馑，或者沦为乞丐。但是被戏称为“全能的托德”的工程师还是失败了。他的努力首先就面临着来自分裂的军阀的阻挠，和中国人的不信任。他被视为“西方列强的代表”，或者，是妨碍军阀们继续格局的西方人。
这只是中国人希望借助外来力量驯服这条河流的无数尝试中的一次。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中国人驯服这条河流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为这条被中国人称为“母亲河”，但是被奥利弗·托德称为“中国之悲”的河流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制造灾难和悲伤。
1952年10月25日，刚刚建立起自己政权的毛泽东离开北京，用了一周时间视察黄河。他视察的地段是山东、河南境内黄河绝口泛滥最多、危害最大的河段。毛泽东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话，“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信封人定胜天原则的建国之父相信没有任何事情是意志坚决的人所不能做到，如果没有做到，那只能是人本身发生了问题。
也是在1952年，中国从前苏联请来水利专家，协助中国规划黄河治理。新华社记者，后来成为国务院研究室司长的朱幼棣在《后望书》中写道：“遗憾的是前苏联专家为水工专家，主要是搞水利工程的，他们都擅长修建坚固的水坝，但对整个河流的治理并不擅长。当时，苏联专家随手一指，对随同的中国同行说：‘三门峡是个难得的好坝址！’中国水利专家也频频点头认同。”
朱幼棣主张从一个不会引发争议的角度来判断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利弊。他的一个标准是，三门峡水利工程毁掉了三门峡景观，“没有人说三门峡是黄河上最壮观的奇景，是最好的旅游景区。除了云集的水利专家，对如此重大的工程考察时，其他学科专家竟无一席之地……三门峡景观完全可以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1954年1月，以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科洛略夫为首的超过百人的专家团，用了数月时间沿着黄河进行勘查。科洛略夫最终认定，三门峡是在黄河上建坝的最佳场所。4月份，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水利部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记述经济报告》，这一报告随后被国家计委和建委联名呈报给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接下来这一报告先后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治理黄河的迫切心情让他们已经完全被这份报告描述的前景吸引。
这一年的7月1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代表国务院做《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朱幼棣在他关于三门峡的文章中描述这次报告说：“按照规划，黄河洪水灾害完全可以避免。一座三门峡水库就可以把设想中的黄河最大洪水量由37000秒立方减至8000秒立方。而8000秒立方的流量是可以经过山东境内狭窄的河道安然入海的……而且，由于黄河泥沙已经被三门峡水库和三门峡以上一系列干流和支流的水库所拦截，下游的河水将变清，河身将被清水不断刷深，河槽将更加稳固”。
设想中的三门峡大坝简直万般如意。邓子恢在会议上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早在周朝就有人说过的一句话，‘俟水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河区域生效，并且只要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暂新的国家，似乎一切都是暂新的。人们享受着命运的垂青，误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份规划报告被全国人大通过，科洛略夫成为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总工程师。
但是，在1955年6月，周恩来主持、水利部在北京饭店召开的专家会议上，这项万众期待的工程却遇到了它的反对派。那是两名孤独的反对者：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和水电总局技术员温善章。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而黄万里则是全盘反对。
黄万里是黄炎培之子，他早年的志向在于桥梁工程，正像那一年代期待建设国家的很多青年一样。1932年，21岁的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铁路桥梁工程专业毕业，到江杭铁路工地上做工程师助手，但却目睹了两次特大洪水：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仅湖北云蒙一县，就有七万人被洪水冲走；1933年黄河特大水灾，大堤决口十几处。黄万里旋即放弃了铁路工程专业，转学水利——一种说法是，他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便立志学水利治理黄河，赴美留学之后，先后获得康奈尔大学硕士和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
