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力群，1920年12月26日出生于江苏省邳县(原宿迁县)普塘乡。母亲早逝，父亲是国民政府的县长。叔父李毅民是小学教师，中共党员。李力群6岁始随李毅民任教的瑶湾镇小学上学，14岁考入徐州女子师范中学读书。17岁奔赴“北国”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
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国难当头之际，延安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发源地，“抗日救国真理”在延安，出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热潮。正在上中学的年仅17岁南方姑娘——小李力群在叔父李毅民和朱瑞(后任山东军区政委、东野炮兵司令，辽沈战役中在义县牺牲)革命活动的影响教育、指点下，增强了抗日救国热忱，不听父母兄妹们的劝阻，拿着叔父李毅民的上级朱瑞给林伯渠的介绍信，毅然离校奔赴“北国”参加革命，她和鲍月华、姚静修、孙月华等结伴，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奔走延安的漫漫程途，经过多次盘查，通过道道关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换上了八路军服装，从西安出发，于10月到达令人神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李力群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后到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组织部培训班学习。当时，正逢全国各地大批青年到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真理”。在这穷山沟里，大家都面对着曾未遇到过的困难，她和同学一起挖窑洞、打柴、担水，开荒种地，他们奋发图强，自己动手，自给自足，经受了风餐露宿、严寒劳作的考验。南方姑娘随风就俗，变成了陕北红军的打扮。她卖力劳动，刻苦学习，要求进步，表现也好，于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转入中央党校深造、提高。她努力攻读抗日救国政治理论、政策，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勤听“党建”讲课，用心从中寻求革命的踪迹和救国真理，思想、政治进步很快，提高了阶级觉悟，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和依靠的力量。
1939年10月，李力群在中央党校结业后，她去中央组织部报到时，陈云部长和干部科长王鹤寿给李力群谈话。她要求到抗日前线去，陈云部长说：你学过党建，要服从组织分配，要加强组织观念，给你讲党建的是陕甘宁边区创始人高岗同志，你到他那里工作。李力群一心想到火热的前线，不愿留在后方机关，又不敢力争，只好服从组织安排。接着，她被分配到边区党委机关，边区党委组织部分配到区党委秘书处工作兼高岗办秘书。实际上组织已为高岗物色好了的对象。
与此前后，日本飞机轮番轰炸延安等城市。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1939年11月在安塞县的山沟里——徐家沟村举行。李力群等被抽到党代会搞服务，住在老乡的窑洞里。这是她第一次为这样的高级会议搞服务工作，大开她的眼界，增长了不少实际经验、知识。她灵活机智，办事麻利，深得领导与高岗的赏识。
那时候，延安的高级干部结婚要经组织审查，毛泽东也不例外，不过他不听就是了。陈云等为高岗物色对象并牵线，要她和高岗结合。李力群年轻，当时不打算恋爱且对高岗不大如意，高岗比大十多岁，她还是年轻女娃娃，刚到机关上班不久，对高岗不甚了解，没什么感情。她回忆，当时思想很矛盾，暂不想结婚，但组织部长介绍，又不敢拒绝，心想也许是“组织安排”。
党代会结束后，李力群从安塞回到延安。一天下午，高岗约力群到杨家岭去见毛主席，这是她早已仰慕的夙愿，非常高兴地随高岗一起到毛主席的家里。她见毛主席家的摆设简单朴素，和老百姓的家差不多，就是书多。李力群平生第一次在毛主席对面坐下，思想兴奋，精神有些紧张，羞怯的不敢说话，心里一直发慌。毛主席以长者和谒地盘问李力群的年龄、谁介绍来延安等情况，她怯生生地以江苏腔一一作答。毛主席说：“你从南方来到延安参加革命，分到边区党委工作，很好。”大约他获知陈云介绍李与高结合的情况，于是对李力群讲了些高岗的情况，说高岗和刘志丹“创造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他是陕北人民领袖，是成熟的马列主义者。”又说：高岗是从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联系群众好，在陕北人民中很有威信；他是个好同志，很有能力，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我们很多人包括我都要向他学习”。你跟他一起生活，要相处好。毛泽东和谐地笑着说：“南方姑娘，陕北汉子，郎才女貌，南北结合，很好嘛！”毛主席和他们一块吃饭，饭菜很简单，鸡蛋炒辣椒、土豆片和小米饭。
毛泽东成了高、李的间接“红娘”了。李力群听了毛泽东的谈话，急促跳动的心想，这不是“御定”了吗？思想感到有压力，很害怕，却不敢说一句话。因为她嫌高岗年龄比较大，职位也高，觉得不相配，思想一直在矛盾中。她对笔者说，看到高岗常与穿制服的干部、穿烂皮袄的农民，双腿盘坐在土炕上开会或研究工作，心想这就是“领袖”吗？想来想去想不出头绪，不知怎么才好。这种复杂的思想情感尘埃一直到她生第一个孩子才落定。
