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上旬，我们100多名男学员被调出战训班。由景德镇乘小木船，沿昌江经鄱阳湖到南昌，转乘火车到九江，搭乘长江轮船到武汉。驻在原“日租界”山峙街的两幢日本人留下的楼房里，等待分配工作。

    到武汉后，我们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向我党长江局负责人博古同志汇报了情况，并研究了我们的去向问题。当时，南京已经沦陷，武汉成了战时首都，汇集有各方面的党政军要人和各地的流亡学生。“武汉平津流亡同学会”也成立了。原在北平搞“一二·九”运动的老战友杨学诚、姜纪常等人，已组织起了“武汉青年救国团”，　总团部设在武昌三道街39号。这里成了北平学生联络站，我在此地遇到了老战友蒋南翔、何礼、杨蕴青、刘江陵、王蕙兰等人。刘江陵和我一同去看望了沈钧儒先生。

    1938年春节（1月29日）后，战训班副主任黄仲翔说，要分配我们到河南第一战区工作。我找蒋南翔同志给我解决党的组织关系问题。他说：你先随着大队到河南，组织上可以把你的材料和要求转给河南省委。我问：到河南我去找谁接关系？蒋说：会有人找你。

    1938年2月14日，我们由武汉乘火车北上，第二天（正月十五）到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所在地——郑州。此地接近前线，天天有日本飞机轰炸；马路上弹痕累累，被炸塌的房屋，比比皆是。但有些店铺，为庆祝元宵佳节，仍然挂起了红灯笼。我和几位同学走进一家小吃店，吃了几个元宵，以充饥果腹；夜间住在城隍庙里，睡得也很香。当时，程潜将军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我们从战训班来的100位同学，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训处领导。该处组织我们学习了两个星期。由司令长官程潜分别委派我们为民运指导员，分配我们到豫西和豫东29个县工作。我和共产党员王振鸿、刘野亮等40人，主动要求到接近抗战前线的豫东商丘地区12县工作。中心任务是：根据“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原则，在各县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聚集抗日力量，保卫战区安全，支援前线抗战，主要是支援徐州会战。

    1938年3月初，我们由郑州出发，分赴各县。

    在出发之前，我党河南省委委员、八路军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同志找我谈话。他要我有事和他联系，到豫东的主要工作是抓武装。

    我们到达各县，国民党的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口头上欢迎我们，实际上反对我们，特别是反对我们抓武装。他们说：地方武装已由联保主任组成了联防队（一种限制共产党活动的组织），不需要再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了。长官部规定民运指导员的生活费，每人每月20元，由地方财政开支。他们借口“财政困难”，拖延支付，如此等等。我们将这些向程潜长官汇报了。程长官于4月中旬，在开封召开了有各县民运指导员、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参加的民运会议。程长官在讲话中指出：各县要将民运工作放在第一位，县长、县党部书记长要大力协助。如有妨碍民运工作者，应受严肃处理。会后，程潜将军以河南省主席的名义，撤掉了商丘地区的6名县长，要我们民运指导员推荐新县长。当时我在虞城县工作，我推荐在冯玉祥部下当过团长的蔡洪范（虞城人）为虞城县长，获得程潜主席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