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巩固政权，扭转财政困难，加强经济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高岗在东北地区率先发动了爱国增产节约和三反五反运动，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给予资产阶级的进攻以沉重打击，也成为一次大规模的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实质是一次打退资产阶级从经济领域向新生政权猖狂进攻的革命。毛泽东说：“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对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下。”

    一、增产节约为国家积累财富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争爆发后，东北边防安全受到威胁。中央军委做出了《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调集20多万兵力和原驻东北的20多万军队，组建了边防兵团。同时加强了东北地方兵团建设和特种兵的建设，兵力和经费急剧增加。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东北地区不仅承担地方兵团的后勤供应，开赴朝鲜参战的志愿军供应亦由东北负担。军费支出占东北总经费的一半以上。由于朝鲜战场后勤供应有保障，使志愿军勇猛作战，连战皆捷，迫使敌人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为保证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的经费，高岗及时提出了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实行了一边支援打仗，一边建设经济的指导方针。他亲自领导了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3月，东北人民政府召开委员扩大会议，高岗在会上作的《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建设强大国防力量与强大的经济力量”。5月，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参加会议有东北人民政府及各省市主管工业的行政、党务、工会、青年团领导和一些重点企业的主要领导等380多人。高岗作了《为增产五百万吨粮食财富而奋斗》的报告，并做出相应的决定。

    东北地区积极响应高岗主席的号召，爱国增产节约运动首先在东北地区的工业系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然后在机关、部队、学校等非生产部门逐步展开。

    在运动中，由于各级领导亲自负责，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与职工群众的积极努力，在短期内取得重大成绩。东北局关于增产节约的通报指出：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他们认识到增产节约运动是发展工业，巩固国防，争取抗美援朝胜利与建设未来更加美好生活的可靠道路。通报说，广大工人在算细账后说：“高岗主席增产节约的号召再晚一年，不知咱们又犯多大的罪，给国家浪费多少财富！”有的工人给高岗写信说：“打一鎯头，烧一块铁，都想到对国家的责任。”沈阳等城市许多工厂中的工人“从班组到个人都备有增产节约的贡献本子，每天记录着增产节约的成绩，随时准备向毛主席、高主席献礼。”

    增产节约运动，促进了技术改革工作。广大工人为完成自己的增产节约计划，传授技术，学习技术和献计献策活动空前高涨，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动脑筋、找窍门、挖潜力和提合理化建议运动”，仅沈阳市的各厂提出并实现了合理化建议达几千件，克服了生产上的许多困难，推广了许多新技术，创造了许多新纪录，实现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使生产效率成倍提高，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增产节约的计划。同时，认真地进行清理资财，登记家务，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东北地区各厂矿企业党委、行政、工会、青年团的领导干部、技术员、职员，根据高岗的指示，主动地、有计划地深入车间，研究生产中的关键问题，改善和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

    到10月，全区已取得增产节约1000万吨粮食价值的成绩，为国家增加了巨大财富，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和经济建设。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三害”的严重问题。

    东北的增产节约运动取得重大成绩，捷报频频飞向北京，高岗在东北高干会上的讲话报送中央后，引起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1951年10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高岗汇报了东北精简机构、增产节约运动的成就，并经过讨论一致肯定了东北的成绩和经验。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学习、推广东北的经验，在各条战线上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其内容是：整编部队，加强国防力量；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增产节约，准备国家大规模建设。

    10月下旬，召开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毛泽东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陈云副总理代表政务院向大会所作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报告中，对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给予极高评价。他指出：增产节约，是人民政府的重要财经政策之一。他说，东北地区今年单从经济方面提倡节约和增产，就创造一千万吨粮食的价值。如果我们从全国范围的一切方面都实行节约，就可以找出大批的钱，用到经济建设投资和国防建设上去。《东北日报》和《人民日报》、《新华月报》等发表和转载了东北局关于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和有关经验。

    在党中央号召并转发了东北的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推动下，一个规模巨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迅速在全国城乡展开。在中央的鼓励支持下，东北地区的增产节约运动，乘胜前进。

    10月26日，东北局召开东北一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作了报告，突出强调了“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问题，分析、总结前段的形势，肯定了成绩，指出了运动中的不足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布置了后几个月的任务，使运动健康地、深入地、全面地向前发展。

    12月3日，高岗关于工矿中车间开展节约情况，向中央、毛主席作了报告。14日，毛泽东将报告批转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和政府工业部门、工会党组。批示：

    “高岗同志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关于在工矿中深入车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很好，特发给各地参考。根据这个报告，东北单是国营企业部门，在一九五一年，截至十月底止，除完成原有生产计划之外，就为国家创造价值一千多万吨粮食的财富，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深入了车间得来的，因而也就改善了工人的生活。这种经验应在全国一切工矿企业传播，并按自己的条件适当地仿照执行。高岗同志的报告，应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东北增产节约成绩辉煌，到年底增产节约完成1600万吨粮食价值的财富，比原计划翻了两番。

