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最晚的“右派分子”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叶永烈 本章:最小最晚的“右派分子”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笔者刚刚采访了沙文汉夫人陈修良,翌日,家里响起了门铃声。开门一看,是一位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他消瘦,一头白发,说是已经把一书看了两遍,打听到我的地址,所以前来寻访。

    我请他在客厅坐下。他说自己当年是“右派分子”,吃了二十年的苦,现在看了一书,才恍然大悟。

    他说,书中引述了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全文。他还是头一回看到这个《通知》。他是一个工人,按照中共中央这一文件的规定,在工人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可是,他却在这一文件下达后的一年零二十五天——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被划为“右派分子”!

    他长叹一口气,如果在当时他看到这一《通知》,那就不会吃那么多年的苦头了!

    他说自己在中国的“右派分子”之中,占有两个“最”:

    一是最小的“右派分子”——因为他是一个工人;

    二是最晚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反右派运动”已经宣布结束,连“反右派补课”都已经“补”过了,已经开始进入“大跃进”运动了。他却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被打成“右派分子”!

    我对他说,你所说的两个“最”,也只是相对而言。比你更“小”、比你更“晚”的“右派分子”,一定还会有。

    他说,看了一书,书中写的绝大多数都是“大右派”,他跟“大右派”们相比,本来不足为道。但是,由于他沾了两个“最”的光,所以可否在一书修订再版时,把他这位“最小最晚”的“右派分子”也写上一笔?

    我同意了。我拿出录音机,请他细细道来……

    他叫陈忠兴,一九二六年生于上海漕河泾农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在农村长大,后来在邮电部上海通讯设备厂当工人。他在技术上很钻研,所以在一九五六年被评为七级工,工资为一百零五元四角人民币,当时他只三十岁,这样的工资在同龄人中算是很高的了。

    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和后来的“反右派运动”之中,他都太平无事。因为在他看来,那都是知识分子们的事,跟他这个工人无关。

    他出事是在一九五八年春夏之间。那时,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工厂里也就开展这“双反运动”。厂里开展写大字报“竞赛”。这样,许多工人在白天上班时间里写大字报,晚上还要吃碗阳春面,留下来写大字报,回到家里还得吃饭。陈忠兴见了,以为这样做既浪费了时间,而吃两顿晚饭又浪费粮食,也就写了大字报说:“在反浪费中造成了新的浪费!”

    于是,他被视为对运动“不满”。他遭到大字报的围攻。

    这时,有人给陈忠兴贴大字报,标题为《什么话?》,揭发了陈忠兴的“惊人问题”,说他“污蔑领袖毛泽东”、“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是在一九五三年,上海的《新民报》(《新民晚报》的前身)登了一篇《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在那时的工人中算是有点文化了,担任学习小组里的读报员。他读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之后,发表感想道:

    “孙悟空在花果山上,率领猴子们反抗玉皇大帝派来的天兵天将,真了不起。毛主席率领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也真了不起。”

    大字报《什么话?》批判陈忠兴,说他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比作孙悟空,而孙悟空是妖精,岂不是“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比作猴子,岂不是“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下子,陈忠兴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那时,正在进行“反右派补课”。因为在他们工厂里,还没有“揪”出过“右派分子”,被视为“领导思想右倾”。所以,工厂的领导正在厂里“寻找”“右派分子”。他们以为陈忠兴有着“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动言论”,正好成为“反右派补课”的一课。所以,陈忠兴已经被内定为“右派分子”,而陈忠兴本人还蒙在鼓里。

    从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起,陈忠兴被调到工具车间监督劳动。当时,他还以为,划成“右派”的都是知识分子和干部,他这个小工人不会被划为“右派分子”,只是他被贴了大字报,所以也就“劳动、劳动”。

    终于,在九月二十九日,陈忠兴在厂里的食堂门口见到贴了两张布告,上面的一张布告是宣布一个技术员由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定为“右派分子”;下面的一张布告则宣布陈忠兴为“右派分子”,从七级工降为三级工。布告下方是厂长、副厂长具名。

