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劣绅。农民协会。黑脚杆子打鼓说书，学生伢子火烧地契。

    马克思画像上香案。闹革命就是要破“王法”。

    192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共产党到了黄安的消息像闪电般地传遍了余家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口号，也随着共产党的到来，水一样地渗透了黄安、麻城两县。

    接着，黄麻地区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几起“不可思议”的怪事——

    —位被大地主丁枕鱼家少爷丁岳平割掉一只耳朵，打得遍体鳞伤的长工逃出虎口，组织了一帮穷兄难弟，趁着夜色摸进丁家大院，抱走一批金银财宝，临走还放了一把火，火光在丁枕鱼及其家丁们百思不得其解且焦燥不安的神色中，从容不迫地燃烧着漫无边际的黑夜。

    接着又是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几个农民化装潜入乘马张家岗地主“张八老爷”家，抱走了8根金条、一捆纸币和其它财物，神不知鬼不觉地漫进了沉默的大别山。

    再接着就是大批农民光天化日之下闯进林店邹家湾大地主邹达清家，砸开谷仓，将粮食全部分光。邹达清匆匆到县府告状，又买了8条枪雇人看家护院……

    一时间，黄麻风声骤起，被痛苦煎熬着的“黑脚杆子”们在残酷的压榨之下似乎感觉到了骨肉及其血汗在满腔怒火的斗争中所迸发出的快感——不烧不行！不打不行！不分更不行！

    从省城武汉回乡的共产党黄安负责人王鉴及时地给武汉的董必武先生汇报了这一切。于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刚一发生，走上武汉街头进行声援的黄安、麻城籍学生戴克敏、戴季伦、王秀松、曹学楷、汪奠川等，便在董必武的指派下，带着火炉武汉那持续不衰的革命热情，豪情满怀，纷纷回到自己的故乡，在黄安工作组的直接领导下，联合本地革命的知识分子，成立“五卅惨案后援委员会”，举行集会，发表讲演，散发传单，声援各地工人的反帝斗争，号召广大群众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了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扩大革命影响，党的黄安工作组办起了《黄安青年》等刊物，宣传马列主义，转载革命消息，抨击反动统治。接着，《响导》、《新青年》和《中国青年》等一大批进步刊物，也不断地传到黄麻地区，革命影响与日俱增。

    一天下午，王鉴来到黄安紫云区上戴家这个地处偏僻的小村找戴克敏，在武汉中学读书时他们就认识。戴克敏当时刚考上武昌第一师范附属高级小学，时常到武汉中学找王秀松、戴季伦等人。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培养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声援上海工人、学生、市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和学生的暴行，戴克敏曾冒着被反动军警逮捕的危险，多次挟带着革命传单和标语到汉口外国租界去散发、张帖。这次回家之后，又是走访、又是讲演、又是办农民夜校，把宣传工作搞得非常红火。所以，王鉴想找他聊聊，以便更好地部署下一步的工作。但在村口的小道上，王鉴却意外地碰到了桃花区栗林咀村的王秀松。

    “秀松——”王鉴热切地叫了一声。

    “怎么是你？”王秀松见是王鉴，也觉得有些奇怪，“四周的运动都搞得红红火火，你不好好准备下一步的工作，到这儿干什么？”

    “那你呢？你不好好在桃花区呆着，怎么也跑到这里来了？”

    “我是来学习的，和你不一样。你看人家克敏多会搞。满打满算不足百余人的小村，这会儿却聚了六七百。”说着，便给王鉴指了指不远处掩在树荫下的打谷场。

    王鉴在高处站了站，果然看见一大群人正黑鸦鸦地围着站在桌子上讲演的戴克敏。

    “正讲‘宋埠教案’呢。”王秀松又说。

    “噢。”王鉴应了一声，没说别的，就静静地听着戴克敏的讲演。

    宋埠教案是一件著名事件。帝国主义用他们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传教士们也不远万里地来到了中国，来到了黄安、麻城这样边远的山区传经布道。仅在麻城、宋埠、福田河等地，一下子就建起教堂34间，发展教徒600余人。那是1892年农历五月十八日，宋埠群众在于沙河举行龙船会，庆祝大端阳节。意大利传教士梅保善、乐传道却混在人群中，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引起民愤。宋埠的徐全福和铁门大有寨的李金狗带领当地群众撞开教堂大门，打死洋人梅保善和乐传道，并一把火烧了他们的魔窟教堂。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乃至海外的宋埠教案。

