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工业园是中国在开放之后努力学习东亚邻国，加入所谓“雁阵模式”的一个标志。1994年2月26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和当时的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在北京钓鱼台签署转移公共行政软件以开发和管理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也出席了协议签订活动。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位于历史名称苏州的东侧，尽管苏州没有机场，但是来访者可以从上海的虹桥机场或者浦东机场方便到达。这块园区行政区域面积288平方公里，下辖三个镇，户籍人口30万，其中，中新合作开发区规划面积80平方公里。建立这块工业园的目标不仅仅是招商引资，双方希望通过移植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城市建设经验，将这块工业园建立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和现代化、园林化、国际化的新城区”。目前，苏州工业园以约占苏州市3.5%的土地、5%的人口、7%的工业用电量以及1%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和2%的COD排放量，创造了全市15%左右的GDP、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25%左右的注册外资、到帐外资和进出口总额。

    1970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不承认一个独立的新加坡的存在，李光耀在他备受赞誉的回忆录中说。中国的广播和报刊把新加坡称为马来亚的一部分；官方媒体不断指责“新加坡当局”；1968年，李光耀被北京电台称为“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

    务实主义者李光耀却一直是中国最热忱的观察家。1971年10月，新加坡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投票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而且，发表了一个几乎像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声明：新加坡只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只能由包括台湾人在内的中国人民自己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的态度转变发生在1970年。随后，1976年，李光耀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国。但是身为华人的李光耀仍然心存疑虑，担心中国会把同样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当成一个“亲属国”，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周边的小国大都和中国的中央政府保持着一种奇怪关系。他后来回忆说，“为了确保没有人会认为我们是以炎黄子孙的身份访华，我们的17人代表团里有一位贾夫纳出生的淡米尔族外长拉惹勒南和一位马来族政务次长麦马德。他们将出席所有的会议，会议也都会以英语进行。”只可惜当他们访问北京时，周恩来已经病逝；而邓小平仍然没有复出。

    中国和新加坡的真正蜜月出现在邓小平复出之后。和李光耀一样，邓小平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邓小平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对新加坡地好感。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对邓小平说，“我们新加坡的华人是中国广东和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土地的农民；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都留守中原开枝散叶，没什么事情是新加坡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当时新加坡已经因为自己高速的经济增长而被视为东亚经济奇迹的一部分；而中国刚刚结束十年文革动乱，邓小平才开始驱动中国经济的恢复。李光耀回忆说，邓小平当时一言不发。后来李光耀看到邓小平在1992年第二次南巡时，对媒体发表讲话说，邓希望广东在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不只经济要要追赶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好”。这时，李光耀意识到，“他早在14年前的那次晚宴上，就接下了我悄悄抛给他的这个挑战”。其实早在1988年9月，邓小平已经表示了中国要想新加坡学习的意图，他对李光耀说：“因为我们缺乏经验，但是本领是可以学会的，其中包括向新加坡学习”。

    邓小平对新加坡的评价引发了中国大陆各个地方的政府官员和代表团访问新加坡的狂潮。“有了邓小平的首肯和鼓励，数以百计的代表团，大多是非官方人员，浩浩荡荡地从中国来到新加坡。他们带着录音机、摄像机和记录簿，要从我们的经验中学习。新加坡可是受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人的认可的。他们把我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凡是觉得有吸引力，可以在中国各大城市里复制的特点，都详细加以研究”，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

    而其中对新加坡的学习最为显著的，正是苏州市政府。1992年9月，李光耀和新加坡副总理王鼎昌一同访问苏州，“当年的苏州处处是破败景象，河水污秽混浊。但是我突发奇想，认为我们有办法把苏州重新发展成一个美丽的城市，并在毗邻地段开发一个工商业区。”

    显然，苏州市的政府官员和李光耀抱有相同的想法。午餐结束之后，当时的苏州市市长章新胜突然把李光耀拉到一旁问道：“新加坡有500亿美元的储备吧。”这位市长从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得知了新加坡那还算庞大的外汇储备数字。

    在李光耀的记忆中，接下来的对话是，章新胜建议：“怎么不考虑把其中百分之十带到苏州来投资，让我们也像新加坡一样实行工业化？我担保给你特别待遇，确保新加坡的投资取得成功。”

    李光耀的回答显示了他对中国政治体系的理解：“精明能干的市长总是很快就获得擢升。之后呢？”