李力群从杨家岭回来后，还在忐忑不安中。一天晚上，王若飞、柯庆施、王明、习仲勋等一起来，约李力群去他们那里参加晚会，她坚持不去，经不住他们几人再三催促，习仲勋说：“你这女娃子，还封建呢。”她只好跟他们去了，把她和高岗安排坐在一起，王若飞说：今天煮了鸡子和红枣，开个晚会，他介绍了刘志丹和高岗一起干革命，创造西北红军和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情况。“他们在1935年朱理智、郭洪涛等搞错误肃反，把他打成右倾反革命，抓进禁闭，差点被杀掉，是毛主席来到陕北后把他们救出来”。“高岗是西北人民的好领袖，毛主席请你们吃饭，叫你和高书记结合是会幸福的”。
依陕北的风俗习惯，这天就算是正式定婚了。1940年元旦，李力群与高岗举行了简单婚礼，与他们一起举行婚礼的还有张邦英。总书记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及王明、李富春夫妇等参加祝贺。
高岗是个热心的“工作狂”，白天晚上忙工作，不知疲劳，使李力群看到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和真抓实干的作风；对力群多方关心、爱护和帮助，在他的传、帮、带和指导下，使她逐渐对高岗很崇敬，进一步提高了她的思想政治觉悟，学到了联系群众、改进工作方法的经验。
组织上为了让李力群能到下边多学习、锻炼，1941年，她被派到延安柳林区任党委宣传科长，后任该区党委副书记兼区妇联主任。柳林区是边区的重点模范区，著名的南区合作社、以誉解放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吴满有乡”都属该区所辖。曾以吴满有为原型拍摄了一部《劳动英雄》电影故事片(上海制片厂陈波儿拍摄)。李力群在柳林区工作期问，积极协助区委主要领导培养、树模，开展宣传教育，组织妇纺，发动大生产运动，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持抗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学习了基层工作经验，体验了农民生活，提高了工作艺术，锻炼了革命意志。
1943年，李力群再次上中央党校学习，她带着基层实际问题，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主席著作，从理论中寻找实践中遇到困难的答案，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学，进一步弄懂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意义和方法，对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指示较深领会。
李力群在延安这座革命熔炉里，从机关、农村冶炼了8年，经受了艰难困苦考验，学习了马列、毛著，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期间，正是中共发奋寻求抗战救国、探讨建立民主政治的新中国道路时期，李力群理应是延安培养、锻炼出来的“老八路”之一。
1945年，日本侵略者被打败，无条件投降，李力群和全国人民一样，心喜热狂，积极参加庆祝抗战胜利活动。抗战胜利后，陕甘宁边区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工作，打算“独占东北”。毛泽东从重庆回来，决定让“建设根据地专家”高岗、“党内理论家”张闻天到东北工作。随后，李力群带两个孩子和彭真、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等高干家属，由黄火青带队护送，骑马跋涉前往东北。李力群对延安有深厚感情，是她成熟的摇蓝地方，恋恋不舍地离开延安，她骑在马背上不时回望宝塔山、延河水。前往东北的路上，走走停停，12月底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张家口。
由于日伪投降时的破坏，承德段铁路不通，他们在张家口过春节，一直到1946年春，从张家口乘汽车出发到赤峰、洮南，再到齐齐哈尔，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安排送他们到哈尔滨，已经5月份了。
1946年冬至1947年，李力群任松江省委妇女工作部办公室主任兼区梦觉部长的秘书。她主持举办农村妇女训练班，用运延安的经验，培养训练女干部，组织、带领广大妇女参加土地改革、斗争土豪劣绅、开展反奸清算；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组织妇女群众参加生产劳动，支援前线，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46年夏，哈尔滨处战争状态，东北局准备撤出哈市，高干家属进行紧急救护训练，李力群、叶群、刘沙(吕正操妻)等参加了集训。
1948年，李力群被任命为东北局妇委会委员，东北总工会执行委员，参加东北地区妇联、工会的领导工作，1952年被评定为行政11级(局级)属高干级别。
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后，李力群于11月，随东北局一起迁到沈阳。
东北解放军入关作战，各将领的子女都留在沈阳学习，高岗、张闻天决定沈阳创办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张闻天命名为“东北第一育才学校”，任命李力群为首任校长。她乐意地接受任务后，操劳费心，积极筹办，确定校址，选调人员，招收学生，认真负责培养干部子女。首批招收近千名，多数是高干子女和烈士的孤儿。
1950年，美帝侵朝战争爆发，为了防美机空袭、保障学生安全，李力群带领全校师生员工迁转到哈尔滨继续坚持上课。朝鲜第五次战役后，美军被打得焦头烂额，爬下求和、谈判。
1951年，育才学校又迁回沈阳。这批学生在李力群等的呕心沥血培养教育下，大多数成了党政军和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的高级领导和栋梁之才。