    这件事情发生后，极大地震动了帝国主义的各领事馆，他们提出要100个“凶手”的人头的无理要求。而腐败的清朝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答应重修教堂，赔偿银两，并把徐全福、李金狗两人投刑下狱，许多当时在场的群众也受到责打。宋埠群众愤愤不平，将此事编成花鼓戏、皮影戏到处传唱。

    3年后，年仅10岁的董必武随父亲到宋埠读书，深受“宋埠教案”的影响，至到了武汉，还不时地在王鉴他们面前，非常崇敬地提起徐全福和李金狗两位农民英雄，并因此而对洋人和帝国主义列强表示强烈的不满。

    “群众情绪怎么样？”王鉴习惯性地问了一声王秀松。

    “你听——”王秀松说。

    不等王秀松的话音落点，戴克敏那边的口号声就山呼般地传了过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

    入夜，当王鉴和王秀松在戴克敏这个“革命之家”(戴克敏的父亲戴雷舫早年与董必武十分要好，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乡村知识分子，靠教书维持生计，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坐下来时，不自觉地便谈起了下一步革命工作的问题。

    “克敏，你说说，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王鉴手端茶杯，像个老大哥一样把目光投向看上去有几分腼腆的戴克敏。

    “我说不好。我连党员都还不是。”虽然讲演时慷慨激昂，但在王鉴和王秀松这两个党员面前，戴克敏却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不怕，随便说说。你看你工作搞得那样好。”说话的是王秀松。他有他的想法，却不好明着提出来。

    王鉴看出了王秀松的心思，抿了一口茶笑着说：“革命到了这一步，光搞舆论宣传还是不够的。在搞好舆论宣传的同时，我们还有两种事情必须赶快抓紧做：第一，要发展壮大我们的组织；第二，要在舆论的感召下，尽可能快地采取行动！”

    “是的。”王鉴这么一说，眉清目秀，长得像女孩子一样机灵，但骨子里却生满了“叛逆”精神的王秀松便十分赞同地说：“你说的有道理。首先，我们现在的行动都是零零散散，各自为战，缺乏必要的联系和统一的部署。这样，看上去热热闹闹，实际上大伙一散场什么都抓不住，形不成更大的威力；其次，没有具体行动就无法触及灵魂。你讲你的，他干他的，到底还是两层皮；第三呢，是不是尽快把夜校办起来，教农民自己识字。这样，工作起来就容易些了。”

    “还有，”见王鉴和王秀松都谈出了自己的想法，戴克敏也不甘落后了。只等王秀松话音一落，就忙不迭地接着说：“还得经常和董必武先生取得联系。如果必要，我们也可以派人到外面去学习、学习。听说有个叫毛润芝的先生，也叫毛泽东，他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蛮有特点。对吧？”

    “对，你俩说的都对。革命我们谁都没搞过。虽说我年长你们三两岁，可也是第一次闹革命呀。以后有哪些不对的地方，还得靠两位仁弟多耽呢。”

    “鉴兄说到哪儿啦！革命虽然无榜样，同舟共济当如何？”

    “真是多谢了，秀松！”看着王秀松斯斯文文的样子，王鉴真是佩服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

