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全印度支援中国人民抗日的运动方兴未艾。医务工作者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援华医疗队。6月29日这天，一个体形消瘦，皮肤黧黑，憨厚谦恭的青年人，匆匆赶到援华委员会，递上一封要求参加援华医疗队的恳请信。他名叫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能否如愿？他心里没有底。因为医疗队只从全印度选拔5名优秀外科医生，可他还只是一个毕业才两年的普通住院大夫，更何况申请人数已多达700余人呢。

    印度援华委员会经过认真挑选，确定由5位医生组成援华医疗队，德瓦卡纳特如愿以偿。

    1940年6月，德瓦卡纳特辗转来到抗日前线晋察冀边区。为了纪念这段人生历程，他在自己的姓——柯棣后面加了“华”字，变成了崭新的名字——“柯棣华”。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切地会见了柯棣华大夫。先让他到边区各地去参观并指导医疗工作，然后分配他去白求恩卫生学校和附属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

    1941年1月，柯棣华被军区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首任院长。当卫生学校校长江一真传达这一任命时，柯棣华惊诧地问：“我行吗？”

    “你行。聂司令员希望你成为第二个白求恩。”经过几个月的相处，江一真相信柯棣华对中国人民抗日军队的忠诚和领导医院的能力。

    柯棣华临战受命，走马上任了。这时，正值抗战最残酷，最艰难的岁月。柯棣华决心和共产党八路军一起并肩战斗。他在一次军民誓师大会上，用汉语庄严宣誓道：“不管敌人‘扫荡’还是‘蚕食’，搞‘三光’政策还是搞可笑的‘自首’方针，这都动摇不了我们的决心，我发誓和你们并肩战斗，直到打败日本法西斯！”说着，他满怀一腔义愤，高唱起他最喜爱的那支歌来：

    由于敌人频繁“扫荡”，柯棣华和同志们不得不一次次忍痛离开医院驻地——唐县葛公村。一次，行军一夜，他写了两个小时教案，正要讲课，敌人来了，只好再次转移。身乏眼困，刚一打盹，便失足向山涧滑去，幸亏警卫员手疾眼快一把拉住，低头一看，双膝和腕部已皮破血流，柯棣华微微一笑，又朝前走去。

    一天，刚住进一个村子，敌人突然将他们包围。当时警卫排只能掩护一部分老弱病残和女同志转移，江一真要柯棣华先走。柯棣华却说：“我是院长，应当和你一起指挥部队！”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一些人负伤、牺牲了，柯棣华依然坚定自若，和江一真一起指挥部队。幸好三分区一个团赶来救援，他们才脱离险境。可是敌人并不甘心，仍穷追不舍。当他们跑到大召村时，敌人的飞机又来了，一阵轰炸，又牺牲了许多人。面对敌机狂轰滥炸，柯棣华不躲不藏，跑来跑去抢救伤员。

    一个多月来，医院在唐县、曲阳、广灵、阜平四县境内一面与敌周旋，一面坚持教学，终于赢来了1941年2月军医一、二、三期学员的毕业。即将分别的师生们依依难舍。学员们争着要老师题词。柯棣华想了想，工整地写下4个汉字：抗战必胜。

    一次，日寇进山来“扫荡”，医院应该转移，可是院长柯棣华去军区参加紧急会议还没有回来。医院全体人员只好整装出发。原来，柯棣华和警卫员赶回医院的路上，在唐县娘子神村见一个孕妇躺在炕上翻滚惨叫。

    “大嫂！”柯棣华轻声喊，“你怎么啦？”

    孕妇一惊，结结巴巴地问：“你，你是谁？”

    “这是咱们国际和平医院的柯院长。”警卫员赶忙介绍说。

    “柯院长！”孕妇又惊又喜。

    警卫员把柯棣华拉到一边说：“院长，咱们可不能再拖了，是不是先将这位大嫂隐蔽起来，等我把你送回医院，再带医生来接她？”

