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让汉正街名正言顺成为小商品市场的代表之地，它吸引了无数政府官员和游人前来参观。与汉水平行的汉正街是武汉汉口最早的中心街道，大多数时间内都是一条繁荣的商业街，只是在做小生意被视为投机倒把的年代，汉正街一度衰落。1979年汉正街小商品市场重新恢复，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里这里迅速恢复生机。
1967年，武汉汉正街被更名为兴无街。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一年。众所周知的是，武汉又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风云的城市。
从兴无街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它想要达到的目的，无外乎消灭资本主义，振兴无产阶级兄弟。而给汉正街冠以兴无街的名称，却格外具有讽刺作用。因为这条街道在历史上正是富商大贾云集之地，明末清初的诗人吴淇曾经在一首关于汉口的诗中写道：十里帆墙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
后来这两句诗几乎会被所有撰写武汉历史的人引用。它所描述的繁荣景象为武汉人津津乐道。武汉作家刘富道在他2001年出版的关于汉正街的书作《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中说：“这是武汉人引以为荣的历史，几乎所有武汉史志都要引用。在当今汉正街的门面上、礼品盒上、纸杯上，到处都印着这两行诗句。如果吴淇能拿版税，一定会是汉正街的头号大款”。明朝时期的汉正街“沿街店铺林立，多为两层楼房，白墙灰瓦，古朴别致”。
这条与汉水平行的街道是过去五百年汉口发展的基准。在汉口，与汉水、长江平行的东西向街道，称为某某街，其主要干道称为某某大道；凡与汉水、长江垂直的南北向街道，则称为某某路。汉正街一代的街巷名称也基本上反映了它自身的商业气息，它们中很多都是以店名和产品名作为街道名字，诸如纬子、衣服、袜子、剪子、芦席、草纸、打扣。明朝中期开始出现的打扣巷以打制中式衣服的扣街为主，繁荣时期汉口的众多钱庄票号也云集到打扣巷。在这条长3194米的街道上，流传着无数关于一夜暴富和不孝子败家的传说。汉正街上一个歌谣唱道：第一代勤扒苦做，第二代眉清目秀，第三代好吃懒做，第四代光光溜溜。
但是在1949年之后，这个自然规律和所有那些传说都被终结，停止更新。汉正街上的几家著名老店都在公私合营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成为国有企业，或者消逝。创建于1885年的谦祥益布店，1954年3月，其老板孟乃泉和纪星五将其估值为人民币47万元，加入武汉市百货公司的公私合营阵容，1958年谦祥益更名为国营谦祥益商场。和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广州陈李济齐名的药店叶开泰，在1956年公司合营高潮时，将全部资产交公，在职员工也由国家统一安排。
对私营商业的打击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沉重。在《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中，刘富道写道：“自从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个体经营活动就受到冲击。当年（石乔）口区3415户个体商贩，就有400多户自动交出营业证照，汉正街市场内三成以上的个体工商户自动停业了。随着文化革命的不断深入，到1969年，一些私下进行买卖的个体经营者，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加以批判处罚，有的被遣送到农村去强制劳动改造。到了1971年，武汉市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决定停止向个体手工业者和商贩颁发经营证照，对原有个体经营户采取‘逐渐安排出路，成熟一户，安排一户’的政策。至此，汉正街市场个体经营趋于消失了。汉正街个体商贩的一切商业活动，统统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定性为投机倒把活动，都在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的围追堵截之列。那时侯，汉正街只有少数几家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几家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自古以来的一条商业街变成了一个萧条冷清的居民区。”
王任昌正是受到这种变化影响的人之一。在20世纪40年代，王家的王润记纱号和谦祥益、生计布点是汉口纱布业最显赫的三家公司，并称汉正街三把刀子。王润记的老板，王任昌的父亲王裕卿被描述成一位熟读三国，经商有数的儒商。但在1949年之后，被定为需要打倒和改造的“工商业兼地主阶级”，三大改造之后，王裕卿只能在街头卖卖大碗茶、西瓜，或者开个汽枪摊。王任昌是王裕卿的大儿子，尽管他上了大学，但是剥削阶级的家庭出身和自己火爆的脾气让他在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戴着脚镣手铐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在不断申述之后，王任昌被放出监狱，但不久之后又被抓了进去，这是1977年6月，这一次王任昌讲了一句惊人之语：“邓小平出来了，我马上就出来了！”
