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荣坤施妙计；陈再道背光洋。
吴焕先冒充风水先生筹款，“何道士”烧房潜入“铲共团”。
吴光浩率部东进黄冈。袭击长岭，攻占罗家岗。敌十二军迅即调兵三千围攻木兰山。
失败算什么，我们骨头硬。周大娘献子救出王树声，王秀松率游击队消灭“老子”王建禄。
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吴光浩时刻都在警惕着茫茫夜色中的风吹草动。虽然这次行动可谓迅速，而且做了最大限度的保密工作，连家人都不得告知鄂东军的去向。可他还是放心不下，前面派了尖兵，甚至两翼都放了游动人员与队伍一并前行，即便这样，还是小心谨慎，高度警惕。稍有风吹草动，便停止前行。
按说72人的队伍目标并不是太大，且是深冬的风高夜黑时节。可是，每往前走一步，吴光浩就觉得自己的压力增加一分。这绝不只是一支72人的队伍，在它的背后，至少有48万黄麻人民的期盼和希望。多少次的浴血奋战，多少次的死里逃生，如今就剩下了这72个人马！
进七里坪，越黄安城，过桃花镇。而每经过一个“中心区域”，吴光浩的感情都是十分的复杂。这都是些闹得最红的地区，如今却都处于令人窒息的恐怖之中。“铲共团”，“清民团”，土豪劣绅的大小喽啰及其教导师的任何一个敌人，都有可能在意想不到的一刻，接近并发现他们的人马。可是，这些地方原本是他们自己的天下。“铜锣一响，四十八万”！进占七里坪，攻占黄安城。一次又一次的暴动，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打得魏益三的第三十军落花流水，进入黄麻如同进入泥潭；杀得土豪劣绅四处逃窜，见了农友都得躲着走。如今，却只剩下72号人马。还得躲躲闪闪，生怕狭路相逢！
不过，吴光浩的信心却是坚定的。之所以放弃北上大别山的想法，而一下就“钟情”于木兰山，他是有他的想法的。除了公开提出的那些理由之外，吴光浩心里其实还有个不想说出口的秘密，木兰山是个“养”兵的好地方。险恶的环境自不必说，每走一步路，都能锻炼战士的毅力和勇气。更重要的，还是便于出击，利于发展。做梦，他都想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就像叶挺的独立团那样。而之所以这样想，正是因为残酷的现实，使他越来越相信毛泽东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者要成功，就必须有自己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队伍。别说魏益三的第三十军、任应歧的第十二军，就是各个军阀实力，乃至日益盛强起来的蒋介石，也都不在话下。只有这样，才能打倒、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否则，革命就只能是空想，甚至于做梦。
可是，我能做到吗？我能把这72人的鄂东军发展成一支“铁军”吗？
一定能！否则，我就不当这个副司令。而一想到副司令几个字，不由自主，吴光浩就又想起了潘忠汝。忠汝当是一员大将的，如今却只能由我和克敏带领大家把“长剑”舞上木兰山了。放心吧，忠汝，等到天地日月重开时，我会告慰您的在天之灵的！
“前边有敌人。”
“后面好像也有尾巴。”吴光浩稍一走神，前、后就都有了情况。
“停止前进。”吴光浩下了命令，接着便上前向尖兵了解情况：“大概有多少人马？”
“约有二百来人，各大路、小道，甚至山岔口都有人在把守，是不是……”
“不可能。不会这么快就把消息透出去。”尖兵刚想说是不是走漏了风声，吴光浩一下就否定了。
“不过，后面倒是有可能。”说着，他就问报告情况的战士：“后面有多少人马？”