    王秀松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弟兄三人，他是长子。七岁那年，其父王建禄就送他到一所私塾读书。父亲热切希望王秀松能“跃登金榜”而精通他那一套“学处世之道，通做官之理”。所以，当王秀松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中学时，王姓家族中“有声望”的入欣喜若狂。以为王家“发达有望”，经集中商量之后，决定每年抽出祖辈中的一部分经费来资助王秀松读书。王建禄更是得意，再三嘱咐王秀松要用功争气，学成功名而不负家族父老之殷切希望。谁知王秀松早在上私塾时，就在私塾老师的教导下，对清朝的腐朽统治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到了武汉中学之后，经过董必武、陈潭秋的教导和培养，很快就迷上了革命，迷上了共产主义理想，尤其是在声援“五卅”惨案的运动中，更因表现突出而深得董必武先生的喜爱。这次回乡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叫人吃惊——发动群众找王氏族长王彤宾算祖帐！

    王氏家族族长王彤宾，外号“黑鱼老爷”，曾任沙坪会长，是一个有政治势力的大恶霸地主。他家几代都掌管着王氏家族的祖田，种王氏祖田的农民，一年要向王彤宾交4000多担谷，而多收的谷除了祭祖用一部分外，其余就都被王彤宾独占了。他依仗权势，从未向家族公布帐目，群众敢怒又不敢言。特别是栗林咀的农民，无钱无势，更不敢找王彤宾算帐。王秀松却不畏王彤宾的淫威，不顾族权的势力，回家后就带领栗家咀的贫苦农民50余人，拿起扁担锄头，直奔沙河王家，逼着王彤宾算祖帐。通过算帐，揭露了王彤宾的贪污行为，王氏家族的每个男女，不论老少，都分得了三斗谷子，还清算了一笔钱，作为办学费用。真可谓在太岁头上动了一把土。农民自然乐不可支，但却气煞了“望子成龙”的父亲王建禄。见王秀松带人冲向沙河王家，他便把身子跳得老高，叫骂不绝：“孽种——你这个想要人命的孽种！”

    想到这里，王鉴微微一笑。看王秀松一副若有所恩的样子，便不自觉地说：“秀松，过了这段时间，你干脆给咱们到广州去学习。像克敏说的那样，把人家好的东西学回来。”

    “什么？噢，明白。等过了这一阵子再说，好不好？不过，我刚才寻思了半天，要说发展组织的话，七里坪的张南一倒是不错的……”

    不等王秀松把话说完，王鉴就止住了他的话，说：“现在不谈这个。现在你我的任务也是两个，第一，走路；第二，睡觉。”说着，自己就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虽然戴克敏再三挽留，但王鉴和王秀松还是出门了。过了不几天，还是晚上。浓密的夜幕低垂，忧郁的河水沉寂。时而一声犬吠，越发显出夜的清冷。但在七里坪北街的一间小小的茅屋里，此刻却极是隐秘地亮着一盏悬吊在茅屋中央的松明子灯。灯光无言地扑跳着，映着四周一张张差不多都是一个神色的脸。

    “快来了吧？”一个低沉的声音在问。“应该来了。”一个稚气的声音在答。一问一答，屋外便传来了一声谨慎的咳嗽声。接着，以打鼓说书维持生计的张南一一挑门帘就闪了进来。一进茅屋，他的神情不自觉地便有些紧张。两眼直直地盯着挂在茅屋正面墙正中央的党旗，紧走两步，上前就要打敬礼。

    周围人不出声地笑了。王鉴忙上前说：“莫急。不是这样的。”说得张南一一时红了脸，不知该怎样才是好。

    等到屋子安静下来之后，王鉴便宣布会议开始。接着，有人便十分简约地介绍了张南一等同志的情况；接着，王鉴便宣布张南一等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员；接着，在王鉴的带领下，他们面对党旗，举起右手，开始宣誓。

    声音不高，却吐字清晰。字字句句，掷地有声。仿佛经由他们胸腔而发出的近乎震荡的声音，并不只是简单的三言两语式的誓言，而是一种力，一种忠诚的、信赖的、向往和渴望得到的力量的凝聚。

