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老前辈的“爆炸性发言”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李向东王增如 本章:9、老前辈的“爆炸性发言”

    8月14日下午举行的第17次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是一次转折,其转折之突然会场效果之强烈,令广大与会者始料不及,甚至超出了会议主持人的预料。在这次会上,冯雪峰由陪斗变为主斗,成为会议的主攻对象。

    冯雪峰的资格很老,1927年入党,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瑞金中央党校副校长等重要职务,参加过长征,人品又好,可谓“德高望重”。许多五十年代的老同志谈到他时,语气中都有一种敬重之情,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在1954年批评《文艺报》的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冯雪峰受到批判后发言时心情沉重,流下了眼泪,觉得有负于党。

    在1957年8月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第一个批判冯雪峰的是许广平,时间是8月4日。许广平发言说,昨天丁玲同志的话死抱住历史,首先承认她在上海就和雪峰同志要好,因为雪峰同志和周扬同志有意见,所以她也对周扬同志有意见,这仿佛是个人问题了。雪峰同志方面,总听说多病,忙,我是绝少来往的。雪峰同志是老干部老党员了,我以老朋友的资格,希望他们回到党和人民这方面来。很可恼的是还不断有别有用心的人,借鲁迅的名字来攻击周扬同志。去年鲁迅墓迁葬时,周扬同志和我都在上海,我在预拟的发言中把鲁迅说成“作为一个中国人民”,周扬同志建议改为“鲁迅不只是中国人民当中的一个,而是中国人民最优秀最忠实的儿子”,鲁迅墓碑上的题字,也是他请主席写的。

    接着在8月6日第12次党组扩大会上,林默涵作长篇发言,在批完丁玲之后,又说了对冯雪峰的“一点意见”,讲了三个问题:跟党的关系长期不正常,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很重的包袱;同党的文艺思想、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相违背,重要的是在政治与文艺的关系上看法不对;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二次文代会时对老舍先生很不尊重,对郭老也不够尊重。

    比较集中揭发批判冯雪峰,是8月9日第15次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的发言。王任叔笔名巴人,解放初曾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1954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副社长、总编辑,1955年冯雪峰调来做社长,他们在一起共事。王任叔揭发了冯雪峰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的问题,其中有一些属于他与雪峰两人在业务思想方面的分歧。他认为雪峰在整风中“有点到处点火,向党进攻”。

    按郭小川的说法,8月9日晚上在中南海的会上,中央领导决定,作协党组扩大会下一步要展开对雪峰的斗争,扫清外围,进一步揭露丁玲及其小集团。他说,这个决定,显然是根据周扬们的汇报做出的。8月10日上午,作协党组开会,传达落实中央领导的指示,确定下一步的斗争部署,决定转入批判冯雪峰。

    11日下午四时,周扬找冯雪峰谈了一次话,其中很多都是“老账”。参加谈话的郭小川记得,周扬问冯雪峰:“你从陕北出发前是谁交待你的任务?”冯雪峰说:“洛甫同志。”周扬问:“他怎么说的?”冯答:“他说上海没有党的组织,党的组织都被破坏了。”周扬说:我们孤军奋战,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党中央的宣言提口号,搞工作。你一来,就一下子钻到鲁迅家里,跟胡风、萧军这些人搞到一起,根本不理我们,我们找你都找不到,你就下命令停止我们的党的活动。周扬似乎还谈到,冯雪峰来上海之前,他们同鲁迅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冯雪峰来上海之后,就和胡风等人一起包围了鲁迅,欺骗了鲁迅,鲁迅是把冯雪峰看成党的代表,当然对周扬他们就更有恶感了。鲁迅那时病很重,冯雪峰和胡风利用鲁迅生病,抛出了几篇文章,以鲁迅的名义来反对周扬们的“左联的党组织”,使他们外有白色恐怖,内有冯雪峰的打击,处境十分困难。说到这里,周扬哭了。然后他告诉冯雪峰:“要经受一次批判。”冯雪峰表示,他怕被搞成“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周扬表示,着重批判思想,不一定要搞成小集团成员,并要冯雪峰在会上做检查。那次谈话从下午四点到七点,谈了三个钟头。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也参加了,他们只是偶尔插几句话,冯雪峰也很少讲话,主要是周扬一个人讲。

    8月13日邵荃麟“小结”性质的长篇发言,在全面批判了丁玲陈企霞之后,也讲到了“雪峰同志的反党错误”,说像他这样一个在党内有30年历史、担任过重要工作、参加过长征、住过上饶集中营的党员,和党的关系却一直不正确,说抗战开始后雪峰在上海和领导吵了一架,后来脱离党组织,跑回浙江老家去了。邵荃麟说:1953年二次文代会,就存在一种党内分裂的危机,我那时工作确实困难得很,一个《文艺报》是插手不进,要调陈企霞,就说是“调虎离山”,一个文研所是碰不得,一碰就大闹情绪,一个《人民文学》,文井去编了,丁玲、雪峰一篇稿不给。邵荃麟还批判了雪峰的文艺思想,说他同情胡风的思想,对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是不同意的。

