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祖林是7月20日离京，经一机部黄敬部长特别安排，去上海参观潜艇建造厂、护卫舰建造厂及设计室等机要单位。这半个月里他过得狠愉快，除了参观，还去祭扫了父亲胡也频的墓地，和延安时期的好友贺毅一起去杭州作了两日游。启程回京之前，他给妈妈打了一个电报，火车驶入北京站台的时候，他看到了站在暗淡灯光下的妈妈。

    一坐上小轿车，祖林就兴致勃勃地打开话匣子，他急于把满肚子的感受讲给妈妈听。但是妈妈话语很少，兴致不高，像是有心事。祖林担心地想：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变故？

    回到家，蒋祖林和妈妈、陈明叔叔一起走进客厅。妈妈开口了：“祖林！我告诉你，我的问题又有了大的反复。这些天，天天在开斗争我的会。”

    丁玲介绍了这些天来党组扩大会的情况，然后告诉祖林：“前几天我给小灵子（即李灵源）写了一封信，寄到莫斯科去了。我在信里没有明说我现在的处境，但暗示了我今后的命运，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我也委婉地表示了我对她的希望。她是一个纯洁的女孩子，以我对她的了解，我想，她不大会因为我的问题而改变同你的关系。”她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告诫儿子：“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同党站在一起。应该认识到妈妈是在反党。”停了一下又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回学校去吧！”

    祖林心里很痛苦，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作协党组会这样对待妈妈。他不想在妈妈最痛苦的时候离开她，他也不放心妈妈，便说：“学校9月1日开学，我还是再陪你半个月，住到20号再走。”

    但是，妈妈的事情，他想躲也躲不开，他无法置身局外。

    8月5日，党组扩大会休会一天，丁玲在家里准备检查交代的发言材料。下午，作协党总支找蒋祖林去谈话。离开家的时候，妈妈嘱咐他说：“你要有思想准备，满楼都是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祖林点了点头。他走进文联大楼，看见门厅周围的墙壁上、右边走廊上、楼梯两侧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大都是批判“反党分子”丁玲的，他顿时感到一股寒气袭来，真正为妈妈的处境担忧了。

    同他谈话的，是作协党总支书记黎辛和副书记胡海珠。他们要他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丁玲的反党言行。他们问祖林：六月下旬艾青邀请丁玲等人在北京饭店聚餐时，有人说了“我们这里是裴多菲俱乐部”，这话是谁说的？蒋祖林仔细回忆了那天的场景说，他在场的时候，没有听见有谁讲过这样的话。

    祖林回到家里，丁玲问了谈话的情况，然后说，你还是提前回学校吧，你呆在这里，只会一步步被牵进作协机关运动中，也帮不了我什么，你放心，我不会寻短见的。祖林同意了。他在苏联买票时，订好的返程火车票是8月21日离京，第二天上午，他去前门附近的国际旅行社，把启程日期改为8月11日。

    8月6日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第12次会议。开完会回到家里，丁玲身心疲惫，说头疼，要休息一下，便躺在床上。她告诉祖林：刘白羽约他明天上午10点去谈话。

    8月7日上午，蒋祖林如约来到刘白羽的办公室。一起谈话的还有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崔毅。祖林在延安时就认识刘白羽，一见面，刘白羽“略显热情”地同他握了握手，然后向祖林谈了丁玲在南京的那一段历史，说丁玲不仅有反党的错误，而且在历史上有自首变节的行为，希望祖林在这个问题上同党保持一致。这些内容祖林是头一次听到，他既感震惊，又有疑惑。他不能不相信党，但也不能不相信他挚爱的妈妈，这个27岁的青年人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复杂的问题，他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回到家里，他看到了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上醒目的大题目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 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吃午饭的时候，他在餐桌上流泪了，这是他回国以后第一次流眼泪。

    丁玲有些慌乱，自己的痛苦她忍受得了，但给儿子造成的痛苦让她深深自责。她询问了刘白羽谈话的内容，也源源本本把自己在南京那段历史对儿子讲了一遍，她说：“我们是母子，你可以相信你的母亲，相信你母亲这个老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断。”晚上，丁玲又同祖林谈起早日回苏联的事情，她要祖林乘飞机回去，她说，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会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要是说出什么同党不一致的话来如何是好，至少会影响她预备党员的转正。祖林同意了。

    第二天上午，夏更起按丁玲的安排，去储蓄所取了款，给祖林买了一张11号的飞机票，这张机票的价钱是八百元。

    8月9日下午，作协党总支副书记胡海珠，又打电话找蒋祖林去谈话，要祖林返回苏联以后继续回想思考，把揭发材料寄给作协，或者通过大使馆转给作协。胡海珠因为还要去大会上发言，所以这一次谈话只有十分钟左右。

    10日晚上，祖林开始整理行装。丁玲坐在他的床上，长叹了一声说：“麟儿，我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受苦了！”她嘱咐儿子，一定要听党的话，党现在认为妈妈反党，你也应该这样认识。我的问题就是这样了，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吧。

    作为母亲，丁玲希望儿子相信自己，爱自己；作为党的干部，她希望儿子相信党，相信组织。她害怕失去儿子，她更害怕儿子因“丧失立场”在政治上犯错误。这两年，丁玲已经是死去活来，活来又死去，几经折腾，不大在乎了，可是儿女无辜，他们的生活、事业才刚刚开始呀！

    第二天是星期天，清晨，丁玲听见祖林的动静，就穿衣起来了，她几乎一夜都没有睡。祖林去吃早餐，丁玲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忽然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儿子。她从来没有在告别时如此强烈地悲哀过。祖林来向她告别了，她看着祖林坐上小汽车，看着汽车消失在胡同口。丁玲泣不成声地喊着：儿子，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