    宣誓一结束，张南一迫不及待地就要王鉴给他“党的工作”。

    “继续打鼓说书。”

    “还是打鼓说书？”

    “对。打鼓说书。只是得把词儿好好编一编。”

    “晓得了，晓得了。”

    第二天一大早，七里坪北街的群众就听到了张南一的新鼓词——

    一开始，张南一身边零零星星只有几个起得早的人，但不等一曲唱毕，周围就已经是密匝匝的一群人了。七里坪北街仅有的几座小楼房，二楼的窗子也探出了几张好奇的脸。不几天，大人小孩不仅都知道了张南一的新段子，而且也知道桃花区的地主伢子王秀松竟给农民办了个夜校，也唱歌，是他自己编排的——

    歌声所到之处，紧接着又是紧锣密鼓的宣传攻势。一时间，黄麻地区的山间小道、大街小巷，随处都可看见要么穿戴整洁，一身中式衣衫，要么头戴礼帽，身穿长衫，脚步匆匆的年轻人。他们走村串户，不遗余力地向人们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等革命思想。轰轰烈烈，沸沸扬扬。

    但是，无论是黄安还是麻城，对于学生伢子们的宣传，积极响应的总是年轻人，大多数的中老年人都是冷眼旁观——都是些学生伢子，不是地主子弟，就是土豪亲戚。革命革命，说着好玩，看他们么样革法？

    自然，土豪劣绅就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闹吧，闹吧，闹腾够了就知道回家了。“这怎么办呢？”王秀松似乎有点优心忡忡的样子。“是呀，怎么办呢？”

    王鉴也吃不准下一步到底该怎样办。当然不是不明白，而是有些为难。

    他们，差不多都是地主子弟，要么就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书香子弟。王秀松、戴克敏、戴秀伦、汪奠川、徐朋人、赵赐秀，还有麻城的蔡济璜、刘文蔚、桂步蟾、王树声等，几乎无一例外。革命就要革到自己头上来了，他们会不会因此而退缩呢？

    就在王鉴面有难色地望着身边的王秀松、戴克敏、徐朋人等人时，麻城福星岩湾肖志道的茅屋前却飘来了桂步蟾、王树声两人的影子。

    看着晒在场上的稻谷，王树声说：“我们不能让农民劳累一年的血汗，又都流进地主财东的谷仓粮囤。”

    听着王树声的话，肖志道沉默不语，不时地望一眼桂步蟾。原来，肖志道一家就是桂步蟾家的佃户。望着小东家，他能说什么呢。

    王树声看出了一点道道，正要对桂步蟾说什么，但见桂步蟾已走到肖志道跟前，响当当地对肖志道说：“肖大伯，减租减息就从今天开始，从你我之间开始实行，今年，你一粒谷子也不要挑到我家去。”

    “小东家”肖志道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上前想拉住桂步蟾的手，伸了半天却又缩了回去，接着说：“你可别为难我，租子我一粒都不敢少哪！”

    “别说了，肖大伯。”桂步蟾说着便拉住了肖志道的手，使劲地摇着说：“时代就要变了，我说了算！”

    说着，他又回头对王树声说：“树声，待会儿回去，我们就当众烧了那些地契，好不好？”

    “好！”

    话音未落，王树声拧身就走了出去。

    接着，王树声、桂步蟾等人在工家楼召开会议，当众烧了自家的地契和借契，宣布把自家的土地交给农民，从此不再收租收息。

    看着跳跃在火焰中的那些地契借契，面对惊愕和不敢相信似的人群，王树声却胀红了满脸的“绷麻子”，半天才说：“我们这些人家里，虽有钱有田，但都是靠剥削群众得来的，我们要推翻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就要从自家革命做起！”