“不太清楚，脚步倒是挺急。过桃花的时候还听不到动静，现在有了，越来越近。”
“怎么办？”戴克敏忙在一旁问。
“就地隐蔽看来不是办法，”汪奠川也在一旁说：“天都快亮了”
“是。”抬头看看天色，吴光浩就自言自语道：“现在是在高桥区，虽然快到木兰山了，可没两个小时上不了山。而两个小时一过，天就大亮了。荣坤——”想着想着，看了看四周离得最近的村寨，吴光浩却突然点了廖荣坤的名。
“有事吗？”廖荣坤一步上前。
“这样，现在前后都发现了敌人。是不是冲我们来的，不清楚。不过，我们得想办法躲一躲。这里肯定不行，天马上就要亮了。要躲，我们就得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明白。”
吴光浩一说，廖荣坤马上就明白过来了。还不等其它人明白是怎么回事，廖荣坤就地就抖开了他随身携带的一个包袱。打开一看，众人才明白了几分。包袱里裹的是一套国民党第十二军任应歧部的上尉军官的衣服。
“没办法，只能出如此下策。到土劣家里去躲一躲，你们说怎么样？”
廖荣坤穿上了国民党的上尉军装，吴光浩才向大家说明了他的想法。
“也只能如此了。算是老天长眼，好好的吃他一顿，然后再解决几个，也就是我们敬‘山神爷’的‘见面礼。’”
说着，曹学楷就冲着大家笑了笑：“对不对？”
“对，再沾一次腥气，光浩又可多活一个星期。”戴克敏又想起了王秀松的玩笑。
但不等大家都笑个够，吴光浩就急急地下了前进的命令：“立即出发！”一声命令，队伍改变了方向。不是向前而是随着廖荣坤，斜插进一片山坡下的稻田里。
不一会儿，队伍就接近了一家高门大户。这时天色尚未大亮，廖荣坤却向吴光浩眨了眨眼睛，又朝大队人马摆了摆手，示意部队停止前进，接着，便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高门大户门口，“哐哐哐”，举手就把门敲得山响。门这一响，村子里的狗便惊动了。东一声，西一声，三声两声就叫成了一片。
“哐哐哐，哐哐哐”，半天没有人应，廖荣坤就又不耐烦地敲了几下。
“妈的，死人啦？敲什么敲？”院子里这才有了拖拖啦啦的动静，传出叫骂声之后，又是虚张声势的拉枪栓声。
“哐哐哐”——“他妈的快开门。”廖荣坤连敲带喊，说的却是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快开门，人死光了吗？”
“开门干什么？找死啊？”应声的也不示弱，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就“哗啦哗啦”地开了门。但等门一拉开，见是个仪表堂堂的上尉军官，手里提着杆长枪的家丁便惊呆了。半天才说：“啊——啊，长官驾到，有失远迎，有失……”
“少他妈啰嗦，快给老总们搞牛肉白面吃！”廖荣坤却一下打断了他的话，侉里侉气地给他下命令。
“好的好的……”那家伙一面点头哈腰，一面就把廖荣坤往院子里迎。刚一转过身，就冲着院子大喊：“老爷快起来，任老爷的河南军(任应歧的十二军)到了——”
“啊？”应着家丁的叫声，上房就很响地传来了一声高兴的惊呼。接着一阵响动，一个老爷模样的人物就扣着长袍的扣子跑了出来。一见廖荣坤，丢下没扣的扣子不管，双手就忙作揖道：“大军驾到，有失远迎。请，请，快请！”
廖荣坤也不客气，一步就跨进了他的上房。但却不坐，四下打量了一下之后，边脱手套边高声说：“别的都不要了，快弄些牛肉白面给老总们吃！”
“老总们人呢？快请到屋里，快。”说着，老爷模样的人就指使提枪的家丁：“快请老总们到屋里。”
“慢。”廖荣坤却把手一挥。
“怎么？”老爷一下莫名其妙。