    1952年5月初，高岗在东北一级机关，各省市及厂矿的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开展爱国生产竞赛，为完成国家工业生产计划与增产节约八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的报告。这个报告和高岗在东北人民政府会议上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的指示，被中央及时转发各中央局，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新华书店向全国发行，对全国经济建设和增产节约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高岗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高度赞扬了1951年增产节约的成绩和劳动人民、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他说，去年东北国营、公营的工业中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为国家增产节约价值一千六百万吨粮食巨大财富”。并提出：今年能够开展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为国家增产节约更多的财富的任务。他在报告中着重强调了1952年经济工作总方针、工业方面的任务和实现任务的有利条件，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几点要求和政治工作的任务。

    他在报告中讲到增产节约运动的重大意义时说：“八百万吨粮食，将近东北全体农民去年粮食总产的一半。”若用以投资建设工业，可以建成发电能力10万千瓦的火电厂7个；或者建成年产母机2650台的新型机器厂1.8个；或者建成年产3万辆拖拉机的工厂4个；或者建成年产30万千瓦的透平发电机制造厂3个；或者建成具有5万纱锭和2000台布机的纺织厂15个。若用以改善职工福利，则可以建成500万平方米住房；或者修230所每个有500床位的医院；或者换1443万多尺灰斜布。如果用于充实国防力量，则可以购买3300架战斗机，或者购买5600门大炮。

    他通过举例算账说明增产节约的社会、经济意义后，强调指出，应当大张旗鼓宣传今年的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的重大意义。他要求要“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真正形成一个深入人心的群众运动。”要在“全东北范围内普遍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响应毛主席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增强抗美援朝的力量，加速我国工业化的进程。”

    东北局在此期间，发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从五月份起开展爱国主义增产节约竞赛运动”，把工作重点转到生产和基本建设上来，组织力量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职工群众明确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重大意义和“三害”、“五毒”的危害性，提高职工的政治思想觉悟。指出：厂矿车间和工程单位组织动员全体职工动脑动手，想办法，出主意，找窍门，制订单位和个人的计划、措施及执行的方法等。

    东北增产节约运动中，实行分类指导，分级负责；以工业系统为龙头，先行一步，做出成绩，总结经验，带动了一切事企业部门和机关、部队、学校等非生产部门，进行了精兵简政，提高工作效率，紧缩开支。由于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创造性，各地涌现出大批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改进生产技术，推广运用先进经验，不断刷新生产纪录。1952年取得增产节约1620万吨粮食价值的财富，比原计划超额一倍多。城乡结合，工农团结一致，为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做出卓越贡献。农村在互助组和劳动模范的带动下，数千万农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增产竞赛运动，改进耕作技术，全区推广了肇源县的增产经验，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

    二、“亲自动手”发动三反

    随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逐步深入发展，东北各地暴露和发现大量的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高岗审时度势，1951年8月，适时地发动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把整顿党的作风和增产节约、三反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三者前后交叉互相配合，互相推动。

    延安整风期间，高岗聆听了毛泽东主席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他告戒“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借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详细地论述了李自成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教训，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文件之一。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1949年3月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途中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50年春毛泽东访苏后回到东北，批评高岗等铺张浪费，对他触动很大。他对毛泽东主席的谆谆告戒记忆犹新，并重新学习：李自成“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后，“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没有多久，李自成“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使政权从明王朝夺回来，又断送给清王朝宰治了260多年。毛泽东的教导和李自成悲剧历史，对高岗教育和影响很深。他针对胜利后东北党内产生的骄傲自满和享乐腐化的问题及毛泽东“决不当李自成”的教导，及时地亲自发动“三反”运动，用群众的力量，对于资产阶级拒绝接受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猖狂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违法活动，给予粉碎性的打击。

    8月底，东北局召开东北一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高岗针对增产节约运动发现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问题，在会上作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动员报告。他说，我们党经过30来年光荣、伟大、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战胜了国内外敌人，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我们的党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和巩固自己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毛主席的光荣，党的光荣，无数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同志们的光荣！他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不等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完成。恰恰相反，随着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肩负的责任是愈加重大了。”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说，今后的任务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和经济力量”，才能免遭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将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才能将我国的社会制度逐步地引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共产党人所奋斗的目标。

    高岗在动员报告中，全面地、恰当地分析了东北地区阶级斗争的基本情况。他说，全国革命胜利与东北转入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之后，大批旧的机关、企业中的工作人员转到人民的机关与企业中工作，他们之中，有大部分经过教育改造而开始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还有一些人改造的很差，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改造，继续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作风。同时，各种奸商与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也都在采取各种引诱、欺骗的手段，企图软化我们队伍中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分子，而我们也确有一些党员，甚至是个别的老干部，经不起这种诱惑而坠人泥坑，产生了严重的贪污蜕化倾向，腐蚀着革命队伍，妨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如不彻底解决，就会贻害人民，贻害革命。