    见学生伢子动了真格的，穷人们奔走相告——跟王树声他们干吧，人家是真革命！

    王树声革命了。站在人群中一直看着王树声的王幼安终于舒了一口长气。早在1923年，这位说起来还是王树声堂兄的王幼安就看准了王树声这棵革命的苗子。那时他刚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带着董必武先生交给他的使命，来到了麻城考棚，做起了这座古老学堂的新老师。他记得有一天他沉痛地对学生们说：“同学们，小日本拒不归还我国东北的旅顺、大连，说是与袁世凯签订了二十一条……”不等他话音落点，王树声就振臂高呼：“打倒二十一条！”“与日本绝交！”学生们群起而响应。于是，在学生的簇拥下，他们便戴上了“抵制日货委员会”的大红袖标，进出各个商店，检查日货，盘点登记，宣传爱国思想。并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将查出的日货堆在一起，放火焚烧。

    当时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但却吃不准年轻的王树声是一时的高兴还是真的爱国，真的革命。加上王树声又是堂弟，脾气也难以驾驭，所以，就一直没有“发展”他。时隔不到两年，看到王树声如此坚决地干革命，他想，该是时候了。

    而王树声不但自己要革命，也希望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戚好友都走革命这条路。为此，他不辞辛苦，挨家串户去动员。有一天，他来到马家凹的堂姐春玉(王幼安胞妹)家，宣传革命思想。直把姐夫马友雷和其弟马友超说得眉飞色舞，赞口不绝：“干吧，干吧！这命早都该革了。你怎么不早来呢！”王树声见把火烧起来了，这时却故意说：“你们的地主老子同意吗？”

    “管他哪，就是一百个不许革，一千个不同意，我们也要革！都是文化人，我们还懂这个理。”

    “那就开始革了？”

    “开始吧！”

    “不后悔？”

    “嗨，后悔什么呢？我们不革你和幼安迟早也得革，还不如我们自己革自己痛快！”

    “好！”说话之间，弟兄俩一声令下，就领着农友们分了自家的全部财产，随后一把火烧了房子，干脆搬到春玉的娘家去住了！

    听到桂步蟾和王树声火烧地契的消息之后，王鉴总感到不踏实的心才落到了实处。但当王秀松得知王鉴竟是因为他们的出身才感到为难时，却不客气地刺了王鉴一句：“鉴兄，共产党人当光明磊落，区区小事，怎的就牵挂了你的肚肠？”

    言外之意，王鉴自是不说即明。但也不到心里去，有什么必要计较呢？只要“革命”这部机器能隆隆作响，这算什么呢？

    所以，黄麻两县的农民运动，乘着王树声和桂步蟾火烧地契的烈焰，又是蓬蓬勃勃，势不可挡地发展起来了。到了1925年秋天，两地的共产党员已由原来的十几人发展到了数十人。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在这年的秋、冬，黄安、麻城两县，分别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

    黄安特别支部书记：董贤珏(觉生) 成员：王鉴、曹学楷、吴焕先、戴克敏等；

    麻城特别支部书记：王幼安 成员：蔡济璜、刘文蔚、邓天文、吴济民等。

    恰在这时，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传到了黄麻地区，“四大”在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主要成份，并且他们因利益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的系统的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要求各级党组织广泛发动农民群众，普遍组织农民协会。

    “四大”决议，就是革命斗争的方向。

    “七里坪有农民夜校了！”

    “紫云区成立了农民协会，牌子比县衙门的都大。”

    “桃花区天天唱戏，高桥区满街都是红旗子、绿标语。麻城也有动静了，乘马那个王树声，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想当团长，唉，怎么忘了？他拿着自己的破雨伞，三把两下扯掉骨架当文明棍，学那驻军团长的派头，绕着学校操场转圈圈。一帮学生装成他的马弁，跟在后面喊‘团长’。”

    “啊啊啊——知道了知道了。好哇！看来这天是要变了！”