1952年夏，李力群与高岗带孩子到大连休假，张鼎承、何香凝、蔡畅和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及妻子陆璀等也到大连休假。李力群和高岗一起去看望了到大连休假的同志。一次，铙漱石夫妇来看望高岗，在交谈时，饶说：“主席对我说，东北经济建设搞得好，让我来向你学习，你要无保留地向我介绍。”高岗说：“很不够，还要努力。”
不久之后，高岗调到北京工作，本年底李力群也调到北京，在刚成立的教育部普教司负责。她已有几年办学经验、体会，对普教工作雄心勃勃，矢志协助部领导，做出业绩，改变中国文化落后的状况，提高人民大众文化水平和思想素质。然而，壮志未酬，厄运临头，一腔热情被彻底击得粉碎。
1954年，“高铙事件”发生后，对李力群来说，犹如五雷击顶，美好的理想信念，灰飞烟散，自身难保。从此，她成了中央领导争权夺利的所谓“路线斗争”中的关注的神秘人物。几次搬家，几次软禁，羞辱、批斗、隔离，没完没了的讯问、揭发、交待，中央领导亲自出马审问，公安部派人监控，政法、公安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折磨了近20年，自七届四中全会后至1973年，李力群没有什么安宁的日子。反对胡风集团、彭黄张周集团、习贾刘集团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反对林彪集团期间，李力群被折腾的人不是人，鬼不是鬼，连真名实性都得奉命改换。
李力群说，四中全会后，周总理主持的名为高岗问题座谈会，实为突然袭击斗争会，事先没有任何人给高岗打招呼，高岗一无所知，毫无思想准备。1953年12月中旬的一天，陈云突然来到高岗家，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高岗说了些很难听的话，连声说：“主席说你鹰鼻子，会看形势，我不信，把主席的话都对你说了，我高岗看错了你，我上了你的当。”高岗把这些话都讲出来了。陈云走时，高未出门送，李力群和秘书下楼送走陈云。
1954年2月16日，高岗回到家，拉着李力群的手说：“我完了！那里是对同志的帮助，是有准备的有意攻击陷害，有些事是莫须有的，根本不是事实，他们不让我说话，逼我承认反党，我能反党吗？他们才是反党、反毛主席呢！尤其是陈云颠倒黑白，有些话是他说的，都栽在我头上。”“主席每次与我谈话，我回来都给陈云讲了，和他交换意见。”毛主席说少奇同志对他帮助不大，“还常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少奇爱迎来送往，让他搞议会。主席说他退到二线后，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你们是否可以轮流主持，也可以多设副主席或设总书记，让中央领导酝酿。”“这些话我都向陈云讲了。当时陈云就说多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可以轮流”。他还说：有些话你可以先说、先做，“你怕什么，你有陕甘宁边区，毛主席对你是器重的。大旗倒了，你不造反，我也造反”。他在会上竟然说：“你一个，我一个”是我讲的。我要在会上说明情况，总理不让我说明，还有什么“真理可谈”。这些人太卑鄙了，我上了他们的当了，把主席的话都告诉陈云，他们不就是要逼死我，老子不怕死，35年朱理智等把我和刘志丹抓起要杀。毛主席到陕北说“刀下留人”，救了我们。以后把我打发到内蒙伊克昭盟最艰苦的地方，开展革命工作，刘志丹被派去东征，打仗牺牲了……我想我这一生为革命出生入死，多次受伤，死里逃生，现在落到这个地步，成了反党、反中央、篡权的野心家，活着有什么意思。
李力群回忆说：“座谈会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听了高岗的这些话，思想很紧张，也很忧虑，深怕高岗出事”。她随时把高岗的情绪和他一贯的个性强的情况，告诉安志文、赵家梁、董文彬和警卫长白俊杰，让他们千万注意高岗情绪。
当日晚，高岗一夜没有睡觉，不知写什么(后来知道是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17日上午，他们(即高岗和秘书)叫李力群快去向习仲勋问情况。她到西直门南草场胡同习仲勋家，对习说了高岗的情绪很坏，“他说他活不下去了。”回家一夜没睡，“高岗在会上是怎么会事？”习仲勋掉着泪说：“我也不明白，这次座谈会气势汹汹的对着高岗，从来没见过总理这样过。”第一个发言的是陈云，他把过去给高岗说的话，出的点子，通通说成是高岗对他陈云说的，高岗站起来反驳，总理不让他解释。接着，刘亚楼、陈正人等发言，都说了莫须有的事。刘亚楼说：高岗如何与苏联专家谈了三天三夜，将中央领导内部的事告诉苏联人。高岗说：我连俄文都不懂，谈个庇！在场人都笑了(据高一警卫人员说，一次苏联工作人员来要见高岗，恰高不在，另一同志与苏人员交谈)。陈正人在杭州对高岗说了许多不满刘少奇的话，其实都是陈正人自己讲的，他对刘少奇不让他当中组部副部长，早就牢骚满腹，还到处散布不满刘少奇的话。这次对待高岗，好像35年朱理智，郭洪涛对待我们一样凶狠，要杀掉的，还不知道要整谁呢？要死就死在一起，根本不像对待同志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哪有实事求是，都是扣大帽子，高岗的个性太刚烈，他怎么能受得了这样对待他呢。习仲勋还说，他过去对老高说过，不要太相信安志文和陈云，小安志文和大安子文总是亲兄弟，有什么事情都会告诉刘少奇，高把安志文从东北带来，提拔为计委委员。张秀山休假到西北，嘴巴不牢，乱说，他说过张秀山。老高不听劝说，把陈云当圣人，什么话都对他讲，这下圣好了，人家都不得站出来说他(高)讲的，有理也无处说，他要去杭州见主席，他们不让去，主席对杨尚昆说让高“过关”，刘少奇能让他过关吗？小平对他的印象不好，主席对高器重，当国家计委主席，小平有看法，总理在这里能说什么，高怎么受得了。