    陈忠兴本来就够不上什么“右派分子”,何况即便在当时,中共中央也早在一年前就已经规定“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但是,他竟然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从此,陈忠兴被推入泥坑。喝足苦水。

    陈忠兴处处遭人白眼,处处矮人一截,低人一等,成了“监督劳动”的对象,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对象”。虽说在当时的上海,“师傅”是对年纪稍长的人的很普通的称呼,而陈忠兴是正儿八经的师傅,厂里却再也不许年轻人喊他“陈师傅”——因为“右派分子”是不能称“师傅”的。当然,更不能称“陈忠兴同志”了。

    陈忠兴的工资从每月一百零五元四角的七级工,一下子降为五十七元五角的三级工。他上有双亲,下有三子一女,生活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原本是家中的顶梁柱,如今这顶梁柱倒了。

    他的妻子是女工,在一九五六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已经被列为中共发展入党对象。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妻子也就无法入党了。家庭重担压到了妻子肩上,妻子的头发过早地白了,成了“白毛女”。

    在百般无奈之中,陈忠兴把女儿送给了别人。

    陈忠兴本来就够不上“右派分子”,所以在摘“右派分子”的帽子时,他完全可以列入第一批“摘帽名单”。可是,他却没有“摘帽”的“荣幸”,反而被送往上海青浦农场劳动教养。

    内中的原因,是他在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时,又挨了一棒。

    那是在“大跃进”高潮中,厂里的青年工人“敢想敢干”,提出要制造“思想车床”。所谓“思想车床”,就是你的脑子里怎么想,车床就“自动”地怎么做。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工人,陈忠兴自然对这种“思想车床”摇头。于是,他被扣上“对技术革命泼冷水”的罪名。他本来就是“右派分子”,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时,他又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加以批判……

    陈忠兴被送到上海青浦县青东农场劳动教养达两年之久。

    陈忠兴想不通。他在极度孤独、苦闷之中,精神失常。他甚至几度想自杀。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六日,陈忠兴终于结束了劳动教养生活,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回到厂里。可是,他的工资竟被降为每月三十九元——据告,他从农场回到厂里,算是新工人,而新工人的工资是每月三十九元!

    他在一份旧报纸上看到“反右派运动”的总结报告,上面提到在工人之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他据此写信向上申诉,却被说成是“右派翻案”。

    不久,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发表。毛泽东在诗中写道:

    陈忠兴又一起找到“理论依据”,因为毛泽东歌颂孙大圣,这表明他在一九五三年读报时所说的那些话没有错。

    可是,陈忠兴的这些“学习体会”,又有什么用呢?

    在“文革”中,陈忠兴又吃足苦头,因为是“摘帽右派”而遭批斗、抄家。

    他的双亲在“文革”中含冤而逝,他却连追悼会都没有资格主持,只得请他的妹夫出面,因为他的妹夫是中共党员。

    他在工作中一直认真、苦干,从未听见过一句表扬。但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一九七七年,他破天荒在全厂大会上受到表扬,称他“同志”,使他激动万分。他感到“天要亮了”!

    也就在一九七七年,他的每月工资加了五元,年轻人也叫他“陈师傅”了。他的心情变得舒畅。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党支部书记对陈忠兴说:“恭喜!恭喜!”他以为一定是他的“右派”冤案得以平反,而党支部书记却告诉他,恭喜他被提升为技师。厂里给他贴了红榜,这是从未有过的。

    终于在当年十二月十五日,厂里开大会,宣布为陈忠兴平反“右派”冤案,恢复原工资。

    陈忠兴在欣喜之余,不由得长叹: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二十个春秋,人生的黄金岁月,在“右派”的阴影中度过!

    如今,许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反右派运动”。陈忠兴说,一定要让年轻人们知道一九五七年“左”的劫难。他一再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后,再也不应该发生像“反右派运动”这样的苦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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