    群众奔走相告。春花尚未烂漫，夜校、农协却如雨后春笋，一个一个地在黄麻大地上冒了出来。

    王鉴奔走在各个农民夜校之间，心中自有说不出的高兴。不过，除此之外，尚还有戴克敏升入武昌第一师范的消息、王秀松将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消息，都使他激动不已。年轻的心胸，正如大别山的春风一样得意。虽然暂时要与他们分别，但他相信将来的合作会更愉快；虽然王秀松因此与他的“建禄”父亲彻底划清了界线，落了个四乡都闻名的“叛逆”，但王秀松却觉得值得。“迟早都得分手，还不如早分的好。”他说。

    “只要不背叛革命，热血尽染层林，青春化作红泥，都不会说二话，何况一个家乎？”见到王鉴之后，他又如此这般地笑着说。

    “对不起，秀松。前些天我还直犯糊涂。现在愚兄当为仁弟们而折服了。”

    “哪儿呀。这套穷酸留着吧，服气的日子还在后头呢。”见王鉴一副认真的样子，王秀松故意逗他说。“我相信。不过，有机会还是回来，好吗？”

    “好。我会回来的。不过，我和克敏都要走了，你可要多保重才是。”

    “你才要多保重呢。”见王秀松的娃娃脸一下变得老成持重了一些，王鉴便开心地撸了他一把，接着说：“有学楷和朋人他们在，我怕什么呢？”

    曹学楷，黄安紫云区人，武昌中华大学附中毕业，1925年加入共青团，现已转为共产党员。紫云区刘家园农民夜校的负责人；徐朋人，黄安紫云区人，父亲学识渊博，本人以教书为生，共产党员，现为紫云区初级小学校长；还有吴焕先，早就把马克思的画像贴在了自家的香案上，父亲很生气，斥责他说：“这是敬祖宗的地方！”他却说：“他是革命导师，照他的办法，就能创造出个新社会来。”

    还有汪奠川，黄安七里坪的地主伢子，早在武汉就与王鉴他们熟识，此刻正想着王鉴他们还不曾想象和筹划的“武装”工作。

    另外还有麻城的蔡济璜、刘文蔚、王树声、王幼安等等，都是蛟龙出水样的英雄好汉。要是没有他们，乘马、顺河的工作怎么会这么出色？

    这些人王秀松一一都想了起来，但他没说出口。看着大哥样的王鉴，只是满怀深情地说：“也是，有他们在，何愁革命不能浪遏千舟而激水横流？”

    王鉴笑了，握了握王秀松那秀气的，在他感觉之中也同样是极富浪漫色彩的手，只是不吱声。

    1926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黄安县七里坪刘家园平民学校的一间小小的教室挤满了人，他们都是刘家园附近常来夜校听课的农民。教室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旁边坐着一位穿着竹布长褂的人，他用手托住腮帮，正认真地听着学员们的议论。他就是这所学校的负责人兼教员曹学楷。虽然革命运动正趋高涨之势，可面对这些贫苦的农民及其子弟，曹学楷还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革命的道理和他们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耐心地进行宣讲，最终教育他们发动起来，自己解放自己。

    见大家议论得差不多了，曹学楷就站起来，亲切而耐心地问大家：“我们这些种田佬，成年累月拼死拼活的劳动，打下的粮食能铺满地，能堆成山，为什么却还是缺吃少穿呢？”

    “是我们穷人的‘八字’不好。”

    “是我们生来就命苦。”

    “是我们穷人的坟山不好，风水不济。”

    “……”

    大家七嘴八舌，就是说不到点子上。但曹学楷并不急。当初办这所学校时，董贤珏和王鉴就曾经对他说过，“你面对的人并不是接受新知识的学龄儿童，而是一群受封建思想浸蚀得已经有些麻木的人。要有耐心，要慢慢的，一点一点地清除掉他们的封建思想，使他们懂得，除了封建思想之外，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先进更为他们着想的新的思想。”

