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期徒刑减到有期徒刑15年，我虽然很高兴；但屈指一算，再过15年就1990年，我已经是79岁的人了，是否还能活在人世？处于两可之间。于是我决定把减刑作为新的起点，争取早日出狱。如何争取呢？当时我还是把早日出狱寄希望伟大正确的共产党有一天能查清我的革命历史，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但在那种“文化大革命”恶浪滚滚的年代，党的一些老领导都被关进了监狱，还有谁敢过问我的冤案？看来，只有乞求上帝给我延年益寿，以便我在有生之年出狱，看看我为之奋斗了多半辈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景象！

    祸自天降，福自党来。一唱雄鸡天下白。1975年12月1。日早6点，中队长找我谈话。我进到他的办公室，他把我的存款折交给我，并说：你赶快回监号捆好行李，等着坐汽车去太原。我回到监号还未捆好行李；值班员通知我，快到大伙房去吃饭。红烧猪肉白面条，尽量吃（平时是限量的）。8点钟，有一辆电瓶车把我送出监房大院，到了大礼堂门前。那里已经有七八十名犯人，还有几辆大型客车。大家进了大礼堂，监狱政委讲话。他说：送你们到太原去学习，与你们的前途有很大关系。沿途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到太原的目的是什么？坐在汽车上，大家还在猜测。下午四点多钟，到了太原，住在一个劳改单位　太原石碴场。这里己经集中了从山西各劳改单位来的数百人。此地消息比较灵通，传说学习完了，就要进行“特赦”。到了晚上，山西劳改局的王处长到各监号和大家见了面，并说了“招待不周”等客气话。这是在劳改场合很少听到的话。大家的伙食也由窝窝头改成白面馒头。白天，大家可以在石碴场的大院内随便活动，但不能出大门。晚上，监号的门也不上锁。

    第三天上午召开了大会，山西劳改局的王书记讲了话。他讲的主要内容是国内外大好形势；并布置了几个与形势有关的学习文件。他最后说：目前的大好形势与你们的前途有密切关系，你们要好好学习。

    12月13日下午，又召开了全体来太原学习的人员的大会。劳改局的王书记在会上总结了大家对形势学习的情况。并宣布：政府即将对你们进行宽大释放。大家掌声雷动，欢欣鼓舞，喜形于色！王书记随即宣布了几项政策，（1）除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外，被宽大释放的人，凡是有家可归的，都可以回原籍。（2）无家可归的，由政府分配到劳改就业单位就业，享受国家职工待遇，3个月以后定级。（3）要求回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的人，必须具有下列三个条件：第一，原职务级别属于国民党少将以上或伪省政府、伪省党部委员以上；第二，在要去的大城市内必须有常住户口的直系亲属接收；第三，必须得到要去的大城市公安局同意。（4）愿意去台湾的，政府提供方便。会后，劳改局给来太原学习的人，换发了新的被服。

    12月15日上午，宽大释放大会在太原寨沟煤矿大礼堂举行。主席首先宣布：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根据这一决定，现在宣布：对你们全体人员予以宽大释放。顿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在这次大会上，得到宽大释放的约有七八百人。发给每人一张宽大释放裁定书和一张入户证。我以“国民党少将身份”，也领到一张宽大释放裁定书和一张回北京的入户证。裁定书上写明予以公民权。最后，有一位省级领导讲话。他首先向大家致贺，并宣布发给每人人民币100元，作为零用。大家鼓掌表示欢迎。会后，政府招待全体被释放人员会餐，每10人一桌，每桌有一位干部作陪，饭菜丰盛，气氛融洽。下午，全体被宽大释放人员，由石碴场监房搬到了场外新搭起来的几排活动平房，完全脱离了监狱生活。不久，又搬到了寨沟煤矿新建成的干部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