    “来不及了。”柯棣华摇摇头，“咱们得设法把大嫂带走。”

    “带走？”警卫员惊讶了：“情况紧张咋带？”

    柯棣华语调平和地反问道：“小鬼，要是白求恩今天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办呢？快，快上山找人……”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枪声，惊醒了孕妇。她面色煞白，着急地说：“柯院长，你走吧！”

    “大嫂，别这样说。”柯棣华安慰着她。

    又是一阵枪声，产妇急了，当下起来推着柯棣华：“柯院长，你快走吧，咱们能活一个算一个，你比我有用处！”

    “大嫂，不用再说了，我是八路军，不会离开你。”说着，柯棣华将她扶到门板做的担架上，又喂了几口水。

    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传来。警卫员领着六七个民兵和孕妇的丈夫赶回。

    在转移途中的一个临时手术室里，柯棣华为孕妇接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婴。随着婴儿第一声啼哭，手术室内外的人全都笑了。一些人在喊：“这是一朵军民友谊之花！”“这是一朵中印友谊之花！”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岁月，柯棣华同卫生学校的女教师郭庆兰由相识到相爱，终成眷属。小郭送给他亲手织的毛背心，他将临离家时母亲送给自己的银杯回赠小郭。两人相亲相爱。可是有一件事，小郭为他非常担心。就是和柯棣华相识不久，她发现他偷喝石榴皮水。再三追问，他才说自己在途经冀中时因吃了有绦虫卵的猪肉，患了绦虫病。喝石榴皮水是从老乡那里打听到的偏方。当时，他俩定下君子协定：她替他保密，而他要听她的话，保重身体。不料半年后绦虫病发展成了癫痫病，柯棣华怕小郭和别人知道，每当感到病情快发作时，赶紧躲到无人的角落，等那撕心裂肺的痛苦折磨过去之后再回来。然而，这一秘密还是被她发现了。他求她保密，她却不得不报告领导。从此，校长、政委、协理员只得限制柯棣华的工作时间，并把“严管”的任务交给了小郭。开始她信心挺足，不让他随便离开自己，以减轻他的工作量，有时甚至不惜假装和他吵闹。

    可是，柯棣华却有办法对付她，让她吵不起来。一天早上，卫生部来人，说中央分局有位叫任远的干部在“扫荡”中右脚负伤，肿得发红发紫，卫生部的几位医生检查后认为必须赶快截肢，不然生命万难保住。游副部长想请柯棣华去看看，柯棣华把小郭叫到一边，故意问道：“你说去不去？”她只得催促：“快去！快去！”

    过了几天，柯棣华回来了，小郭忙问：“那伤员的脚保住了吗？”柯棣华说：“保住了。要不是你同意我去，那位干部就残废了。看，这功劳应归你！”

    工作需要柯棣华，柯棣华渴望工作。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这天他刚给伤员做完手术，听说有个伤员发脾气，把饭碗也摔碎了，便急忙赶到病房。发怒的伤员是一位通信参谋，半年前在行唐战斗中负伤，昏迷了3天才清醒。当他得知一块弹片嵌在自己腰部，神经受到损害，下肢可能瘫痪，竟失去了控制能力。没想到，柯棣华却笑容满面地对他说：“我们哪位小同志惹你生气了？我来替他向你做检查，请你批评。”

    听到这么诚恳的话语，伤员不由得慌了，连声说：“不，是我的不对。”

    柯棣华还是笑眯眯地说：“你心里很烦，是不是？这心情我能体会出来，这不，前些天我被确诊为癫痫。”

    “你！有羊角风？”伤员惊讶起来。万万想不到，这位整天乐哈哈的院长竟会患有这种病。

    柯棣华接着说：“我也烦过，后来想到一个人，心情就开朗了。那是1939年7月，我在延安八路军医院工作。一天，我和另外两位大夫接到通知，去给一位中央领导看病。这位领导从马上摔下来，把右臂摔断了。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满脸淌汗，正伏案用左手拿笔批改文件。你知道吗？骨折是非常痛的，当我们给他脱下衣服检查，他的内衣早被鲜血染红了，湿透了。想到他，我为自己病后产生的悲观情绪羞愧极了……”