李力群听了习仲勋的这些话，心里更乱、更难过，忧心忡忡。她回到家，警卫员矫洪良急忙说：首长把他的枪拿去了。李力群即跑上楼，从一个小房找到高岗并拉到小餐厅坐下，接着，赵家梁、高毅等也来到餐厅，高岗从裤兜拿出手枪，打开保险，指向自己头部，被身边的高毅将他父胳膊一托，子弹打向房墙。在场几人把枪夺来，将高岗按到凳子上坐下。高岗涨红着脸说：“别管我，让我死。冤枉！冤枉！我为革命出生入死搞了多少年，落个反党篡权的野心家还有什么活法……”
经在场的几人劝解，高岗的莽撞情绪稍许平静，他让秘书将两封信烧了。李力群说信的内容她不知道，据赵家梁回忆：一封信封口，是给毛主席的，信封写刘少奇名字，大意是：毛主席对高岗私下一些谈话，他给陈云讲了；两组各单对陈云、林彪、罗荣桓说过；党内对刘少奇的意见不是他一个，在东北时，陈云、王鹤寿、林彪、何凯丰等人，对他讲过对刘少奇不满的话；“你一个，我一个”的话先是陈云讲的；这个世界没我生活的空间，我不能不找这样的归宿，走这样路。给周总理的信未封口，是托孤信，请总理能看在他一生为革命流汗流血和多年一块共事的情分上，日后能照顾他的几个孩子，他们是无辜的，必要时打发回陕北劳动……
烧信的事周恩来知道后，叫赵家梁将内容回忆写出来上交了。原来机要交通员拿到信后交赵家梁看了内容。
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由安志文、赵家梁向刘少奇、周恩来作了汇报。当天下午，张秀山、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贺晋年来东交民巷8号，习仲勋代表中央对高岗谈话指出：“自杀是很大错误”，要他好好休息，不去参加会议了，准备作反省。并指定赵家梁等负责管理教育。
其时，毛泽东打来电话说：“他不要用这种办法威胁。停止一切错误的想法和做法，错误严重，悬崖勒马，彻底悔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后来知道，是周恩来给毛泽东汇报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后，毛泽东指示的。周恩来将电话记录让赵家梁转高岗看了。
李力群回忆，习仲勋等谈话后，和看了毛主席的电话记录稿，高的情绪并未彻底改变。但是，他自己感到后悔，认识到使情况恶化。有人说是向中央“示威”。他根本不想“死”，把枪给他，敢向自己开枪，承认他是“好汉”。李力群说，高岗的莽撞举动，是“错上加错”，如果说是“威胁中央”，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可以这样理解的。但是，这种错误举动是怎样造成的？座谈会上对高岗揭发批斗是不是符合事实？是不是符合党的民主生活原则？是不是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不是符合四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方针？乱扣大帽子，无限上纲上线，极尽造谣、假捏、诬陷，攻击一点，不及其余，一边倒打压，不许辩解、澄清。这和后来批斗彭黄张周、习贾刘、彭罗陆扬乃至文革中的一些人做法何其相似，罗瑞卿、田家英、刘允斌邓朴方等一些人跳楼、卧轨、跳江、上吊、服药自毁，是为什么？是怎样造成的？整的受不了，只有自杀解脱。高岗几次自我批评，承认错误不认罪，仍一口咬住不放过，不致于死地就是不后快。高岗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也是人，他有自己的人格和人生原则，在战争年代枪林弹雨中都生死度外，人不怕伤皮肉，就怕伤心肝，用“莫须有”的罪名，通过袭击高压硬逼他承认自己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阴谋篡党夺权，又不让他说明，把别人的话甚至有些是毛主席的观点都加在他身上，对于一心忠于党、舍生忘死、紧跟毛主席夺取江山，矢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岗来说怎么能承受得了，他把人格尊严看得比自己生命重要，把为党的革命事业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用自杀莽撞举动，是无可奈何，也是对那种捏造罪名、嫁祸于人的斗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无奈地抗争和无言的申诉。
过一段时间，高岗的情绪有所平静，一边学习党性，一边写《我的反省》，有时和警卫和管教人员打麻将、玩扑克、看电影。李力群身体不好，住进协和医院。
后来，高岗得知东北局高干会的情况，并把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陈伯村等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华明被逼的后来自杀(时任鞍山市委书记，曾任高岗秘书)，有的神经失常，高岗的情绪日趋恶化，整日长吁短叹。儿子高轩来医院对母亲说，他爸爸情绪很不好，叫她早点出院。
李力群回到家里，看到高岗的情绪很不好，愁眉苦脸，坐卧不安，夜不入睡，要赵家梁和安志文给他弄安眠药。经常自言自语：怎么能这样？他们对东北局的路线、政策都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对东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抗美援朝都做了许多工作，是有功的。他们那么辛苦地工作，不是为我高某，是为党工作的，怎么能说他们是我的集团呢？有关对刘少奇的意见和议论，我没有对他们讲过什么，我是对何凯丰、王鹤寿等谈议过，还有安志文清楚这些情况。习仲勋曾提醒我，安志文常在你那里是有任务的，是受人指使的……我不听他的劝告。现在才明白了，他们怎能这样做呢？这些情况，毛主席能知道吗？谁能给毛主席讲真实的情况呢？