“噢，是这样。”廖荣坤这才矜持地说：“老总们经此地是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今日打道贵府，牛肉白面其实是小事，主要呢，还是休息。啊，休息。也就是说，得保密，严格保密。”说着，廖荣坤还把脖子一伸，向急忙递过来的老爷的耳朵边一凑，神秘兮兮地压着嗓门说：“只许我们的人知道，千万别让那些穷光蛋们知道。”说到这儿，才又挺直身子说：“要是走漏半点风声，本官可就要得罪了。”
“哪里哪里。没问题，没得一点问题。老总们能光临寒舍，还不是敝人的荣幸。快坐，先用些茶水噢，快请老总去呀，快，老子以为你早就去了呢。”说着说着，老爷就指使家丁去叫“老总”。眼看家丁一颠一颠地出门了，这才又回过头来对廖荣坤说：“待会儿敝人马上就去通知自己人。今日我作东，酒水要是侍候不到，老总你就开罪我好了。”
这边说着话，那边吴光浩就带着队伍进门了。
这时，地主老爷家的男女老少也都起床了。一见院子里“呼啦啦”涌进来这么多兵，就又惊又喜地“喳喳”个不停。
“哟，瞧那军官，多神气！”
“什么呀，怎么都是破破烂烂的，这是哪门子队伍。不会是泥腿子的自卫队吧？”
“傻，你可真是傻。人家这是便衣队。你瞧，瞧那当官的要给他们训话了。”
顺着两个女人的眼光，廖荣坤果然大大咧咧地站在队伍面前，神灵活现地“训”着话：“弟兄们都给我听着，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休息。一不准乱跑，二不准吵闹，三不准随随便便和东家扯闲淡。另外，还得加强警戒，上门哨，只许进，不许出。谁要走漏风声，可别怪本官不留情面……”说着，他的眼神就不自觉地看着吴光浩，见吴光浩表示赞同地点了点头，他才大声地喊了一句：“解散”。
“贵军果然是纪律严明，了不得，了不得啊。有这样的队伍，还愁穷鬼们闹他娘的什么革命！”
眼见“解散”了的队伍悄无声息地进了已经准备停当的西厢房，地主老爷就又凑到廖荣坤跟前，好听的说了一大堆，末了又用讨好的口吻说：“现在要不要请些体面人物，待会儿也好陪老总们用膳？”
廖荣坤本来是不想招惹太多的人，人多嘴杂，说不准哪个“老爷”就会多嘴多舌。转眼又一想，何不就此将他们都招来，吃过饭后一并解决呢？这么一想，他就转身对地主老爷说：“本来是不想劳众人的大驾的，弟兄们星夜驰奔，也确实有些困乏。不过，既然您有这份心情，面子嘛，还是要给的。你说呢？”
“是，是！前些天有老总途经此地，众乡亲也都是款待热情。只因本家进了趟省城，回来后呢，就落了好些话柄。今日老总您肯开恩，我善……”
但见这家伙又是没完没了，廖荣坤就极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去吧，去吧！但有一点，军中无戏言，刚才你也听到了我宣布的纪律，只准进，不准出。呶，这门口也上了双岗，告诉他们，可不能和我的手下开玩笑！去吧。”说着，廖荣坤头也不回，就急急忙忙地进了西厢房。这西厢房原来也不知是派什么用场的，这会儿，五间大房却被鄂东军的72号人马挤得满满的。
“怎么样，能不能呆下去？”一进门，廖荣坤就冲吴光浩的里屋走了过去。
“还行。先就这么呆着，待会儿吃饭时，再一个一个收拾。”吴光浩赞许他说了两句，后又有些耽心：“待会儿他们要是听到我们的口音，你怎么说？”
“这还不简单，就地招兵买马，执行特殊任务。”廖荣坤毫不在乎地说。
“就随你说吧，不过，千万当心。能拖当然最好，万一露出什么破绽，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立即解决。”
“好的。”
“你快去吧，呆久了那家伙会起疑的。”听了吴光浩的话，廖荣坤转身正要走人，门口却大呼小叫地拥进三四个当地的地主老爷：“大军驾到，未曾远迎，失敬，失敬！在下这里谢罪了！”
说着，三四个地主老爷就都忙不迭地双手作揖。
“哪里哪里。军务在身，也是身不由己哪。打搅各位，实在是不好意思！”那边一作揖，廖荣坤这边也是笑脸相迎，洋洋得意。不一会儿，院子里又走进来好几个，人还未到，声却欢天喜地地飘呼个不停。