    他指出，有些共产党员“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而蜕化为偷盗国家和人民财产的盗贼了。”这些蜕化分子，为了掩盖其卑劣行为争取“同盟者”，正在制造各种借口，如说：“由乡村转入城市，为适应新的环境要讲究一些”，“做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应酬”；“机关家务是我们搞生产弄来的，个人用一点不算什么”，如果批评他们，他们说别人是“农村观点”，“注意生活小节”。他们害怕民主，他们利用种种“理由”来压制与打击群众对他们盗窃行为的批评与揭发。

    他说，某些党员干部沾染了严重的地主、买办、封建官僚与其他非工人阶级的观点和作风；有些人认为夺取政权是革命胜利的“尽头”，不认为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因而，骄傲麻痹，在“政治上丧失警惕”，敌我不分，无原则地任用私人，把反革命分子也拉进革命机关来。他指出，东北人民政府有一个部长，不经组织批准录用了16个亲戚朋友为干部(内有4个叛党分子，3个反动党团骨干分子，2个逃亡地主)；还有一个副局长，私自介绍6个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亲友到他单位工作，并委以科长等职务。沈阳市政府有个局长，把一个有血债的犯人委以工程队长(后被处决)，还包庇重用有严重问题的人。有些党员干部忽视政治，不愿过组织生活，不重视理论学习，甚至有的拒绝做党的工作，不当支部书记。他大声质问：“这些人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到哪里去了？”

    高岗把上述问题的性质提到政治高度原则进行批判。指出，它是把地主、官僚、买办和其他非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工作作风带到我们党内来。这些东西是同马列主义根本冲突的，同共产党员的称号相冲突的，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作风相冲突的，它是腐蚀党的毒素，是党与人民的敌人所喜欢的东西，如不及时克服，任其发展，将会腐蚀党的战斗力，并使党的事业无法前进一步。“必须组织全党同这种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他对上述严重问题发生的根源进行了分析。他说，这种严重现象能在革命队伍中存在，除了一些不纯分子混入党内，在人民政府中留用了不少思想上未经彻底改造的人员外，还有较老的党员干部居功自傲，享受思想的发展，特别应指出的是各级领导机关中官僚主义，组织不严密，马列主义教育不够，检查工作很差，因而对上述思想倾向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对于贪污分子，采取“慢慢地教育他们，不要着急”的姑息态度，这就给那些贪污蜕化分子以可乘之机。

    他接着指出，东北一级某些机关的官僚主义的表现及其危害。他说有些机关和领导，沾染了浓厚的官僚主义习气，注意形式的装璜，美国、英国的汽车多起来了，送礼请客多起来了。似乎不坐美英汽车就不能工作，不送礼就不足以表现革命的友爱；开会不请客，就不足以表现会议的成就。至于说到工作，就不如对汽车、请客那样“积极”。他说，东北人民政府的一个机关，一件渔民组织工会的法令，在机关中旅行了四个月后才公布。我们一个部队的参谋长经过他自己签发的一个命令，既不加检查，而且连这个命令也忘了。有个飞机场的场长报告说：“据报机场被水淹”，其实机场没有水淹，这个场长住在飞机场里还要“据报”呢，官僚主义到了何等程度！至于机关随便添人，添家具，随便接家眷，雇保姆的更多了，不爱惜公物达到惊人程度。某些机关中的形式主义，敷衍搪塞、等因奉此、例行公事、滥发文件、表格，不检查，不解决问题，“以致把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变成了没有生气，没有创造，谈空话，滥发号令的官僚机关的事实，也不胜枚举”。

    “这些官僚主义者，对盗窃国家财产，侵吞公产的事实，简直是熟视无睹，他们从不对这些罪恶行为加以起码的检查和追究。”允许盗窃国家财产，允许贪污浪费的胡行，就是允许破坏国家的物质基础，允许破坏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高岗揭摆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表现、性质、危害及其产生的原因后，提出两个“肃清”，四条措施。两肃清是肃清各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肃清贪污蜕化倾向。四条措施：一，在所有机关中，开展一个群众性民主运动，来揭发本机关内部的以及有关部门和一切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蜕化的思想行为与官僚主义的作风。运动由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自领导，有准备地进行。号召犯错误的自动坦白改过，号召群众揭发检举，使全体人民认识贪污蜕化是革命队伍中最丑恶的行为，认识这种思想与行为对于党和国家的危害性，使大家了解“大敌当前，有打倒之必要”，从而使贪污蜕化分子在革命队伍中无藏身之所，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空气。各级领导机关负责同志，要以“坚决的态度，把这个运动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干部健康、事业前进。”要使这个运动开展好，必须同整党教育联系进行，使党员明白，贪污蜕化所喜欢的东西，正是我们反对的东西，他们所憎恶，所害怕的东西，正是我们需要加强的东西。二，运动中揭发与检举出的证据确凿的贪污蜕化分子，要严肃的处理，任何迁就与原谅的态度都是错误的，都是对革命的罪恶；如果不这样，就等于放纵坏人，鼓励坏人做坏事。他告戒，在贪污蜕化的人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悔过自新，重新为人民工作；一条是继续坏下去，为党和人民所唾弃。何去何从，须要他们自己选择。三，在处理贪污蜕化分子时，应表扬奖励那些有高度事业心和创造性，廉洁奉公的模范人物，并提拔起来，藉以申张正气，肃清歪风。四，对各机关的工作和领导作风来一次严肃的检查，向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开火，它是贪污腐化这种毒苗之所以能够滋长的温床。

