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退休教师叶芳颖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来信：

    在一九五七年那场“反右派风暴”中，我不幸“名登金榜”，戴上了“桂冠”。

    我整整沉沦了二十年，九死一生，历尽磨难。改正后恢复做中学教师，现已退休多年。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创疤仍然在隐隐作痛！

    大作中所写，大都是一些着名的、高层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当局对于他们，往往还“假以颜色”、“刀下留情”。备受迫害、残酷折磨的是广大默默无闻的“小右派”，他们的命运最为悲惨，却很少见诸书刊。

    鄙人不揣浅陋，意欲借“假语村言”，将尘封已久的往事写出来，以期从“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又复使后人而哀后人也”的恶性循环历史悲剧中，有所启迪。

    只因说了句“现在大饼芝麻比以前少了”，被打成“右派”

    上海读者葛伟导先生一九九七年九月九日的来信，从自己家庭的角度反映了“反右派运动”带来的深重苦难：

    反右运动时，我尚是孩子，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自己的周围发生的事与之相关。我的一位姨父在工厂工作，反右中鸣放，说“现在大饼芝麻比以前少了些”，遂成“右派”。我的岳母，祖上是苏北贫穷的农民，她十八岁进纱厂做工，除了能歪歪斜斜写出自己名字，其余文化知识就可想而知。基层鸣放时，领导让老工人“提意见，帮改进工作”，她在座谈会上直言：“国家规定八小时工作，我们厂做工超过了八小时。”后来被内定为“右派”。我父亲在一九五八年以“思想上与右派分子闹共鸣”为罪名送去劳改，这一去就是二十二年！

    满身贴遍“右派分子”标语

    一位不愿署名的读者来信说：

    我是一九五七年底被轰出来的一个地方右派总头子，记得是在这样“×××右派总头子滚出来”的吼声中，被揪出来的，斗了近半个月，满身贴遍了“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标语，低头，弯腰，每天站着斗四五个钟头这是常事。弄得眼睛肿胀，血在头上转，后来自己干脆跪在地下还要好些。每次批斗结果，是只准承认，不准申辩。

    一九五八年三月终被逮捕，同年六月判刑五年（判决书为当年三月签发），八月改判教养三年。

    一位小学教师在“文革”中居然被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湖南湘潭读者李赤怀一九九八年二月六日来信说：

    我也是一个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亲身经历者和受害者。

    当年我只是一个小学教师，一九五六年参加工作，在一九五七年寒假整风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作“三降”处分。一九五九年三月被清出教师队伍，一九六零年代课，一九六二年摘帽恢复公职。一九六五年社教队驻校，大搞社教运动，我作为摘帽右派，首当其冲。一九六九年二月五日又被清出教师队伍，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

    不是“右派分子”，竟吃了二十年“右派”的冤枉！

    绍兴梅雪葆先生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来信：

    绍兴有个奇特的“右派分子”，浙江师院俄语系毕业。因是“世仇分子”——父亲被镇压，毕业分配前无端隔离审查数月，无问题，分配在临海中学，后调绍兴二中。反“右派”后跟“右派”一起下乡劳动，拿二十元生活费。一九七八年“右派”改正后，他回到农村教书。后来，查看档案，竟没有他被划“右派”的资料，根本不是“右派分子”，而糊里糊涂吃了二十年冤枉。

    他不是“右派”，也就谈不上改正，谈不上落实政策。回校教书后的处境，比真正的“右派”还糟。

    他为了讨回公道，奔波到一九八三年才调回苏州枫桥中学教书，总算回到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