“怎么，这么一大队人马，就长官您一人统领？”
廖荣坤知道这家伙说的是奉承话，但却灵机一动，何不来个顺水推舟，既说明队伍中有的是本地人，也趁机唬他一家伙：“哪里，承蒙师座关照，本官只好充作马前卒。一路招兵买马，也是尽力应付。不过，师座的大队人马已经启程，最多三两日，即可抵达本地。只要师座一到，本官可就轻松多了。”
廖荣坤这边说着话，围着他的地主老爷们就频频地交头接耳。这会儿他话音一落，随即就有一个家伙满脸媚笑地发了话：“老总，您说的师座可是闻老爷？”
“怎么，你认识我们师座？”
“我哪儿有那么大的面子。长官您能来，我等就都知足了！不过，在下多嘴问一声，老总您说招兵买马？”
“噢，是这么回事。”廖荣坤一边岔开这家伙的话，心里也一边犯嘀咕，这家伙问这个干什么？莫不是？不可能。不过，也得小心谨慎才好。这么一心思，出口就从容多了：“如今的战事想必各位部有所闻，具体情况本官也不便详细托出。只有一点，倒是可以考虑。待会儿大家就知道了，我这些人马，差不多都是本地人，也可说是专门挑选的本地人。如果在坐的手下尚有强兵强将，不妨让出几个，饭后交本官一并带走？”
“哦，原来是这样。只不过，我们这儿也闹的很猖狂，手下的人倒是有几个，只怕老总你要带走，我们可就……”
“不勉强，不勉强。”廖荣坤正后悔这话说得有些个不妥，要是这些家伙把他们手下的大小喽啰都弄来了，哪可怎么对付？但见这家伙又不肯放人，赶紧就接住他的话：“再说，来日方长嘛。各位如对本军有意，我想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不谈这个……”话虽这么说，口吻却是明显地不满。这却是廖荣坤早就想好的，一分一秒，时时刻刻，都得唬住这帮家伙，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果然，一见廖荣坤面呈不悦之色，刚才说话的那家伙就有点儿坐不住了：“长官您可千万别误会……”
“开饭了，开饭了，老总快，开饭了！”如此寒暄半天，接着又是天南地北的一顿穷聊。眼看天色已近中午，廖荣坤正想还要不要再拖下去？房东地主老爷却满脸堆笑地进了屋。随着他的喊声，一帮地主老爷也忙附和：“快请快请，老总先请……”
不一时，十桌酒席就在地主老爷的院子摆开了。多少天了，甚至是多少年来，鄂东军的战士们哪儿吃过这样的饭菜？别说是吃，就是闻一闻，饥肠也都咕咕作响。廖荣坤自然知道这些，他自己的肚子也都开始闹腾了。所以，在尚未动筷子之前，就故意大声地“训斥”了几句：“弟兄们听着——承蒙东家破费，今日款待众弟兄。这不，本官先把丑话说到前边。吃肉可以，喝酒可以。但得维护本军荣誉，断然不可酗酒滋事。若有违者，严惩不贷！现在，我提议，端起杯子，大家共同干一杯！”
“干杯！”
与其说是“训斥”，倒不如说，廖荣坤的几句“训斥”，实际上是告诉战士们别管那么多，只要不酗酒，只管放开肚皮，好好的吃，好好的“喝”。越是弄出狼吞虎咽的样子，越说明这支队伍是“自己人”——兵慌马乱的岁月，这些家伙什么样的兵没见过？要是太客气了，反而会被他们怀疑。所以，他的一声号令，满院子就都喊起了兴高彩烈的呼声——“干杯！干杯！干杯！”
这一喊，宴席的气氛一下就上来了。
见了“弟兄们”的吃相，围着廖荣坤的老爷们就都摇头晃脑地开始窃窃私语：“这年月真是没办法，天下的兵哪，好像都成了一个样子。”这个刚落话，那个马上就接着说：“不瞒你老兄，我刚才还以为……哈哈哈，一看这吃相，放心了。来，喝，咱俩干它一杯！”
酒过三巡之后，眼看天色不早了，廖荣坤便抽身来到吴光浩和戴克敏他们的桌子旁，手里举着酒杯，嘴里却问吴光浩：“什么时候动手？”