    高岗为借用革命导师的权威增强他的报告的重要性，引用了大量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主义、贪污蜕化和损公肥私的论断。

    高岗的报告，经过会议讨论，一致赞扬是适时的，重要的，表示坚决贯彻执行。

    这是一次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俗，补偏救弊的社会改革的重要会议，寓增产节约运动之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提出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问题，并在东北地区首先搞起来，并提出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部署了任务，正是毛泽东同志所赞赏的“新开辟的一条战线”，“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的革命运动。

    9月6日，东北局作出《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从9月初起，高岗发动的伟大的“三反”运动，在东北地区“大张旗鼓，雷励风行地”展开，声势大，范围广。斗争先后在东北大区机关和省市一级机关展开，并成为有领导的群众运动。由于各级领导按高岗的指示，“机关负责同志亲自领导”，广泛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三反”运动在短期内取得了丰硕的斗争成果。但是，运动发展不平衡，高岗亲自深入检查指导。

    为进一步推进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深入发展，10月26日，高岗在东北一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又作了题为《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告，对三反运动进行再动员，再发动。会上传达了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精神。他首先肯定了两个月的成绩。他说三反斗争，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倾向，提高了干部与群众的觉悟，揭发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培养了干部和积极分子，机关开支大大紧缩。他说，由于“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洗掉了我们机关中的不少灰尘，加强了领导，提高了群众”，发现了工作中的问题，大大推动了工作前进。

    高岗在报告中，对三反运动概括了6条经验，指出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说，两个月来的无数事实证明：增产节约的最大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这些现象不肃清，“不但断送了一些干部的前途，而且无法积累资金进行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他指示：要继续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提高干部与群众的事业心和积极性，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并提出，内部往来不准请客送礼，不准购买沙发和地毯等，要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加强纪律性。他号召：“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根据全国政协会议精神和高岗的指示，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进一步为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党中央适时地推广了东北地区的经验。1951年11月20日中央批准了11月1日高岗向中央作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转发的报告写了批示：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同级军区，并告中央和各部门首长，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

    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十一月一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高岗在报告中说：“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五亿(旧币)人民币；铁路系统积压价值千亿元的材料不作处理。”他在报告中指出：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可以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大量事实充分说明，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各种制度还很不严密。因此，除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正确政治教育外，还必须严格一切干部和私商来往纪律，坚持贯彻在运动中所制订出的各种制度。《东北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月报》等先后发表和转载了高岗在8月和10月的两次报告及东北有关经验材料。东北暴露出来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严重问题。仅东北一级机关中，贪污在百万元(旧币)以上的贪污分子，占全体工作人员15——30％，其中党员占10％，有些是科级以上干部。有一个省查处贪污千万元以上的党员干部500多人，其中有科级以上干部占13％，浪费极为严重，估计等于7年工业的全部投资500万吨粮食的价值。如此严重的浪费不加以制止，将使工业化积累资本必然成空话。我在走访张秀山老人时，他说：“三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场恶战，是经济战线上的一次辽沈战役”。东北局为“三反”彻底，提出几条标准，即揭发和严肃处理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提拔和表扬了好的干部；教育和提高了群众觉悟，杜绝了贪污浪费，建立了各种制度和贯彻整编等。这几条对东北三反、整党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东北地区的“三反运动”给全国敲响了警钟，提供了经验。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系统地介绍了东北地区开展三反斗争的经验。社论说，在两三个月前，“东北人民政府就注意了这种不可容忍的现象，并开展了全区规模的反贪污斗争。八月三十一日，高岗同志在东北局各直属机关干部会上，深刻而尖锐地批判了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高岗同志号召东北各个机关和各个部门，展开反对贪污腐化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根据高岗同志的指示，从九月份以来，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即先后在东北一级各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有领导的民主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揭发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行为，大大地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加强和提高了他们爱护国家财产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因而贪污现象大为减少，机关开支大为紧缩。这就使许多参加工作不久的干部深受感动，改变了过去‘看不出什么是新社会，什么是旧社会’的思想，认识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措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欣喜地看到‘中国真是前途远大，无限光明’。”

    社论说，从东北地区所发现的贪污事件看，“贪污现象在经济工作部门内是比较严重的。例如沈阳市在反贪污斗争的第一阶段，仅工商局各专业公司及其他单位，即揭发、批判并初步处理了三千六百二十九人程度不同的贪污行为。”

    社论指出：“我们全国人民正在热烈响应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指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反对贪污浪费是增产节约运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国各地都应该参照东北区的经验，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斗争，努力根除这种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罪恶现象。”

