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在8月16日第11次会议之后，有整整半个月没有开会，直到月底31日才开第12次会议。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陈企霞在8月19日被隔离审查。

    陈企霞直到1956年5月22日释放，一共被“隔离”了九个月零三天。

    丁玲认识陈企霞，是1941年在延安办《解放日报》文艺栏的时候。这是丁玲与陈企霞的第一次合作，始于1941年5月，时间不到一年，第二年的二月，丁玲就搬到“文抗”所在地蓝家坪去写作了。

    1949年9月，他们又在一起创办《文艺报》，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这一次合作到1952年的1月，也不过两年多一点。其间丁玲还兼任文协副主席、文研所所长、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等多项领导职务，因此放在《文艺报》上的精力并不多。丁玲的长处不在编辑业务与行政管理，而陈企霞却擅长于此，所以丁玲愿意同他一起共事，她可以很省心，她像在《解放日报》文艺栏时一样，放心地把《文艺报》交给陈企霞去干去管。

    后来丁玲在1956年8月间写的《辩正材料的补充》里面，也承认“与陈企霞在《文艺报》共同工作期间，关系较密”。

    但他们始终只是同事，不是朋友。尽管丁玲很喜欢交朋友。肯定，陈企霞身上有她所不喜欢的东西。

    陈企霞被隔离以后，一天夜里，他趁看守他的两个公务员入睡后，偷偷跑到办公室给爱人郑重打电话，让她去看看丁玲和冯雪峰，看看他们对自己被隔离有什么态度？一个星期天，郑重到多福巷去找丁玲。陈恭怀写道：“她敲门后，公务员马新友来开门，母亲告诉他想见见丁玲。马说，我先去问问丁玲同志，看她能不能见你。母亲进门后，丁玲露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而且马新友也不离去。母亲心里明白，可能是组织上让他监视丁玲。母亲心里为难，但又不能不硬着头皮说，企霞被隔离后，我很着急，不知丁玲同志身体怎样，作为企霞的老上级，老同事，对企霞是比较了解的，能不能向领导反映，让他的问题早些解决？丁玲同志很为难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应该来看我，企霞的问题我也无能为力，要找你只能去找组织。”郑重只好匆匆告辞。她把见丁玲的情况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混在一斤水果糖里，带给了陈企霞。

    那个时候丁玲是自身难保，她与陈企霞的关系辩都辩不清，哪里还敢再来往。对郑重的来访，她是避之惟恐不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