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了二十年的右派帽子终于摘掉了，申诉材料中央组织部也受理了，丁玲终于看到了希望，十分兴奋，她要向给予她帮助的人表示感谢，同时要继续申诉，争取彻底解决问题。
7月24日这一天，丁玲写了三封信，一封给胡耀邦，一封给中央组织部，一封给王震。
给胡耀邦信中说：“胡耀邦同志，您好！现在向您汇报：（一）七月十八日，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党委在一个小型会议上，宣布了给我摘帽子的决定，并把摘帽通知书给我。我在会上发言，表达了我对华主席，党中央的无限感激，感激党的政策英明伟大，批准我回到人民的行列，……（二）七月十八日下午，收到中组部办公室六日写给我的复信。我遵照你们的指示，听候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安排，到太原暂住。（三）最近，在《人民文学》第五期，看到林默涵同志的署名文章，其中提到我的地方，使我十分惊异。为了说明文章中提到的问题，我写了‘从南京到保安的经过’，‘在解放区十三年’两段材料，请组织备查。同时，我写了‘在东北垦区十二年’，扼要汇报我五八年接受处分以后十二年的主要情况，作为党了解我，处理我的政治问题的参考。”
致中央组织部的信中说：“一九六八年冬天，林彪、‘四人帮’为害猖獗时，曾遣专人到黑龙江宝泉岭农场，对我通宵审讯，夜以达旦，白天要我写材料，如是整一个月，逼我供认当年‘打入延安是中统特务’；并企图陷害胡乔木同志、周扬同志等。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学习毛选五卷辅导材料而写的名词解释中仍说我‘隐瞒历史，混入延安’。今年，中央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在《人民文学》第五期《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一文中说：‘丁陈小集团和胡风小集团是两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党和反革命集团。一个隐藏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一个隐藏在国统区。他们之间是遥相呼应的’等等。林副部长这寥寥数语，是要把我定为和胡风一样的暗藏的反革命，便于作为不落实党中央的政策，不解放丁玲的借口和理由。……遵照党的实事求是的教导，我把当年奔向延安的经过和在解放区前后十三年（一九三六年九月——一九四九年八月入北平）等情况，扼要地向党申述。”
随信附有三份材料：“从南京到保安的经过”，“在解放区十三年”，“在东北垦区十二年”。
致王震的信充满感晴色彩，丁玲感谢他这些年来对自己多方面的关照：“王震副总理：上次陈明从北京回来告诉我，您身体精神很好，我感到无限安慰。最近我在重写散文垦区标兵邓婉荣（在宝泉岭写的初稿已散失），十二年垦区生活，如在眼前。……我曾在几个农场从许多转业干部口里听到过您的故事。可惜，我那时没有条件搜集这些，仅有的一些摘录、日记，也都在运动中失散。最近这里公社党委开了一个会，宣布为我摘掉右派帽子。同时我收到中组部的来信，说我的申述中央领导同志已经知道了，要我等待处理。并嘱我按照山西省委的安排到太原市暂住。我现在正遵照他们的指示，等候省委的安排。当我看到那信封上写着同志两字的时候，我的眼泪不禁夺目而出，多少往事一起涌向心头。首先我不能不想到长期以来您始终对我的关怀、照顾。您最早同意我去东北垦区；是您要农垦局领导同志安排我们生活，政治上对我们严格要求，以便于我的改造；是您嘱咐我埋头在下边，做到默默无闻。您关心我的政治问题的解决；您每次到垦区视察，总是鼓励我不要失望，要相信党，要朝前看。而现在，根据十一号文件的规定，摘掉了右派帽子，二十年来的沉重的政治重担减轻了。我感谢党，也感谢您。我告诉您：十二年的垦区生活，对我大有好处。虽然有时觉得从创作上来看，的确是流逝了一些大好年月，我今年七十四岁了。但我决心认真、努力做好个人的五年计划，多多写作。以不辜负党给我的再生恩德。……但对个人的政治前途，还不免感到有一些阴云、梗阻。因此最近我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和一部分材料。我特抄一份给您，使您知道一些情况。请指示。”
8月26日，王震在丁玲的信上批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乔木、力群同志：此件请抽空一阅。当时一大批年轻演员、其他艺人大部分都是周总理亲自和我谈话，接到农垦区锻炼。其中头面人物如丁玲、艾青等人，经过长期工作，现在年迈，应从政治上、生活上给礼遇，要落实政策。动员下去，周扬同志也与商量过。丁玲、艾青都有毛主席亲笔信件。这些也应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丁玲信中提到的“重写散文垦区标兵邓婉荣”，指的是以邓婉荣为模特写的散文《杜晚香》，她曾经在宝泉岭农场写过初稿，但在“文革”中散失。她在七、八两个月里重又写出两万字的初稿，准备拿它作为重返文坛时与读者的见面礼。
9月和11月，丁玲又两次给中组部写申诉材料，对于历史问题，要求维持中组部1940年的结论。丁玲在信中，还提出去北京看病的要求。
9月17日是中秋节，晚上，陈明让队里的领导找去吃饭，丁玲不愿凑那份热闹，一个人静静留在家里。月色皎洁，夜凉如水，丁玲默默忆诵起苏东坡的《怀子由》，不由感慨万千，返身进屋，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心情：“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唯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
但是从9月到11月，山西省委组织部和中央组织部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连去太原的事也搁了下来。11月9日，丁玲给原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老战友罗兰写信说：“山西省委没有信来，长治市革委会也只说，什么时候房子准备好了，什么时候通知我们搬家。中组部对我们去北京看病一事也没有信来。你要我收拾东西，我的确很早就收拾了一部分，现在又把收拾好了的东西拿出来，因为天气变了，过冬的衣服等，又都翻了出来；而且又要订明年的报纸了。又要买过冬的菜，过冬的煤了。好在二十多年都过去了，多等一年半年也不在乎。反正我们相信党总会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落实政策的。”
一切消息杳然。可能还得在嶂头村过一个冬天了。丁玲有些黯然。
好消息没有，却有一条不好的消息。
10月中旬，女婿周良鹏从北京来看他们，临走时陈明送他去火车站。路上，他告诉陈明一件事情：祖慧和罗兰去找过周扬啦，打听丁玲落实政策的事。陈明急忙问：他怎么说？良鹏说：“周扬说，丁玲四十年的表现，可以除掉疑点，但不能排除污点。我怕妈妈听了气恼，没敢告诉她。”但这样重要的消息哪能瞒着丁玲，第二天陈明就讲给她听。丁玲自然很生气，她明白，周扬所说的污点，还是指她在南京的历史问题，想不到，他自己也挨过整，现在粉碎了“四人帮”，周扬还是这个态度。她在日记里说：“可见周仍坚持错误，对我毫不放松。此等人为什么要去见他！都是洛兰（按即罗兰）一片好心。”“洛兰太简单，把事情想得容易，把人想得太好。”她又联想起林默涵那篇文章：还是这些人在台上，还是这些人在管事，他们还是坚持五五年和五七年的观点，那么想要解决问题就很困难了。过了几天，罗兰又来信告诉她，祖慧去找了中组部，问中组部对丁玲要求进京看病的意见，答复说，丁玲去京可以住在祖慧家。丁玲说：“洛兰、祖慧都是极简单的好人，她们哪里会想到，如我的政治问题不解决，我是无法住在祖慧那间小屋子的。我将愁死。”
看来，要想解决自己的问题，路还长着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