    社论还强调指出：“根据东北区的经验，要把反贪污斗争坚持下去，第一，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为此，应该吸收一切党和非党群众参加这一运动。第二，必须由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并对于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作不好，再作第二次，直到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必须着重思想领导。第四，必须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第五，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发展，群众的觉悟程度逐步提高，领导机关应及时提出新的指示，并总结经验，以推动运动的继续前进。第六，各单位应由一批强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作为领导的助手，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并协助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社论最后说：“东北地区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经验证明，增产节约运动的最大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如果贪污浪费现象不肃清，不但会断送一些干部的前途，而且会妨碍资金的积累，妨碍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巩固。因此，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

    12月1日，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指出：“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坚决斗争，东北的党已在这方面走在先头，他们的经验可供全国仿办。”决定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11月和12月，先后亲自为中央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开展三反斗争的重大意义，明确规定了斗争的方针与政策。11月30日，他在关于三反斗争的指示中指出：

    “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

    12月7日，政务院举行114次政务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精简节约、增加生产、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重要发言。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三反”运动席卷全国。

    8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查，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为督促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三反”运动，12月13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在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的报告，致各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指出：“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

    29日，全国政协委员会发出《关于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协机关协助政府，大胆地检举贪污浪费，无情地揭发某些奸商贿赂工作干部，盗取国家财富的犯罪行为，肃清反动的国民党作风的影响，树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风气，为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扫清道路。

    1952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团拜会祝词中号召：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发动和领导下，参照东北经验，一个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在神洲大地雷厉风行、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据资料记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人(不包括军队)。全国共查出贪污并定案的贪污分子和犯有贪污错误的120多万人，其中有党员19.66万人，贪污赃款赃物总值6万亿元。有4.5％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有不同程度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在运动中共查出贪污1000元以上的10.5万多人，占贪污总人数的8.8％。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0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死刑的42人，判死缓的9人。判死刑的最高职务的有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市长张子善。有两万多党员被开除党籍。

    东北在高岗的领导下，首先发动的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新开辟的这条战线并取得伟大胜利，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为国家创造和积累财富，破旧立新，移风易俗，风清弊绝，改造社会，并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污毒洗刷干净的社会改革运动，表现了他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魄力，敢于碰硬，真正做到了从高干抓起，从严治党，从严执政。没有极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没有为党为国长治久安的觉悟，没有远见卓识，执政能力强的党来领导，是做不到的。

    在运动中清理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气，清除了党的肌体上的腐败毒瘤，保持了党的纯洁性，对于建设为政廉洁高效、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保证国家事业特别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胜利进行，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支援，全东北乃至全国形成健康的、革命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也起了重要作用。

    三、“五反运动”痛击资产阶级

    随着增产节约和三反斗争的深入发展，在揭发、清理和审结贪污分子的过程中，发现许多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和使用的手段，跟社会上不法的资本家的违法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查出贪污浪费的人员，绝大多数是旧社会的留用人员和同他们的影响有关。这就充分表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有所发展。

    东北地区在解放前，工商业是比较发达的。初解放时，公营企业很少，除铁路、矿山和没收日伪、汉奸、官僚资本家的钢铁、机械工业外，大多数企业仍是资本家和私人所有。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历史原因，解放时，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继续保持着统一战线的关系，国家同私人工商企业是加工、订货、代销的关系。随着生产力的解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购买力也相应提高，私人资本家加工、订货、代销量日益增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很大发展。以沈阳市为例，1948年底只有私营工业6500多户，到1949年增加到11750多户，1950年增加到15700多户，1951年增到18400多户；私人工业职工1948年只有26000多人，到1949年增到47500多人，1950年增到66200多人，1951年增到85600多人。私营商业1948年只有11000多户，到1951年增加将近一倍，销售总额增加将近两倍。东北的发展是符合《共同纲领》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符合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的大发展带动了私营企业的快步前进。

    东北地区从1949年开始调整工商业政策，比全国提早一年多。东北党和政府在调整工商业政策中，对资产阶级的改造和教育工作提到日程上，从各个方面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加以限制。这样，就产生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不法资本家在近几年特别抗美援朝开始后，乘着加工订货等机会，获取了大量的利润；出于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资产阶级本性和强烈发展资本主义的欲望，竭力摆脱国家的限制，违法活动日趋严重。他们借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党政干部和工商业资本家加工、订货和承包工程等接触增多的机会，采取各种卑劣手段，腐蚀了一些国家干部，引诱和助长他们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而落水，同时严重地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事业，破坏抗美援朝。他们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向党、政、军、民内部，特别是经济部门内部大放“五毒”，进行贿赂、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实行猖狂的进攻。三反运动中，高岗亲自指导在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大城市进行调查，发现私人工商户中，有70％以上犯有不同程度的“五毒”错误和罪行，偷漏的税款将近一半，只收回应缴的税款不足52％。不法分子采取设置假账，伪造单据，不记营业收入，多记开支，进销货不记账，以物易物等办法，隐瞒真实业务情况，大肆偷漏国税；在承包国家工程、承办器材和接收加工订货任务时，采用以次顶好，以假充真，以少报多，虚报成本，提高价格，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等手段，大肆盗骗国家资财。特别令人愤慨的是，不法分子在承办抗美援朝的军用物资中，用旧油桶皮做军用铁铣，一铲就卷；用方铁制镐，用废次胶制军鞋，一穿就裂，还高价卖给志愿军。更严重的是，用坏鸡蛋、胡萝卜粉掺加蛋粉，用臭牛肉、坏牛肉、死牛肉制作罐头，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送到抗美援朝前线，严重危害了志愿军指战员的生命安全，在战争中因用了染有化脓菌，破伤风菌和坏疽菌的急救包的感染，使一些不该残的战士致残了，不该牺牲的战士牺牲了。高岗是抗美援朝后勤供应总负责人，在调查材料中发现以上问题，使他对不法分子深恶痛绝。