吴光浩也连忙站了起来：“不着急，酒足饭饱，再来收拾。”不料，见廖荣坤一走过来，几个满脸通红的家伙也端了酒杯跟了过来：“来，我们和弟兄们喝几杯！喝，喝——不成敬意，酒却多的是！”这下犯难了，喝还是不喝呢？喝吧，待会儿还有任务；不喝吧，这几个家伙的态度又是十分的“诚恳”。若是不喝，自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怀疑。吴光浩这边正在为难，廖荣坤那边却开始说话了：“好的好的，诸位的一片心意。弟兄们都领了。只是这酒，不能全喝。我命一人代酒，其余就免了。”
“不行，不行。今日有酒，何不痛快痛快？”
“各位的心真的领了，无奈军务在身，酒足饭饱，本官还得带弟兄们去执行任务。”说着，就挡了挡他们的酒杯子，回头猛然高叫一声：“汪奠川——”
“到！”想是没想到，但廖荣坤一声令下，鄂东军参谋长汪奠川却“乖乖”地站了起来。不过，他已经明白过来了，廖荣坤是要我来挡这个驾。果然，看都不看汪奠川一眼，廖荣坤便就盛气凌人地发号施令：“我命你端起酒杯，敬这几位老爷一人三杯。一起喝，共九杯！”说着，就又高叫一声：“拿酒来！”
酒递上来了，廖荣坤便毫不客气地给汪奠川倒满九杯——“喝！”
汪奠川面呈难色，心里也的确不知道廖荣坤卖的什么关子。他只当是意思一下，没想却是人人三杯，九杯酒。纵使再有量，这九杯连续下肚，也是不好消化的。
见廖荣坤给汪奠川倒了九杯酒，这边端杯子的几位也傻眼了。本来只想闹一闹，讨个巧也落个好，不料还得灌九杯。不过，事已至此，再要推脱，就没了面子。喝吧，管他呢，还是喝吧。
就在这三个家伙面呈畏难之色时，汪奠川就端起了第一杯：“来，先敬第一杯。先喝为敬！”说着一仰脖子“嗞”地一声，一杯下了肚。也只有一杯下肚之后，汪奠川才明白了，这哪里是什么酒。但他却奇怪，荣坤从哪儿搞的水？
但见汪奠川一杯一杯地下肚，这三个家伙也有点疑意。无奈酒瓶在廖荣坤手里，就只好一杯一杯地喝。等到九杯酒全都灌了下去，三人已是头昏脑胀。舌头都打梗了，却偏偏说个不停——“行，再来九盅！”、“还是老总厉害，要不怎么叫老总！”、“妈的，我可真是他妈的，怎么就不能喝！来，再喝！”
这时，天已临近傍晚。十张酒桌，一半以上的人都有了醉意。东倒西歪，有的爬在桌子上，有的伏在椅子上。有的呕吐不止，有的却还在叫着，喝酒，喝……本来还想再灌几杯，但见情形已经差不多，吴光浩便给廖荣坤递了一个眼色。之后，便突然将桌子掀翻，一脚踏上椅子，拔出盒子枪，冲着院子就是一声大喊：“不许动！老子是鄂东军副司令吴光浩！”
这一下把院子给镇住了。而随着吴光浩的喊声，绝大部分醉汉一下就“清醒”了，“轰”的一声，人员马上四散开来，将两桌地主老爷们围了个严严实实。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廖荣坤就提着一把麻绳上来了。直到这时，院子才整个儿乱套了，地主老爷家的人东奔西窜，大叫不止；那些看家的小喽啰们也骂骂咧咧地开始找枪。
可一切都为时已晚，还不等他们作出相应的反应，一个个就都束手被擒。一条绳子，蚂蚁样地捆了一大串。
这时，廖荣坤又“神气”了：“感谢诸位的款待。不过，既然我们鄂东军是人民群众的队伍，是为种田佬和泥腿子报仇雪恨的，那么，在我们离开之前，就得帮他们办点事。”说着，声音一下子就提高了八度：“说，你们中间谁的田最多？”
“是他！”
“是他！”
廖荣坤这一问，地主老爷们就都失了和气。你说是他，他说是你。互相指认，互相推脱，倒没了一点儿斯文，也没了一点儿酒气。但廖荣坤却根本不听他们的，等他们闹腾得差不多了，才朝着门口大叫了一声：“开门！”
随着他这一声喊，似乎是早就等着的人群，一下子就涌进了院子。这还是从来没经过的事。吃了一天，高兴了一天，到头来却是个上当受“骗”。真是老天长眼，活该这帮狗东西有这么个“好”下场。最后，应群众的要求，他们立即处决了两名罪大恶极的地主“老爷”。只留下了一个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印象，就趁着开始阴暗的天色，利利索索地出发了。