    所以，听了大家“理所当然”的回答之后，顿了一下，示意大家安静后，曹学楷才面对大家说：“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但都不对。我们种田佬受穷受苦，决不是什么‘八字’不好，命里注定，更不是坟山所应，天生应受罪，而是这个世道不好。在这个黑暗的、无道理可讲的世道里，豺狼横行，豪绅霸道，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终年辛苦却不得温饱，而剥削者呢，四体不勤却花天酒地，一切都是颠倒着的。我们穷人之所以受穷，就是被地主剥削的结果。这个道理连地主讶子他们都懂。麻城乘马乡有个地主伢子叫王树声，还有个地主伢子叫桂步蟾；我们桃花区也有个地主伢子叫王秀松，他们都知道我们受穷是地主剥削的结果，所以他们就烧了地契、借契，带领乡亲们找他们的族长算帐，把土地分给农民，也不用交租，不用上税，自己种田养活自己。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有田有地，就不会再受穷了。而我们要有田有地，有饭吃有衣穿，要过上好日子，就必须团结起来，成立我们自己的农民协会，打倒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家伙，推翻这个不讲道理的旧社会！”

    “农民协会是干什么的呀？”

    “农民协会都要谁参加？”

    “我们什么时候成立农民协会？”

    前边曹学楷耐心地给他的“学生们”解释穷人为什么会受罪的道理，这边麻城乘马岗东岳庙里也是灯火通明。就是曹学楷所说的那个王树声，此刻正要在这里给大家宣传组织农民协会的事儿呢。

    听说他要来，石槽冲、项家冲、上垸、大河铺和罗家崖的农民，特别是那些平日参加农民夜校学习的贫苦青年农民，来得特别早。他们一进门，围住王树声就问个没完没了。

    面对大伙这样高昂的热情，王树声心里便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一边向这些纷纷发问的人们打招呼，要他们坐下来。一边说：“请大伙先坐一会儿，等董家洼、朱家畈那几个湾子的人都来了，我们一起讲，好不好？”

    王树声语音未落，董家洼、朱家贩、胡家冲和孙家贩的一大群人已跨进了门槛，进门就喊着说：“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来了好，来了好。快找地方坐下来。”王树声这边正招呼人们入坐，不知是谁带的头，大家便“哗哗啦啦”地鼓起掌来。待掌声止住后，王树声便站着说：“农民协会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组织，这个组织要跟着共产党走，要为贫苦农民办事。她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种农民群众组织。这个组织的规模大着呢！湖南、广东、江西都已经办起来了，人家黄安也已经办起来了。这个协会就是要把贫苦农民兄弟组织起来，同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作斗争，要打倒这些人，一切权力归农会，把田地夺回来，取消那些连放个屁都要上税的各种苛捐杂税。一句话，农民协会就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闹革命，要为我们穷人办事情。”

    “好哇！”

    “革命好！”

    “农民协会好！”

    “我们要赶紧办农民协会。”

    “快，先给我上个名字。”

    人们热火起来了，炸了锅似的纷纷议论了起来。见大家兴致很高，王树声接着就对大家说：“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在这里办他个农民协会。”

    王树声话音刚一落点，呼啦啦就有不少人举手要上名字。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也要报名，但她却没有名字。

    “没名字怎么上呢？”王树声故意逗她。

    “那你给我起一个。”女孩子可一点都不含糊。

    “那就起一个。”

    “起一个。”周围也有一些男青年在起哄。

    “好。起一个，就叫爱民。你姓项，就叫项爱民，好不好？”

    “好——”

    正是秋高气爽的九月，麻城乘马岗的第一个农民协会办起来了。人们亲切地称这次会议为“庙岗起身”。

    未几日，黄麻各地的“黑脚杆子”、“黄泥巴腿”纷纷站到了“农协”的“犁头”旗下。凡是显眼的明亮地方，大都挂起了一块一块“农民协会”的大牌子。

    减租减息，清算公产，推倒族权，种田佬掌起了印把子，挑粪的当上了大委员。

    没想到他们真的干起来了！

    直到这个时候，黄安、麻城的土豪劣绅们才装不起斯文，也喊不出比天气还凉快的风凉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