据高岗身边工作人员回忆，管教的初期是周恩来负责的，经常过问高岗的学习、情绪、生活情况。后来，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交由邓小平、杨尚昆负责管理，没有问过什么，对高岗封锁各种消息。高岗让李力群出去打听情况。李力群说，东北高干会后，贺晋年曾来过几次，与高岗聊天，啦家常，气氛融洽。贺每次来后，高岗高兴几天，约在7月至8月上旬，全国各地举行人代会，高岗的情绪很恶劣，精神恍惚，白天晚上对李力群说，你与我结婚生了几个孩子，让她一定将孩子抚养成人，他舍不得孩子。有时掉着眼泪说：“将来生活困难时，可以带孩子回陕北，那里的人民会养活你们的，他们不会忘掉我和刘志丹，你不要离开我们的孩子。”李力群听了这些话，察觉到他仍有死的念头，她心如刀搅，只能强压心中的痛苦，勉强安慰他，劝他不要胡思乱想，毛主席会认真伪的。李力群将这些话及时告诉管教人员，提醒他们注意，不要再给安眠药。赵家梁说：他不会死了，他只是对你说的，怕你与他离婚走了。安志文说：不给他药他睡不着，你得看住他。李说：我怀孕，身体不好，怎能看得住他呢？
其间，杨尚昆召李力群到中南海谈一次话。李已怀孕5个多月，显现出妊娠症状。杨问她：你身体怎么样？李说：身体不方便，感到很累。杨说：“你怀孕了？要到医院住，去做个手术，不然将来生孩子还麻烦。你还要去上班，你要离开高岗。”李说：高岗求我不要把孩子打掉，现在做手术也晚了。
杨尚昆说：“我准备给他换个地方”。李力群问：“你要把他换到什么地方？”杨说：“还未定，可能在公主坟吧，你就不要跟他去了。”李力群听了杨尚昆说要把高岗换到“公主坟”，预感到不详的凶兆。
杨尚昆叫中央保健室医生力伯畏陪李力群到协和医院检查，是不是怀孕，能不能做手术。经妇产科代夫林巧稚检查后说：“你生孩子多，不能做人流了。要好好休养，生的时候，我亲自接生。”
李力群回到家，难过到极限，觉得他们已准备要对高岗下最后手段了，被关牢或者枪毙。她回家后，赵家梁问：杨尚昆找你谈了些什么？李说杨尚昆让我把孩子打掉。赵说：“杨的意思就是让你和高岗离婚。你不要和他再住在一起了。”李力群生气地说：“我们是合法夫妻，光明正大，为什么不能一起住！”“高岗现在处境这样危难，还有几个孩子，我怎么提出离开他呢？”她心里想来想去，这是生离死别啊！不知怎么对高岗说，高岗给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要相信党，总有一天，会给他有一个公正的说法。
当天晚，李力群把杨尚昆的谈话告诉了高岗，高岗表露绝望的神情，他流着泪说：“我是冤枉了。不是坐牢就是被杀掉。”35年被关进监牢，毛主席再迟几天到陕北，我和刘志丹就被朱理智等活埋了。这次，毛主席不出来搭救，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他还对毛主席抱希望说：“有一天你能见到毛主席，一定要给我说情楚。”“我受别人的暗算，这次迫害是有准备的，很突然，已经做成了局面，主席也很危难，很可能出现35年被朱理智、郭洪涛整肃那样的事情。我万一有不测，你千万不离开我们的孩子，什么也不要说。”
悲剧终于发生了。1954年8月17日晚，李力群和管教人员都已入睡，高岗吞服过量安眠药。早上天亮时，发现高岗粗气，叫不答应，逐即找中央保建室和北京医院代夫来，抢救无效。
高岗死了。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等来高岗家。彭德怀来到高岗床前，看着尸体，直跺脚连声说：可惜！可惜！你不该死，有些问题向毛主席、党中央讲清梦。李力群已经呆木了，周恩来说：你要坚强，不要倒下……周的警卫员把她扶上楼。
周恩来对杨尚昆说：买最好的棺材，“善殓厚葬”。他对安子文说，毛主席指示：几个孩子的学习、生活由中组部管。找个四合院让李力群和孩子住在一起，给一个厨师和一个看门的。周对李力群说：不要去教育部上班了，先休息，等生完孩子后再定。
此后，李力群掉着眼泪，带着孩子离开东交民巷8号院高岗屈死的地方，搬到宽街一处四合院住下，劫数还在后头。
伴随中央领导斗争厄运接踵而来
1954年9月，首届全国人代会结束，国家政权领导确定下来，刘少奇去搞议会(即人大)，高岗“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阵亡，林彪任命为副总理，9个副总理请一色中共党员，各野战军头头进入了实质性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应证了高岗“改组”国家政权“面貌”的意向。事实说明，高岗和毛泽东不谋而合还是有谋而合，无非是高岗嘴巴不牢，提前讲了些真话而已。不久，林彪当上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直至法定接班人。
人代会后，高岗的遗霜李力群被调到劳动部工作，因她有办学经验，分配到培训司。她去报到前，周总理亲自给他谈话，说：劳动部长马文瑞，对你会有所关照的。李力群上班后，正逢反“胡风反革命集团”、“饶潘杨反革命集团”和贯彻党代会关于“高铙集团”的报告和决议，部里干部开会、学习，不让她参加，独身在办公室坐冷板凳。把高饶和所谓胡风、饶潘杨“反革命集团”联系一起批判斗争，李力群自然成了“藏暗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了，把她的级别由11级降为13级。她的级别原来在东北调级时经评议按职务定的。一次，中组部马定邦处长(后为中组部副部长)来看望李力群时谈到级别的事，马处长说：现在不管给什么级别，你不要说什么，给一碗饭吃就行了。你知道安子文要改变你的级别，不是马文瑞部长，你要理解马部长的难处。
在劳动部期间，有人劝她改嫁，马文瑞爱人孙敏说：“你年轻，还守什么节……”她听到劝改嫁的话，就记起高岗死前反复叮嘱：“抚养好孩子，不要离开孩子”的话，在痛苦中下定恨心不改嫁。
随着中央领导之间的斗争，李力群的厄运接连不断而来。1959庐山会议上，把高饶反党联盟的“领袖”彭德怀揪出来，要打倒彭德怀，这自然要和高岗挂起来。一天下午，安志文奉命来劳动部接李力群回到宽街家里，宣布不准上班，不准外出。她看到公安部几个干部住进院内南屋，把电话线接到她住的北屋电话上。这种不寻常的侵权、监控行为，使李力群心里很不安，预感到又有什么事降临到自己头上。她怯生生地问安志文为什么这样？是怎么回事？安说：彭德怀在庐山会上反毛主席，反党中央。你在家好好想想，不要接触什么人……，并递给她一个“提纲”，要她按提纲写出彭德怀和高岗如何阴谋勾结进行反党的，要揭发交待。李力群哆嗦着手接过提纲，边看边说：彭总和高岗接触最多是1950年和51年，只知道他们一个是志愿军司令员，一个是负责后勤的，彭总在我们家里(沈阳)来过，彭总和金日成一块也来过，听说都是谈抗美援朝的事，我哪能知道他们怎么勾结反党的。他们在房子里谈，门上站的岗，连秘书也不让进去，我怎能揭发呢？安又问彭德怀和习仲勋的关系，李说：不知道。