    资本家还采用“拉过去，派进来”的手段，在国家经济部门安插坐探，窃取国家经济情报，如贸易计划、产品运销、物资储备、调拨，有关经济政策变动和人事安排等等，都成了他们窃取的范围，以便伺机破坏市场和价格。为了使偷漏国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和经济情报的活动得逞，资产阶级大肆施放“糖衣炮弹”，用行贿的办法，拉拢、腐蚀、收买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的意志薄弱的工作人员。他们先是广拉关系，吹捧拍马，称兄道弟，请吃请喝请看戏，请打牌，请跳舞，建立所谓的感情。然后送东西，先送食品、衣料服饰，后送高级商品，满堂家具，大把钞票，或送佣金，回扣、干薪、干股。一步一步把干部“拉过去”打下水。有的资本家在自己企业里专设一个腐蚀、勾引干部的“外勤部”，有的吹嘘他的企业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到他们企业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在资产阶级“五毒”的袭击下，不少国家干部吃了败仗，蜕化变质，甚至堕落为人民的罪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告戒的，“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

    从以上看出，“五毒”俱全的不法资产阶级猖狂到何种程度。东北局在高岗的领导下，从1951年11月开始，发动了向资产阶级争夺国民经济领导权的斗争，投机资本家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是，阻力很大，特别是来自内部的干扰阻挠和党内的右倾思想的危害，给这一斗争造成很大困难。

    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捍卫党的纯洁性，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高岗亲自几经动员，并亲自批发了揭发资产阶级施行“五毒”的大量事实材料进行教育，促使广大干部清醒起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952年1月10日，高岗在东北局高干会议报告中，针对“三反”运动中东北地区党员干部在思想方面暴露出来的许多严重问题，深刻分析了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和党内右倾思想的危害性，进一步发动了反对党内右倾思想和“五反”运动。他在报告中指出：东北地区党组织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进行抗美援朝、增产节约运动是有成绩的。去年至11月统计，已增产节约价值1458万吨粮食的财富(至年底1620万吨)。在三反斗争方面也是有成绩的。他说：“这个斗争暴露了党员干部思想中许多严重的问题，使我们在领导工作中更加清醒地认识资产阶级是如何猖狂地采取新的花样来侵蚀党的队伍，党内右倾思想是如何地在增长。”“为了更深入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从思想上挖除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根源，就必须认识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和党内右倾思想的严重危害，并加以坚决的克服。不这样做，不仅不能贯彻中央‘抗美援朝，增产节约，准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方针，而且会使我们已得的成绩也不能巩固。”

    他说，东北地区党内右倾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早已向全党发出警告，提醒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东北局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曾多次向党内发出警告。虽然如此，资产阶级思想和影响对于党的侵蚀，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还是有增无减。

    他在报告中深刻分析了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缺乏必要的警惕和斗争，以及在执行政策上的右倾的原因。他说，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我们党将工作重点转入城市，转入经济建设，因而与资产阶级的接触日增(这是不可避免的)，而资产阶级一面承认我党的领导，一面则在各方面尽量扩大其思想影响，并采取各种新的方法和形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全国的胜利，在我们党内的一部分人中发生了错觉，产生了若干糊涂思想，他们以为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是意味着在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加剧，而以为是阶级斗争的缓和。他们对资产阶级一味迁就让步，欣赏资产阶级的捧场。至于有些党员本来出身资产阶级的，当然更易接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其中少数人，已成为与资产阶级狼狈为奸，盗窃国家财富的叛徒了。我们党内工人阶级成份的薄弱，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不够，又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政治倾向的批判不够，都加重了资产阶级思想对党侵蚀的危险性。”