他在1981年6月二度出狱，回到汉正街，“汉正街没有他的户口，连个临时工都找不到，生活没有着落。到归元寺当和尚总该可以吧，没有户口开不到介绍信，连和尚也当不上。十里汉正街，何处是落脚地？他只好替老娘看汽枪摊子。”刘富道说。
汉正街上的另一位传奇人物郑举选在1979年6月30日出狱。1940年出生在汉阳的郑举选6岁那年因为天花而视力减弱，终至于双目失明。但是他已经是个幸运儿了，因为他的5个兄弟姐妹都因为天花丧生。他从1961年开始自己经商，文革开始之后被屡屡抄家，一个原因时郑家有人1949年之前去了台湾；另一个原因是郑举选是汉正街上最知名的“资本主义尾巴”。然后在1978年的1月8日，郑举选被关进大牢，出来之后，郑举选“宁可到垃圾堆里捡菜叶子吃，也不敢再经商了”。
但是此时整个中国的气氛已经在悄然变化。当时分管市场的汉口（石乔）口区工商局副局长任正选回忆说：“汉正街‘投机倒把’多。郑举选，瞎子。哥哥或弟弟在美国，他总在搞（生意），明禁暗搞。1978年以投机倒把论处，把他关起来后来以无罪释放到1982年10月，到东湖宾馆开现场会，国家工商局召集的，各省市区工商局长都来了。当时，汉正街只有103户。还凑不起这么多户。半边户，变通一下，发临时执照。中央说行，发了。说不行，就收。摸着石头过河。从利济路到永宁巷口子，摆起来还看得一下子现场会以后，像雨后春笋一样，从利济路到集稼嘴，摆满了1982年，我当局长。有风险，压力大。好多人说，汉正街字恩主义复辟，你老任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后台，保护伞。如果第二次文革来了，批斗是逃不脱的。就在1981年，一个工人写了篇文章，《汉正街投机倒把多》，寄给北京某某日报。”
在最初街上摆摊的103户个体户中，就有郑举选。这个身材魁梧的盲眼商人俨然已经是汉正街上没有言明的商业领袖。他也成为汉正街最早的万元户。《加拿大周刊》评价郑举选说：“小商品市场的个体户也有自己的英雄。45岁的郑举选就是勤劳、坚毅的中国人的典型”。
王任昌稍后也在汉正街成为知名人物。他通过贸易为自己积累了百万财富。在1993年时，他甚至试图从汉正街拉走一千多个体户到武汉心火车站，重新创建另一个可以同汉正街媲美的市场。不过，真正让王任昌扬名的可能还是根据他的小说《曲线人生》改编的电视剧《汉正街》。这部电视剧让汉正街成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
与此同时，政治人物和官方媒体也在不断为汉正街正名。1985年4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到武汉考察，主动提出要看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他用了20分钟时间从汉正街利济路步行到集稼嘴，遵循着约定好的“只走不停，只看不问”的规则，从拥挤的市场中通过。而此前人民日报在1982年8月28日发表的评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则让汉正街摆脱了应接不暇的指责声。
随后，汉正街的商业基因开始绽露无遗。这条街上在1988年出现了全国第一所民办个体户学校；1993年汉正街人李裕安的大地公司兼并了武汉国营火柴厂；在1990年代初人们争论“雇工是否存在剥削时”，汉正街有些公司已经雇工上百。
对外开放看深圳，对内搞活看汉正，这条街上开始重新演绎冒险家和财富的故事。
但是在一个商业时代，一个地区必须拥有不断自生的能力才能始终在市场中领先。2005年时，《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和90年代中前期的极度辉煌后，汉正街开始走下坡路。汉正街市场规模扩大了6倍，税收增速却从31%降到了10.2%，交易额从全国十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近两年，汉正街个体经营户数量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递减。汉正街第一代103名小老板中，目前只留下不到10个。‘天下第一街’的美称曾被‘水货第一街’的恶名所取代。大多数武汉人已经不去汉正街了。”
曾经和汉正街齐名，街上充斥着便宜名牌水货的北京秀水街、上海襄阳路都面临着跨国公司知识产权的压力，甚至终至衰落。汉正街自然也难以逃脱这种命运。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汉正街能否找到自己的新的定位。2008年8月5日的《湖北日报》上一篇文章说，“汉正街也正在重塑自己的商业模式。在今天众多的店铺背后，是集群化的生产企业。汉川等地的汉正街服装工业园，正是汉正街‘前店后厂’模式的全新表现。汉正街正在实践自己概括的‘总部经济’：汉正街是信息中心、销售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制造的发单中心。”它渴望成为武汉的经济发动机。
这一转型能否成功，汉正街能否已然捍卫自己商业中心的位置，只能留待日后判断。约瑟夫·熊彼特的“破坏式创新”又一次在发挥作用。汉正街如果不想被迅速更新的现实遗忘，只能进行这种破坏式的自我革新来寻找自己新的定位和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