此后，每星期孩子回来，公安干部都得审问谁去学校看过你们？谈些什么？问过什么？
过了几天，一天晚上安志文开来汽车把李力群接到彭真家里，她看见主管政法的彭真、管人事的安子文和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都坐在沙发上，威仪的很。李力群说，她一进门害怕的肉惊心跳。彭真首先发问：今天找你来问问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问题。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反毛主席、反党，你知道彭德怀与那些人的关系？你知道彭怀德与林彪、陈云的关系吗？高岗死前给你讲些什么？高岗与彭德怀如何反党？
彭真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特别提到“反党”的彭德怀与台上的林彪、陈云的关系时，心里更害怕了，他们竟敢查问走红的林、陈？因为林、陈在东北工作时和李力群有来往，在北京期间，陈云常来家里和高岗交谈，谁搞什么阴谋，自己怎能知道，让她一个女流之辈知道还算什么阴谋。她边想边说：彭政委(东北任过政委)，我所知道的都是些工作，其他关系我怎能知道。最后彭真说：“今天晚上的谈话不准向任何人讲。”
这实际是以彭真为首集体给李力群谈话。李回家后，想来想去想不通，林彪、陈云和彭总又搞什么明堂？政法、公安出面？她终日不宁，一直担惊害怕，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来审问？
李力群就是这样，在家里由公安部几个人监视、监听下软禁了三个月。高岗的“罪愆”，压的李力群几乎难以喘息。
这就不难看出，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彭德怀也不过是写了一封实事求是反映情况的信，大搞兴师动众，连死去几年的高岗家属也不放过且采用政法、公安手段来对待，为打倒彭德怀，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
1962年秋，在反对“习贾刘集团”前，劳动部接到一个电话，叫李力群赶紧回家。她是狼咬怕的羊，精神紧张地赶回来，看见门前停一辆红旗小轿车，心想又是什么大人物登门？她说：“当时骨石也软了，心慌不停。”车门推开钻出来的是林彪的老婆叶群。叶群说：林总让我接你和孩子到毛家湾玩玩，他想看看孩子。李力群说，她心里稍平静些，在车上心仍在不安。自从她搬出东交民巷后，除陕北的同志来看望过，彭总派一军人来家里盘问孩子好不好，生活有什么困难，再就是安志文问问情况，林彪自1953年在杭州见过再未见面，怎么突然来接她去林家？预感又出什么事了？到林彪家见林彪坐在沙发上，让李力群坐下，叫林豆豆和力群的孩子出去玩。
林彪问李力群：高岗是怎么死的情况，搞管教的是那些人？安志文在那里(指李家)干了什么？高岗死后谁看过你和孩子？有什么人找你谈过什么话等等。李力群对林彪的提问，一一作答。
林彪接着说：高岗能干，懂得农村、懂得军事。在东北时，没有他后方支持，打土匪，搞土改，扩大兵员，补充前方部队……我打不了胜仗。他说，他在杭州时，陈云来杭州找他了解高岗在杭州休假时给他讲过什么？他对陈云说，高岗在东北是有功的，也说到对少奇同志的一些意见，听高岗说是毛主席对他讲的，少奇对主席帮助不大等。林说，他没有向陈云讲什么，只说了高岗在东北的情况。又说，听到在座谈会上，有人在胡说，听说刘亚楼说高岗“里通外国”，高岗和苏联专家谈了“三天三夜”，等等，与会的同志听后都笑了。尤其是陈云讲的，有些不是事实，有些话，他对我和高岗都讲过，不能都说成是高岗讲的。听说陈正人也在会上瞎说，其实陈正人对少奇的意见最多，他在杭州来就讲过对少奇的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对高岗的压力很大，他死得太可惜！有些事也应该给主席讲清楚，主席听了另一面同志的意见。最后，林彪嘱她：你在杭州给高岗捎那封信，主要是劝高岗不要乱说……。以后谁问高岗的情况，你得小心谨慎。还盘问生活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
叶群送李回家时，给带些大米、食油。在车上叶群说：高岗上当了，让别人当枪使了。陈云是个老奸巨猾的人，遇到事情苗头不对就马上缩回去了，高岗常在毛主席、林总面前夸陈云会出点子……
李力群从毛家湾回来后，安志文来问她：林总接你去他家干什么？这就说明，李力群的一言一行经常受到跟踪、监视。
不多久，康生根据闫红彦指控李健彤写的《刘志丹》一书替高岗翻案，写了一纸条，就变了毛主席的语录：“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把曾经和高岗一块创造西北根据地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打成“反党集团”。狂风恶浪突然又向李力群袭来，她得再次搬家，并不准上班，不准外出，监禁了三个月，并令他交待、揭发习、高与她谈些什么？彭、高、习的关系？安志文是领导的使者，来问她：《刘志丹》小说看过没？要她好好想想，交待彭高习贾刘的问题，高岗死前，习仲勋来你家对高岗说些什么？你去习仲勋家时，他对你说些什么？刘景范、李健彤和你们来往中说些什么？等等。
“过去，他们来往是工作关系，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搞什么阴谋不阴谋，我怎能知道。”李力群说。