    他说，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是多方面的，其主要的方法是两条：“拉过去，派进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拉过去’就是腐蚀我们的干部”。在三反中已经发现干部中贪污现象是严重的。“这些贪污事件，特别是财经机关和企业中贪污，绝大多数是在资产阶级的勾引下进行的。”在资产阶级勾引下，“这些贪污分子，就成为资产阶级安置在国家机构、人民企业中的暗盗。他们盗卖商情、盗卖资料、偷工减料、以贱报贵、以坏报好、涂改单据、假造账目、走私偷税，并借公家的名义和各种便利条件，替资本家追逐暴利。”他说，资本家为笼络这些贪污分子，“不惜出大的本钱”。长春税务局一个职员每月挣私商九百分(当时是供给制，干部工资以分数领钱，900分要高出一般职员月薪的几十倍)，一次即包庇7户私商漏税一亿二千万元(东北币)。资本家对他说：“公家如果开除了你，我养活你。”高岗说，资本家同时和这些贪污分子订立合同，规定“各守据点，掉头不谈。谁也不讲谁，攻破谁算谁。”

    他说资产阶级腐蚀党的另一手法是“派进来”。据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吉林的材料，我们的国营商店与合作社有相当多的人员是资本家派进来的。他举例说，大连百货公司有6个营业组长都是大商人，该公司1300多人，其中1200多人是经私商介绍和招聘的。该公司管理物价的共35人，其中有12人受贿。“这些人很多是私商的情报员，物价一变商人即先知道，并争先抢购。”这公司钟表部组长，是大连有名的钟表商，在被聘任组长时与公司订立条约言明：一不参加会议；二不参加学习。任组长后以自己商店的坏钟表，换走公家的好钟表，甚至把人民为抗美援朝捐献的好表也换走了。大连的粮食、土产、花纱布等公司的营业组长都是旧商人；也有资本家派其子女、亲戚、亲信钻进国家商店或合作社。高岗严厉地批判说：他们进来不是为国家商店和合作社服务，而是为资本家服务。“一些地方的国家商店与合作社被其篡夺领导，倒换货物，偷窃商情，囤积居奇，扰乱市场，把国家的企业机构，作为资本家盗公肥私、投机牟利的工具。而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对资本家这种阴险恶毒的办法，却失去知觉，甚至还有这样糊涂的同志，认为‘资本家真开明，连自己的商店都社会主义化了！’‘资本家会做买卖，懂业务，我们必须依靠他们。”’

    高岗在报告中郑重指出：“依靠资产阶级，就会丢掉工人阶级，就会丢掉人民大众，就会亡党亡国。”

    他说，还有一些人，他们不竭力壮大与搞好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天天盘算“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更有甚者，则要当商人和工厂老板，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让私商占便宜。还有一些人(甚至是高级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通过家庭、通过亲戚，投资私人商店、工厂，为自己谋利。他指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必须受到国法党纪制裁的。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应该赶快回过头来，向党坦白，改正错误。”

    高岗在动员报告中对执行政策的右倾表现指出五点：一、在贸易政策上，对私商向国营商业把握地盘和投机违法行为听之任之，甚至加以帮助，而对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业务则很不积极。这就助长了投机商活动，抬高物价。二、对于委托资本家加工和订货时，资本家偷工减料、获取暴利和勾结公家人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不认为是犯法的罪行，不加以惩处。三、在税收政策上，商业税轻于工业税，而行商税又轻于座商税。这就助长了资本家投机倒把活动，将工业资本转为商业资本，座商转为行商。四、在私人企业中工人运动政策上，对虐待工人克扣工资，违反劳动法令行为，很少制裁。有些劳资协商会议，沦为资本家蒙蔽国家、蒙蔽工人，偷工减料，投机漏税的工具。五、无原则地提倡私商联营。他说，在思想战线上对反动思想缺乏严肃的斗争，忽视政治教育，模糊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在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上滥用私人，使不少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各机关部门，对于留用人员和出身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工作人员，放弃了思想改造和政治领导，致使各种敌对阶级的思想与作风自由泛滥而无人过问。

    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高岗要求“应把党、政府和军队内部的力量与社会力量结合起来，对资产阶级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犯法行为，予以彻底揭露、处理。”各城市必须迅速召开协商委员会、人民代表会和工商业者的会议，在掌握了一定的材料之后，号召他们限期坦白和检举；凡坦白彻底者，重者减罪，轻者免罪；检举他人者以功折罪，证据确凿而不坦白者，加重处罚。他对处理的原则在报告中作了明确的规定。

    高岗针对前段运动中比较彻底的、不彻底的和未动的三种情况，分别提出具体要求：未动的单位迅速布置，五天之内行动起来，否则那些单位的首长一律撤职。各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带领一批得力的干部组成检查团进行检查，各省要抽出力量帮助和检查所属的县。要少发文件，少开会，少坐机关，深入下层，面向工厂、农村、商店等基层单位。

    他最后要求运动要做到严肃，对贪污浪费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查办，劳动改造，判处徒刑，甚至枪毙。并宣布处理了几名领导干部。同时，表扬了一批搞得好的单位和领导干部。