    “好，起初我的接班人可能给你添麻烦，不过久了他也就不得不沿着我制定的路线走。苏州人要的是他们在电视和报章上看到的新加坡，有工作、有住房、有个花园城市。”

    “你没有权力为我们提供一片绿洲来发展一个小型新加坡。你还得有中央政府授权，才能做到。”

    12月份时，章新胜告诉李光耀，他已经向邓小平办公室提交了他的建议，这位市长同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过从甚密，这让他有机会提交这份建议。

    随后，李光耀写信给当时中国的副总理朱镕基，阐明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计划，“一份政府对政府的技术援助协议书，内容说明在苏州一个约100平方公里的地段，转移我们在吸引外资、建设工业区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我们所谓的‘软件’），并同时发展住房和商业中心。此外，新加坡财团和外商也会同苏州市政府合资开发苏州工业园区。整个开发工程可望在20多年内完成，只不过要使新加坡的处事方式适应中国的不通国情，也许会碰到一些困难”。

    李光耀还取得了包括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李岚清和后来的国家主席江泽民等中国政治领袖的支持。

    1994年2月26日，李光耀和当时的副总理李岚清在北京钓鱼台签署转移公共行政软件以开发和管理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也亲自出席。

    2000年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办公室发表的论文《借鉴实践深化——苏州工业园区六年借鉴新加坡经验成果回顾》中，阐述了苏州工业园区想要借鉴的新加坡经验：

    “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型国家，其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经验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相媲美，它在城市与建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大众住房（组屋）的规划与管理、交通管理、开发区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作为一个高度市场经济化的国家，它在政府经济战略的制定，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经济的相结合，大规模吸引外资、建立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制体系等方面，颇有独到之处；作为一个社会文明建设较为成功的国家，注重按照国情，将东方文化传统与西方法律体系有效地结合起来，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严格社会管理，以及廉政肃贪、打击社会丑恶现象等方面，对我们也不乏参考和启发之处”。

    这份枯燥的政府报告，以及苏州工业园区编辑出版的借鉴新加坡经验的两本论文集，都表现出苏州和苏州工业园区在学习新加坡方面几乎无所不包的雄心，从新加坡在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它竟然有序的城市规划、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它的人才政策和高等教育制度、它花园般的城市到它良好的治安和治理腐败的秘诀。

    但是显然，苏州工业园区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更加引人注目，2000年5月1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报道说，苏州工业园区是一个精彩的谜。这篇赞扬性的报道写道：“这个位于苏州北部金鸡湖畔的地方，6年前还只是洼地瓦舍，但是，仅仅3年，它就完成了首期8平方公里的高标准开发，在全国开发区中创造出单个项目平均投资额超过3000万美元的记录；5年，荣登英国权威杂志《企业预测》评选的亚洲十佳工业园行列……”它沉浸在苏州工业园成立6年就吸引来36家世界500强企业，累积引进外资70亿美元，在全国40多家开放区中位列三甲的经济奇迹中，也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苏州工业园区学习新加坡的公积金管理制度和邻里中心策略。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了对苏州工业园的一些不满。他认为苏州地方政府过于重视苏州工业园在经济上能达到的目的，而忽视了其它新加坡的经验。“北京最高领导人都很清楚，苏州工业园区计划的本质，是为了转移新加坡在策划、建设、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联合开发一个集工、商、居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城镇，以吸引高素质的投资者。苏州市政府却为了保障狭隘的地方性利益偏离了正轨，同核心目标渐行渐远。我们要向他们展示新加坡的模式，怎么重视金融管制、蓝图总策划，为投资者提供持续不断的服务，这些是我们的软件。但是他们要的确实硬件，就是那些我们建得了的高楼大厦、公路、基础设施，以及通过我们在国际上的联系和信誉所能吸引到的巨额外资。”

    李光耀的另一点不满是，他认为苏州市政府违背了最初的承诺，“反而利用同新加坡的联系，发展由市政府自己开发的另一个工业园区苏州新区，同时操纵土地和基础设施的价格，使新区比园区更具竞争力”。

    其实抛开这些，可以看出，李光耀试图向苏州输出的是新加坡的一整套经验，其中很多涉及到政府的利益，他想要再造一个新加坡；而中国的地方政府，甚至包括中央政府在内，想要的只是，最好在不触动政府现状的情况下，能够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才是李光耀和苏州的分歧，而且，也是李光耀从一开始就不能达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