李力群在回忆往事时说：他们都知道，谁搞阴谋反党能让我知道吗？叫我知道还算什么“阴谋”。后来，索性定为“彭高习集团”，《刘志丹》小说被定为“反党纲领”，小说作者李健彤被打成反革命，据听说株连万人和家庭。
不多久，中组部长安子文来谈话，要李力群迁到宣武区牛街居住，并叫她回教育部工作。据李力群说，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实际上也不存在什么反党的问题。何况，那时候机密程度严格，来人找高岗谈什么多在楼上，有时秘书也不在场。她所知道的就是高岗临死前对她讲的一些情况。但是，中央每次出现斗争，硬逼硬拷她讲出不知道的“阴谋”。
经过几次折腾后，李力群回到教育部安排到学生司工作，负责大学生招收和分配，他认真负责，手不释文档，兢兢业业埋头工作，使学生招收、分配工作有条不紊。
好景不长，更大的厄运即将来临。文化大革命开始，李力群家首当其冲被洗劫一空，连书籍、画报、照片等都不放过。家被抄后，周总理得知即通知教育部赵秀山将她家搬到新街宿舍住，并派专案人员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要她接待各地学生时，对他们调查高岗事件的情况，就说：“不知道。”若问彭德怀、陈云的情况，也不要说什么。要牢记，学生问什么，“就说不知道”。她“牢记”总理的指示，有一次学生问于若木和陈云闹离婚是怎么回事？李力群说“不知道，不认识”。学生伸手就打，鼻口流血。学生斥责：你胡说，东北你们门对门住，高岗和陈云一起工作，在北京常来往，你会不认识？北大、清华和地质学院的学生，把李力群抓到校里关押起来审问、批斗，总理打电话叫学生把她放出来，“她什么也不知道”。李力群从清华回到教育部，又被部里的造反派关起来，仍然挨批挨斗。文革开始至1971年前，李力群没有一天安宁日子，在北京期间差不多每天有三三两两的学生，不分白天晚上来查问高饶联盟的事，彭德怀、陈云等同志的事及他们的关系。
李力群在教育部被关押时，毛主席知道后，对周总理说：“关她干什么，让她去干校锻炼。”驻教育部的军管组负责人叫朱奎是南京军区派来的，曾在陕北刘志丹、高岗部下当过连指导员，偷偷向李力群暗示，总理让我保护你，并透露不久让她去干校。李力群急想去干校劳动，躲开没完没了的批斗、揭发，实在在这肮脏的旋涡里受不了了。
1969年秋，李力群到教育部在安徽省凤阳县设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接受审查。她参加学习、劳动，什么活都干。几个孩子疏散到内蒙、甘肃、河南、湖南等地接受“再教育”，只有小儿子不能上山下乡，托付高岗原部下一同志抚养。李力群成天劳累，想念儿女，揪心裂肝度过两年。
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指示，由中央办公厅派两人到安徽接李力群回京，教育部造反派和军代表不放人。随后中办又派人拿着毛主席的指示，才接回来。实际是要她回来揭林彪的问题和高岗的关系。她回科教组(原教育部)，组长刘西尧，副组长迟群向她介绍了林彪折戟沉沙事件的情况，并交待边休息，边回忆揭发林彪，叶群在东北的情况，以及53年林彪和高岗勾结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阴谋活动。
过了几天，周恩来亲自召见李力群谈话，盘问她的孩子都在那里？文革中中央组织部停发生活费，他们怎么生活的？李力群说高毅、杨芝芳和同学、高岗的司机等都帮助过。周说他叫中组部补发生活费，把孩子接回北京重新分配工作，以后由国务院管理局管。你的家被抄过，谁都知道你的住处，先搬住在夹蜂道，户口也改了，不叫李力群，几个孩子名姓改了，并给几个孩子起了姓名。如高轩叫李晨，燕生叫李纯……女儿都改姓“李”。
周总理向李力群说：主席让习仲勋去给高岗说，“保留中央委员，回陕西省或延安工作”，习去了没有？李说：后来习仲勋就不敢去了(指东交民巷)，因管教组不准随便去人。周说：如果习仲勋对高岗讲了主席的意见，他不会死。
此时，已是高岗死后近20年了。原来毛泽东约习仲勋向高岗没及时转达毛主席的意见的原因，周总理是清楚的，他又明知故问李力群。
李力群借周总理召见机会将她几次软禁、监视、批斗、审查的情况细说了一遍。周听后说：“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我对他们有所进一步了解。”
中央出一次事，李力群遭一次劫，一家人像小偷，到处藏猫猫，避躲灾难，搬家改姓，失去公民人格权利，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1959年逼她揭发、交待彭黄张周和高岗勾结的罪行，1962年要她揭发高岗与习贾刘的问题，“9·13”后又要她揭发高岗和林彪、叶群的问题，要她这样写，那样写。在领导打压、造反派批斗的形势下，逼她写的一些所谓揭发、交待，有些也是不实之词。
经过多年处在惊涛骇浪、提心吊胆的李力群，黑暗苦难日子终于熬到了头，即将春色明媚，柳暗花明。她从干校回来主动要求到北京图书馆工作，管几本书不会有风险，刘西尧同意她的要求。李力群到图书馆工作十多天，刘西尧组长打来电话说，周总理说毛主席的意见，让她仍回科教组工作。原来是毛主席问总理：“小李在那里工作？”总理说：“在北京图书馆。”主席说：“她是有影响的人，让她仍回教育部工作。”
李力群回到科教组被安排到计划司，后转到学生司负责。时值国庆来临(73年)，在毛主席的过问下，总理审查邀请出席庆祝宴会人名单时，填上“李力群”的名字，她荣幸地出席了国庆宴会并首次上天安门观礼。毛主席对李力群是关注的，他一到宴会厅便问周总理：“小李来了没有？”周说：“来了。”
之后，李力群在天津市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光荣地出席了两会，参加讨论政府、政协工作报告，就教育等问题作了发言。
高岗先后两个妻子都是全国人大代表，先妻杨芝芳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李力群说，以上这些荣誉，是共产党、毛主席和周总理给予的，是人民给予的，实际是对高岗在革命中有功的肯定。