    高岗这个报告极为重要，他及时根据各方面暴露的许多严重问题，精辟阐述了资产阶级向党进攻，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和党内右倾思想的危害性，把运动适时地引向反对资产阶级施放“五毒”侵蚀党的斗争，指明运动的方针、政策、措施和处理的办法，在东北地区首先掀起“五反”运动。中央及时转发了高岗的这个报告，《人民日报》，《人民出版社》等报刊发表和出版了高岗的报告，推动全国的“五反”运动蓬勃发展。

    东北地区根据高岗指示，首先在城市发动群众，团结工人和市民，形成统一战线，向违法的资本家展开大规模的“五反”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机关内的“三反”斗争，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东北地区“三反”、“五反”运动先后交错，互相推动，互相结合，赢得了辉煌胜利，从政治上孤立了资产阶级，巩固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三反五反”运动于1952年4月基本结束。5月13日至20日，东北局举行全体委员会，会上高岗作了《关于东北地区“三反五反”运动的基本总结》的报告。会议根据高岗的报告，着重地讨论了巩固“三反五反”运动的成果和加强经济建设工作等问题，并作出了有关的决议和指示。

    高岗在总结报告中，阐述了“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和收获，分析了东北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猖狂进攻的情况和党内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经济工作和党的建设的任务。

    高岗指出：“三反五反斗争的意义，在于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其最根本的意义则在于为我们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清除障碍和准备条件，从而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继续发展，并为将来胜利地转入社会主义扫清道路。”

    关于这一运动的收获，高岗说：“‘五反’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制止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五毒’活动，保证了共同纲领的贯彻。‘三反’运动有力地打击、制止了贪污分子的违法乱纪行为，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增强了廉洁奉公的观点，改变了国家机关中若干严重铺张浪费的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丰富了整党的内容，使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更加纯洁和巩固了，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大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经过这一运动，不仅使党员、干部和广大工人群众划清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而且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新的俭朴、节约风气，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国家主人翁的自觉性。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违法活动、贪污分子以及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将由此而更加受到广大人民的监督。数千年来反动统治所遗留下来的污毒，将由此而被清除。

    他说：“‘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是继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胜利后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高岗在总结报告中，进一步分析了东北地区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盗窃性和投机性的具体表现。他说：东北所有的不法资产阶级分子，除了普遍地偷税漏税外，几乎都是依靠盗窃国家财产发展起来的。他们曾经勾结国家机关内部的贪污蜕化分子，大量地盗窃或违禁倒卖国家企业所生产并为国家所控制的资财，转手又以高价卖给国家；他们在国家所委托的加工和采购中，大量地掺假作弊，偷工减料，骗取非法暴利。因此，私营工商业中的某些企业才得以一跃而为“暴发户”。他们极大的投机性表现在他们不依靠改进经营方法获得正当利润，而是依靠投机倒把牟取非法暴利；他们用非法手段攫取的暴利，不是投资于工业建设或扩大生产和正当经商，而是购囤黄金，或分散转移，或投入投机商业市场；他们经营工业的兴趣少，从事商业投机的兴趣大，有不少的工业资金转向了投机商业。在经营工业中，他们不注意提高产品质量，保持产品信誉而是以“捞一把”为目的；商业中的许多业主根本不从事于固定的行业，而是什么利大就钻营什么。他们为了掩盖这种违法活动，经常改换工厂或商店名称；门面瘦，暗库肥；表面一套，暗中一套；以至名为工业实为商业、名为坐商实为行商等等。

    高岗指出：东北地区的不法资产阶级分子这种盗窃、投机活动，是以国家经济机关和国营企业为主要进攻对象，因此直接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建设。除了经济上的进攻外，他们还采取思想侵蚀和组织上渗透的方法，向共产党、工人阶级内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攻，企图以此来削弱以至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高岗在总结报告中，根据三反五反中暴露的问题，指出：全国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党的若干组织和不少党员的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党和国家建设事业。主要表现在：党领导的国家政权机关和各工作部门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党在城市的若干组织对资产阶级的领导极为薄弱甚至软弱无力，以致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五毒”乘机蔓延；有一部分干部蜕化堕落，败坏了国家财政纪律，损害了国家经济建设事业；少数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蜕化变质分子在不法资产阶级猖狂进攻下，更与他们内外相呼应，沦为大量吞噬国家财富的盗贼。

    高岗在分析了产生上述情况的几个原因后，在报告中指出：巩固和发展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其决定的环节在于搞好经济”。他扼要强调了加强经济工作的几个关键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及定案处理和组织建设等问题。他说：“今后必须在各方面经常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并把与侵入党内的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当作一个长期的、重大的政治任务。”他要求，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党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正确处理贪污分子，清洗坏分子出去，交待干部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审查干部，完成整编；大量提拔和培养新干部，积极发展新党员，彻底改变官僚主义作风。

    全委会一致同意高岗的报告，在小组和大会讨论中，大家发言充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一致认为三反五反运动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运动”。经过半年多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较量，击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推进了把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改造事业。“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巩固了和纯洁了党的组织，大大加强了党的战斗力。”东北局全体委员通过对三反五反运动的总结，更加具有充分的信心，对于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任务，为全国做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