像是做了一场梦，等群众们明白过来再追到村头时，鄂东军的人马却悄然而然地遁入了茫茫的夜色。
这一天是1927年12月的29日，也是鄂东军死里逃生，终于抵达木兰山的日子。但是，由于闹的动静太大，他们这次“赴宴”的行动最终还是惊动了敌人。等他们快要接近木兰山时，敌人的追兵就连打带喊叫地追了过来。
“快跑！”
吴光浩一声令下，率先撒腿就往山上跑。一鼓作气，等他们赶到半山腰时，山下的枪声才开始稀落，最终停止。吴光浩又一次集合队伍，点人头时却发现少了陈再道。
“陈再道！”吴光浩又喊了一声。
没人应。
再喊一声，还是没人应。吴光浩一下急了。命戴克敏带人快去寻找陈再道：“一定要找到他。否则，我们就没法生存。”
戴克敏知道，全部人马的“给养”，都在陈再道身上。要是找不到他，生存确实是个问题。
但是，还不等戴克敏他们分配好任务，山林里却跌跌撞撞地走近了一个人影。
“谁？”
“我，陈再道。”
“再道？快，快过去接住他！”吴光浩、戴克敏等人急忙跑了过去。但不等他们跑到陈再道跟前，“扑嗵”一声，陈再道就倒在了地上。随身“倒”下的，还有一个面带子。陈再道本能地伸手去抓面带子，吴光浩急忙拉住了他的手：“怎么回事？”再往上一摸，陈再道的浑身都是湿淋淋：“掉水塘里了？”
“不是”陈再道这才骄傲地说：“他们追的太急，我就把光洋沉进了一个鱼塘。等他们走远了，才又捞了回来。你数一数，500块，一块都没丢！”
“谢谢你，再道！”拉住陈再道的手，吴光浩半天才反应过来，忙不迭地说：“快架火，快架火……”
火架起来了，但吴焕先却丝毫不觉暖和。鄂东军终于上山的消息，使他振奋不已。但经费非常紧张，却使他终日不安。他知道，这是初创时期。队伍刚刚上山，对周围的情况还不熟悉，也不好冒然出动。可是，全队72号人马，不解决吃饭问题，那怎么能成呢？不成。这可怎么办？经过苦思冥想，他终于想出了一出“绝招”，穿上长袍马褂，戴上石头镜，口袋里再装上一个罗盘。摇身一变，吴焕先成了一个风水先生。爬山涉水，走村过户，开始四处奔走，为山上的同志筹集资金。
但是，今天走了一天，还没筹到一块光洋。好不容易来到一村庄，天却黑下来了。
“算了，到城外再熬一夜吧。”在村口徘徊了半天，吴焕先还是蜇了回来。风水先生，也就是阴阳先生，一般人家都不是太欢迎的。尤其是晚上。他也不好意思在生人家里过夜。忌讳不说，三说两不说，万一被人怀疑，就连路都走不成了。
还好，出村不远，他就在一架山的背阴面找到了一个山洞。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就又生火，火生看了，他却不觉得暖和。两手虽然在火上烤着，心里却想起了高桥区的“何道士”——
也是这个冬天的一天深夜，高桥区河巴子畈村早已闩门闭户。乌云一层加一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只有“铲共团”烧过的房子，不时地冒着火星。
突然，“咣—咣—咣”三声急促的铜锣声响过，就有人不顾命地大喊：“救火，快救火呀，共产党把何道士的房子烧着了！”
救火的人刚刚跑了过来，对面山上就传来一阵喊声：“巴子畈的人听着，何道士反对共产党，今天我们给他点颜色看看。留他一条狗命，如果不改，再和他算帐。”
人们一下都愣了，这个何道士怎么会反共产党？队伍没上山之前，他不是和共先生们打得挺火热？不过，也很难说。要不，共先生怎么会烧他的房子，还要警告他？
“算啦，我们不救了。烧了他的房，我看活该！”
一人带头，刚刚跑来的人就都折了回去。只有深冬的寒风，一跳一跃地怂恿着火势，四处蔓延。
“怎么不见何道士呢？”回去的路口，人们还在奇怪地议论：“是不是跑了？跑到詹司令那里去了？”确实，何道士是跑到“铲共团”詹司令的司令部去了。人还未到，何道士便大喊大叫：“詹司令——不好了！不好了，詹司令——”