    “他是谁？”

    “周恩来——周副主席！”

    伤员陷入沉思。好大一阵，柯棣华才说：“怎么样，吃点东西吧？”

    “嗯！”伤员咬着嘴唇说。

    柯棣华亲自把饭菜端来，一口一口地喂他。

    经过了几天的充分准备，柯棣华为通信参谋做了第二次手术，取出压迫马尾神经的弹片。经过一段治疗，伤情很快好转，通信参谋终于重返前线。

    艰苦的生活，超负荷的工作，长期的奔波劳累，使柯棣华的癫痫病发作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沉重了……

    1942年6月的一次大发作，把同志们抢救时给他垫在牙齿间的毛巾都咬破了。校长江一真来了，向他传达了聂司令员的三点建议：一、到延安去休养一段时间；二、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到附近城市住院；三、到香港或印度去治疗。

    江一真走了，屋里只剩下夫妇二人。小郭一边替他擦拭已经流到面颊上的泪水，一边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他。柯棣华思索良久说：“病当然要治，能治愈就更好了。要知道，全世界还没有找到根治的办法啊！再说，目前形势……”他抬起头来，继续说：“这里是抗战的桥头堡哇！我还是留在这里吧。”过了一会儿，他拉住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说：“如果不参加八路军，得这个病，我会悲观的；现在我却满怀信心，因为只要和边区人民在一起，我也会像希腊神话故事里的安泰那样获得力量。”稍停，他又笑笑说：“当然，我也许会死，也许会残废，但为了全世界人民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我即使死，印度人民也会高兴。你和我，还有我们即将出生的孩子也会高兴的。因为，我已将我的生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

    连日来，司令员以及各级领导纷纷前来劝柯棣华外出治疗，都被他一一谢绝了。

    柯棣华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必须拼命多做工作。使他着急的是，领导交给编写一部外科教材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他不敢放松。

    1942年7月7日这天，经党组织批准，柯棣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鲜红的党旗下，他庄严地举起右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我要将一切，包括我的生命献给这壮丽的事业。”

    夏日炎炎，再加上这年雨水多，蚊虫也特别多。柯棣华用纱布作了个纱罩，罩在头上继续写书。闷热难熬，大汗如雨，他仍全神贯注地在微弱的灯光下，一节一节地写下去……《外科总论》编写完了，他没有停顿，又开始了《外科各类》的编写。

    1942年12月8日晚8时45分，他在稿纸的边角上填上了新的一页编码：173。笔在飞驰，汗在滴洒，血在沸腾，一排排整齐的汉字，像一队队整齐的士兵，跑步进入队列……突然，颤抖的笔掉在纸上，划了一个长长的横道，柯棣华的身子猛地朝后一仰，重重地摔倒在地。3分钟后，他苏醒过来，睁开眼睛，望见小郭拿着一具推空了的注射器。他笑着，向她伸出一只手。小郭明白了他的意思，含着眼泪重新扶他坐到椅子上，帮他整理好方才弄乱的一叠稿纸，将笔递给他，又给他倒了一杯水。柯棣华盯着临行前老母亲送给他的那个银杯，精神抖擞起来。镇定地调动着笔……

    9点、10点，他又一次摔倒在地上，艰难地吐出十几个字：“谢谢大家，这不算什么！同志们，工作去吧，伤员在等你们……”再次昏厥过去。

    在当时条件下，一切可能救治的办法都试过了，一切可以缓解的药品都用过了。但他的疾病仍频繁发作，难以遏制。凌晨6点15分，柯棣华最后朝战友、妻子和儿子深情地看了一眼，垂下了眼帘……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陈根喜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