黄万里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黄万里随后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份意见后来发表于《中国水利》1957年杂志第8期。“四千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千年以前就在世界上最早地归纳出了四种防洪方法：沟洫或拦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缺口疏水。另外，近四十年来，中外学者融合德国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知识。忽视这些知识，认为有了坝就可以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
黄万里的反对意见集中在两点。首先，在三门峡修建大坝，水流在库区变缓，黄河本来在三峡潼关一段就是淤积段，水库蓄水拦沙会加大黄河淤积，从而造成渭河入黄河口因为淤积而被抬高，威胁八百里秦川和西岸的安全，下游的洪灾被转移到中游；其次，指望黄河水清是违反客观规律的，黄河本身就是含沙量很大的河流，“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
“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坝的功用只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优良的条件，决不能认为有了坝就可以治好河。”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
三门峡水利工程已经无可避免，黄万里在反对的同时也提出了补救之策，即三门峡大坝一定要能刷沙出库，为日后泥沙大量淤积预作准备。
接下来，在1957年6月10日至24日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黄万里再次舌战群儒。讨论会上分了三派，拦洪蓄沙的高坝派、拦洪排沙的低坝派和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反对上三门峡工程）。
高坝派主张立即建三门峡大坝，拦洪蓄沙，清水出库，并反对减少库容，主张建360米大坝。
低坝派也是少数派，以温善章为代表，主张拦洪排沙。他们希望保护耕地，减少库容，降低蓄水线（335米或330米、320米）。
黄万里则属于孤立派，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出席会议者“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只有笔者一人根本反对修此坝，并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惨状。争辩七天无效后笔者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点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结果是19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
黄万里所说的一切问题后来都变成了现实。
三门峡水库建成不到两年，水库淤积严重，渭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渭河成为地上悬河，水灾威胁西安。1968年渭河在陕西华县一带决口，造成大面积水灾。而三门峡蓄水水位也因为顾虑泥沙淤积而不敢抬高，水库装机容量只有原设计的四分之一。同时，出库清水对下游河形成侵蚀，对河岸冲刷严重。而此时黄万里已经因为他的反对言论被打成右派，劳教去也。在他的右派生涯中，黄万里也没有停止对三门峡水利工程发表意见，他仍希望扭转事态，通过父亲的好友、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上书中央。
2003年渭河特大水灾，更是让人们把矛头对准三门峡水利工程。媒体甚至直指三门峡水库为渭河水灾的“罪魁祸首”。一时之间，三门峡水库存费的争论开始出现。渭河的受害者陕西省认为，“潼关高程升高，渭河排水不畅，小流量酿成大灾害，责任全在三门峡，三门峡水库该废。”——所谓潼关高程，指黄河流量为每秒1000立方米时，相对应的水位高度，不少专家认为三门峡水库是造成潼关高程抬高的原因。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三门峡水电站应该废弃。赞成这一观点的专家不在少数。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上世纪90年代后，潼关高程的抬升属自然抬升，非渭河独有，也非潼关高程独有。气候变暖，北方来水少，而来水少、河床淤积是自然现象，整条黄河及北方的全部河道河床均在抬升之中”。因而，“废弃三门峡水库是个错误主张”。三门峡市更是向水利部直呼：“三门峡市离不开三门峡水库！三门峡人民离不开三门峡水库！”
这场争论一直延续至今。相形之下，朱幼棣站在文化立场上对三门峡工程的责问则无人能反驳。“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被定于360米，按照这个水位，附近的陕州古城、潼关老城、蒲州以及方圆百里的村庄均要沉没水库。数十万百姓被迫迁出世代居住的家园。可后来，实际蓄水还未达到原来规划的水位，就威胁到关中平原的安全，被迫降低，大量良田并未被淹没，上述古城也没有沉到水库。但居民已迁，弃城荒凉，竟造成了无水的淹没和毁灭。”这是可以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风景区，也也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还有无数本可避免迁移的人民和避免荒废的城市，可惜都被想象中的水给淹没。究其原因，只能重新回到黄万里孤独的反抗之上。人类并非败于自然，而是被自身所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