    邵荃麟稿子里本来没有批判冯雪峰的内容,是9日中南海会议之后,周扬要他加进去的。邵荃麟没有谈比较敏感的左联那一段,只说“1927到1937十年中,我不清楚,只知道他在领导左联工作闹得不好,形成党内分裂的情况。这可以由其他同志来讲。”设了一个悬念,埋下一个伏笔。

    真正对冯雪峰形成合围之势的,是8月14日大会,是夏衍的“爆炸性发言”。

    8月14日下午两点开会,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第三个出场,手里拿着稿子,是有备而来。他的发言内容多半是谈历史,先谈到丁玲:“我认识丁玲大概有二十八九年了,但是我大概是和丁玲接触最少、谈话最少的一个人,我不愿意多谈过去,但是为着了解这个人,不能不讲到二十年前的历史。”接着讲了一段“历史”:丁玲被捕以后,上海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冯达被捕之后叛变自首,带了特务去捉丁玲,目的是为了要从雪峰手里夺回丁玲,因为这时候雪峰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把国民党反动派扼杀左翼文化运动的一场政治事件,说成是三个人之间的一场风月恩怨,此种“解释”颇为新鲜!

    接着就转向雪峰:“既然拉上了雪峰同志,我就想对雪峰同志讲几句话。”

    夏衍说,1936年雪峰从瓦窑堡到了上海,不找我们,不找渴望和中央接上关系的党组织,先找了鲁迅先生,又去找了胡风,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并介绍和批准胡风入党。解放后上海有一条抗拒执行党的文化政策的线,即雪峰、胡风、刘雪苇、彭柏山等。夏衍说:“我不能不想起二十年前的一桩公案,我们几个人被诬陷了二十年,今天要在这里讲一讲。直到今年八月为止,我们一直以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的手笔,现在雪峰承认了这篇文章是他起草的。请在座的同志们重新读一遍这篇文章。别的问题这里不谈,我只谈其中有关所谓‘内奸’问题的一段。”然后,夏衍就有关“四条汉子”一段内容做了说明。

    夏衍发言之后,会场气氛十分强烈,许多人很激动,许广平、沙汀、楼适夷发了言。2002年2月6日,李纳对笔者说,我挨着周立波的爱人林兰坐着,看见冯雪峰头发都白了,觉得他很可怜,我们本来对他印象都很好,我哭了,很多人都哭了。

    黎辛回忆说:8月14日会议是最紧张的一次会议,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了与事实不符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你是一个大骗子!”冯雪峰呆然木立,不知所措。丁玲也不再咽泣,默默静听。会场的空气紧张而寂静。周扬也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后来许广平正式发言时,态度比较冷静,说:“不能把一切不符事实的情况完全归到鲁迅头上。”又说:“关于两个口号争论的文章,我已送到鲁迅博物馆,同志们可以找来看看”,“两个口号的文章是你(按指冯雪峰)写的,但是鲁迅亲笔改的,在原稿上还有鲁迅亲笔改的字。”许广平说了公道话,答徐懋庸信应由鲁迅负责,这便减轻了冯雪峰的压力。

    但是,许广平的第二次重要发言,在郭小川编选《发言集》时却被抽掉了。真是奇怪得很!大概就是因为它说明了事实真相,开脱了冯雪峰。

    一周之后,8月21日,周扬叫中宣部办公室去鲁迅博物馆借用《答徐懋庸》信的原稿。史索、万家骥在《在政治大批判旋涡中的冯雪峰》一文中说:“原稿十五页中有四页,约一千七百多字,完全是鲁迅的笔迹,夏衍在爆炸性发言中指责冯雪峰不真实的那段有关四条汉子的文字,恰恰是鲁迅写的。前面十一页是冯雪峰的笔迹,但是经过鲁迅修改过的。……该文是鲁迅授意,冯雪峰拟稿,经鲁迅修改补写而成的,是鲁迅的文章。”