“詹司令——共产党来了！共产党烧了我的房子！”
“谁在乱叫？死了人啦？啊？！”詹司令这时却还没睡，正和他的一伙心腹在搓麻将。这会儿输得连北都找不到了，猛然间一听何道士的大喊大叫，正好，他把桌子一推，装模作样地就跑出了屋子。
“是我，詹司令。”见了詹司令，何道士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开始诉苦：“詹司令，你可得给我作主。共产党派人烧了我的房子，我无家可归啊，詹司令……”
“行啦行啦”詹司令抬头一看，果然火光冲天，但他却极不耐烦：“说说怎么回事？共产党为什么要烧你的房子？”
“因为我不听他们的。”何道士故意压低声音说。
“妈的，这就是共产党，你现在明白了？”说着，詹司令却停顿了一下，随后，好像是故意说：“你不是挺喜欢他妈的共先生吗？嗯？”
“没有呀，詹司令。那都是逼得没办法，不干他们就要杀我。你看，我不听他们的，他们就烧我的房。我愿意跟你干，詹司令。虽然我不懂打枪放炮，腿脚却还灵便，可以给你跑跑腿、送送信什么的……”
“好，算你有眼，还知道我詹司令是个菩萨心肠。不过，你会写字吗？”詹司令一介武夫，斗大的字都不识三个，却十分喜欢能写字的人。
“会，会，会。”一听詹司令问这个，何道士心里一喜，但说话时的神情却还是一副巴结人的样子。
“好，现在就写几个，我看看。”说着，就命手下人拿了笔和墨。见了笔墨，何道士也不客气。稍作思索，出手就写了几个龙飞凤舞的草体字。詹司令一看，蛮喜欢，但却认不出：“好是好，本司令怎的不认识？”何道士也不言语，就又在几个龙飞凤舞的字下面，写了几个楷体字：“司令高升。”
“这我认识，司令高……高什么来着，好的，这字怎么这么眼熟呢？”但想来想去就是不认识。
何道士一看他那抓耳挠腮的样子，心里不觉有些好笑。可他却没笑，不但不笑，嘴里还十分殷勤地说出了那几个字：“詹司令你忘了，这就是‘司令高升’啊！”
“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司令高升’，好！从现在起，你就跟我干。先干个秘书什么的，好不好？”
“哪还用说，感谢都来不及。”直到这时，何道士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原来，何道士是高桥区党的领导人李先念专门派来给詹司令当“秘书”的。黄安失利之后，高桥区的人民实在忍受不了“铲共团”“清乡团”及国民党教导师一个营的兵力的血腥镇压，在鄂东军上木兰山前后，党组织曾积极地组织过几次活动，但都被他们镇压了。李先念纳闷了，会不会是出了奸细？搬着指头算了算，李先念又觉得不可能，自从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之后，坚持斗争的同志都是没说的。那么，是敌人安排了坐探？很有可能。
所以，为了了解敌人内部的情况，查出混在群众当中的坐探，李先念同、詹献庭等同志一商量，就决定派何德润打入敌人内部。何德润是个老党员，平时以道士作掩护，从事党的工作。这次接受任务后，二话没说，他就一把火烧了自己仅有的两间房。
一天早晨，何道士正在詹司令的司令部替詹司令抄公文，司令部的伙伕给他送茶来了。伙伕什么都没说，一只小小的茶盅，却倒了三次才倒满。
何道士明白了，这是他和李先念事先约定的暗号。肯定是有什么急事？要不，不会用暗号的。
果然，等伙伕从他身边擦身而过时，他的左边口袋里就多了一张小纸条。四下无人，他赶紧掏出来一看，李先念那熟悉的字迹立刻就映入眼帘：“迅速摸清附近铲共团的情报坐探，有行动。”
也巧了，何道士这边刚一得令，人还没站起来，勤务兵就送来三个送情报的坐探。他一看，原来都是熟人：黄家岗的“鬼大相”、聂家垸的吴小山，还有一个外号“白胡子”的家伙。
“什么事？”何道士心里虽高兴，脸却故意拉得好长。