李力群在回忆往事时，她愧疚地说，自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共产党，没有为党为人民作出过什么大的贡献，从来也没有想到这至高无上的荣誉。作为高岗的未亡人、妻子，我承受了以上的荣誉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深切关怀，这是党和毛主席对高岗生生死死几十年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肯定。自己内心每每想到这些，悲喜交加，酸甜苦辣，齐涌心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平反冤假错案。1981年高岗的“五虎将”都恢复了工作和级别，陈伯村等向中央组织部提出恢复李力群的级别，降她的级别没有道理，指出她的级别是根据中央规定的标准和当时她担任东北局妇委、总工会执行委员评定的，怎么不能评11级，绝不是因高岗的关系。当时林枫的妻子郭明秋、宋平的妻子陈舜瑶和李力群一样职务，都评定为11级，李力群不能评没道理。中组部同意恢复了李力群的级别。
李力群曾经出差到广州，广州市委书记薛炎请吃饭，谈到高岗问题时，薛炎说：高岗反党吗？反毛主席吗？习仲勋为什么不给高岗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我看习仲勋是为了保自己。朱老总来广州休息时，我问老总：高岗怎么反党？反毛主席呢？朱老总比划着说：“高岗被人利用当枪使了，上当了，他死的可惜！”薛炎说：我对你说的这些，我负责。如果中央问你时，你可以如实讲，你可以说是听我讲的，我不怕。
1983年，李力群要求离休后，仍关注教育事业，发挥余热，积极联系退下来的老教育者，一起创办了一所“求知大学”，自任校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人才。她还动员儿子为高岗家乡支助教育，在高家沟建立了“崇德中学”。
高岗去世时，李力群年仅34岁，带几个孩子，生活艰辛，文革时一度只发40元钱，子女的生活费停发，经济困难，政治压力，精神压力和习惯努力的影响，作为新中国首任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的家庭，几次搬家改姓，多次软禁批斗，受尽了痛苦的折磨，所幸没有判刑，在那异常艰难曲折的岁月里扑腾过来，实在不容易啊！他的几个孩子，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照下，都在北京上大学，在北京安排工作。
李力群晚年生活还好，组织给予副部级待遇，公费保姆，冬季国务院管理局派人烧暖气。现住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的一个四合院(原姬鹏飞副委员长住所)。她头脑敏捷，撰写她的往事《难忘的回忆录》。
吴冷西患心脏住院时，李力群去看望，吴说：原东北局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培养了大批干部到全国各地工作。他说高岗死的太早，东北经济建设受到损失，建国初高岗是最大的冤案，许多老同志心里都明白，但在过去的政治气氛下不敢说出来，有的人为保自己还胡说八道，社会上有不少报不负责，把胡说的东西也登出来。有许多50岁以下的人不了解党的历史，更不了解高岗其人，你不要看和听这些东西，自我烦恼。你要相信党组织将来会以真实历史看待高岗，重新实事求是给高岗定论的。
李力群晚年最大的希望中央对高岗的问题重新审查。她多次向中央领导写信，要求中央对冤死的高岗，实事求是地予以作出公正的结论。李力群说，三中全会后胡耀邦在抓甄别冤假错案，她到胡耀邦家看望，她进家刚坐下还未说明来意，胡要去开会，便开门见山对她说：“高岗是党内问题，不是反党、反毛主席，有错误，不应该将毛主席个别对他讲的话又在个别的老同志面前透露，还与一些老同志面前议论少奇同志的长与短。”“高岗是人民内部问题，我已要中组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研究平反”。胡耀邦还说：“过去在东北工作的同志给我谈过，也给组织部写过信，说明高岗在东北工作的情况，对党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他在西北、东北的工作，历史证明他是有功的。过去毛主席对他的工作成绩多次在书面、电报和口头表扬过，让大家向他学习”。李力群听了胡耀邦的谈话，已明白了她上门来的意思，激动地再未说什么。胡见她未说话，就向她告辞，他去开会走了。李力群得到满意的回答，高兴的离开灯市口富强胡同胡耀邦家。
八十年代初整党时，原打算在整党后期对高饶一案进行重新审查。据听说，有人干预并认为胡耀邦“糊涂”，重新审查希望搁浅。
李力群老人，对重新审查高岗问题很关切，她充满信心相信中央会对高岗历史作出公正的、合理的、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结论，使将寝就木的她过世瞑目。
2004年夏，中组部赵洪祝副部长到家里看望李力群老太太，使她感到很欣慰。赵部长谈话时说：党中央对重新审查高岗的问题很重视，组织力量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查阅各个历史时期的500余份档案资料，对高岗的一生有了更多的、新的认识，“高岗同志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工作和许多重要贡献”。
自从1954年以来，李力群第一次听到中央组织部领导称“高岗同志”，激动的痛哭起来。
建国初期，发生了“高饶事件”，党内斗争开了一个歪屈历史事实的先河新例，致高岗含冤英年早逝的悲剧，也是毛主席的悲剧，党和国家的悲剧。回眸共和国老根延安革命时期始至今，李力群老人的幸运、遭遇、再幸运，酷似共和国兴盛——劫数——复兴的缩影。笔者3曾多次走访李老太太交谈了她的往事，她每次提起往事，泪流满面，很同情她一生的坎坷命运，于是撰写了这份略传，赠给鹤发中颜的李力群老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