    林默涵在《十七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中说:“批判丁玲时,把冯雪峰的‘问题’端了出来,因为两个人的关系密切。冯雪峰同志解放后工作是勤恳的,严谨的,虽然有时有点偏激。开始对他的批判只是与丁玲的关系和一些言论问题;后来,急转直下,变得那样严重,是因为夏衍提出了30年代的问题。夏衍在对冯雪峰的批判会上的发言,简直是一个‘爆炸新闻’。夏的发言提了两大问题,一是1936年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不去找周扬、夏衍,而去找鲁迅、胡风,还同章乃器接上头。章乃器同冯雪峰接上关系后曾对党的外围人士说:周扬、沈端先假如来找你,可以把他们扭送捕房。对此,不了解情况的人是无从判断的。二是鲁迅答徐懋庸的文章是冯雪峰写的,是冯的笔迹。夏衍说原件存在文化部,他看过。这就是说,冯雪峰是冒充鲁迅写文章骂‘四条汉子’。周扬曾表示同意夏衍的发言。当时,本来应当把原件拿来看一下,但是没有这样做。后来,我看了原稿,大部分是冯雪峰的笔迹.但是说周扬等人是‘四条汉子’那些地方,有四页多都是鲁迅亲笔加写的。”又说:“前几年,在为冯雪峰同志平反时发生了一段插曲。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冯雪峰写了悼词,其中提到:对于鲁迅靠拢党,冯雪峰作了大量工作,冯是最早沟通鲁迅同党的关系的,比瞿秋白还要早,在这方面,冯雪峰是有功的。冯由陕北去上海时,中央张闻天和周恩来有指示,要冯到上海后首先找鲁迅,因为鲁迅是最可靠的。中央向冯作这样的交代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搞地下工作,同志间多年不见面,都要考察一下。然而,夏衍同志不同意悼词的上述提法,仍说冯在鲁迅与上海地下党之间起了挑拨作用,坚持他1957年对冯的批判发言。由于夏衍反对悼词的提法,追悼会拖了很久才开成。后来,夏衍又把他的观点写成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上。这件事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应。对30年代一些问题的认识上的分歧,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宗派情绪还是有的。”

    8月16日第18次会,8月20日第19次会,主要批判冯雪峰。发言的有周立波、郑振铎、李伯钊、张天翼、袁水拍、陈荒煤、何其芳、艾青、王蒙、陈涌等。20日最后发言的是郭小川,他从六点到七点,讲了一个小时,其中讲了许多30年代的问题,为了准备这个发言,他去找了30年代上海地下党的王学文了解情况。但是对他的发言,只有林默涵认为“还好”,周扬始终不评价,不表态。

    冯雪峰也在8月16日下午的大会上发言,但没有讲完便被打断。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肩题)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主题)》,这是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二阶段斗争成果的总结。报道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进一步揭露出作协副主席、作协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不但参加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活动,而且在大鸣大放期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煽风点火,鼓动对党不满的分子向党进攻。会上还揭露了冯雪峰二十多年来一系列严重的反党言行。”以下五个小标题是: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三十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反动的社会思想。

    报道最后说:“会议从6月6日起,到8月20日止,已先后举行了十九次,在会上发言的共百余人。第十二次会议后,在会上继续发言的有许广平、老舍、钱俊瑞、夏衍、郑振铎、蔡楚生、邵荃麟、张天翼、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王任叔、袁水拍、葛琴(十七人联合发言)、冯至(和吴组缃、卞之琳联合发言)、陈白尘、张光年、孙维世、臧克家、严文井、蒋天佐、沙汀、楼适夷、阮章竞、李伯钊、菡子、王士菁、王蒙等。丁玲在会上先后共作了五次发言,态度极不老实。会上,大家一致对她的这种态度感到愤慨。大家对冯雪峰在第十八次会上避重就轻、吞吞吐吐的交代也极为不满。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郭小川后来发现,在发言者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被勾掉了。他看过8月17日排出的清样,那上面还有他的名字。他断定,是周扬把他“勾掉”的。周扬为什么要“勾掉”他?

    这个稿子,最初是由《人民日报》记者叶遥和新华社记者李蕴辉写的,郭小川参与了修改。8月15日,他和叶遥听取了林默涵、邵荃麟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左联的问题应该写上一段,8月17日的清样上就有这样一段,主要引用了夏衍和许广平各一段话,23日郭小川又补写了一段。24日在周扬家里讨论这个稿子时,周扬却主张把左联这一段删掉。郭小川记得他似乎还说了“两个口号的问题,还是等中央讲话,我们自己不要讲”。

    周扬在与鲁迅关系问题上已经犯过错误,这一次他要谨慎了。他知道,毛泽东十分欣赏鲁迅,冯雪峰当年来上海又是党中央委派,30年代的问题敏感得很,特别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更要多加小心。8月14日晚上郭小川在林默涵家吃晚饭时,谈到夏衍当天的发言,林默涵就说过,“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我们不要肯定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因为中央还没有下结论。

    周扬对郭小川批判冯雪峰的发言一直不表态,原因也正在于此,为安全起见,他甚至索性一笔抹掉郭小川的名字——他的身份不一样,他是代表党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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