“何道士你可别误会……”。
“还叫我道士？”
“啊——何秘书别误会，我们是来送情况的。”
“白胡子”急急忙忙就要报告。
“你们能有什么好情报？”何道士装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有，有好情况。”
“什么好情报，快说。詹司令还等着要公文呢。”
“这就说，这就说——”还是“白胡子”开口先说：“昨晚李木匠(李先念原来做过木匠)在我们湾头破庙召集穷鬼们开会到深夜，不知又造什么事。”
吴小山接着说：“前天晚上李木匠和几个长工在我们村叽叽咕咕，一直到天亮。肯定和‘白胡子’说的一样，又要造什么事。”
“你呢？”见“鬼大相”半天不说话，何道士就不耐烦地问了一句。
“我知道李木匠的藏身之处。”
“什么？”何道士心里不由一怔，但嘴上却还是不屑地说：“你知道李木匠的藏身之处？”
“是，一点儿都没错。”说着，“鬼大相”就神神兮兮地把嘴凑到何道士的耳朵上，说出了李先念的藏身之处。
这家伙真的知道！一听这家伙果然说出了李先念具体的藏身之处，何道士心里又是一激凌。盯着“鬼大相”看了半天，才又盛气凌人地冲着他们三个说：“你们送的情报都很重要，我这就向詹司令报告。希望诸位继续监视李木匠。但是，为了严防泄密，刚才说的这些，再不得与第二个人讲。谁要是说出去了，可别怪詹司令不客气。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三人异口同声。过后，“鬼大相”却又问：“什么时候去抓李木匠？”
“这就不是你管的事了。”说着，何道士就觉得口气太冲，所以，又补了一句：“当然，我也管不着。各位还是先回去吧，有什么好情报，快快的送来。”等到“鬼大相”三人走远之后，何道士才提起茶壶，借故跑到伙房里。
连暗号都来不及对，冲着伙伕就说：“‘鬼大相’、‘白胡子’、吴小山。越快越好，他们连木匠住的地方都摸到了。”
也不知伙伕是什么时候递出去的情报，第二天一大早，高桥河附近的群众就议论纷纷。
“知道吗？‘鬼大相’见鬼去了”。
“共产党还是有狠啰！”
“听说吴小山的大门上还贴了一张大字报。”而“铲共团”一失去耳目，立刻就成了盲人瞎马。
詹司令暴跳如雷：“妈的，肯定是我的司令部出了奸细！是不是你，嗯？”一气之下，他就揪住了勤务兵的衣领。
“不是，我不是。”勤务兵的魂早就吓飞了，衣领一被詹司令抓住，两腿就小鸡抽筋似的，不住地发抖。
“我看就是你！”说着，“砰——”地一声枪响，勤务兵的脑袋就开了花。接着，扔下勤务兵的尸体，詹司令就把头又冲着众人喊叫：“谁敢与我詹某人过不去，这就是下场！”
黑夜，何道士正准备脱衣就寝。“铲共团”却突然紧急集合、出发。一开始何道士还以为是詹司令又在发疯，他常常半夜三更拉队伍出去，要么跑几圈，要么胡作非为一阵子。但等队伍朝着新田铺方向出动时，他的心一下子就吊到喉咙眼了。他知道，李先念他们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可他无法脱身，他正紧跟着詹司令。若是他一离开。首先发现的肯定是詹司令。再说，离开队伍之后，也很难把消息提前送过去。还不如一块儿过去，见机行事。
可是，何道士又百思不得其解，是谁泄露了秘密呢？等“铲共团”的人马快到新田铺时，路边才闪出一个人影。
“詹司令！”那人叫了一声。
“还在吗？”詹司令问。
“在，在。人才刚刚到齐。”那人走近了一步。
何道士这才看明白，原来是原自卫队的一个小队长。他恨不得上前一枪就把这可恶的叛徒消灭掉，但却忍住了。就叫他高兴几天吧。这会儿我还得应付其它同志的生命问题。
不觉多时，“铲共团”就将新田铺围了个严严实实。
“怎么办？”眼看敌人就要下屠手了，詹司令已在咬牙切齿地布置任务：“一定要捉活的，捉一个赏大洋一千。捉住李木匠，赏大洋五千”。
何道士突然灵机一动，掏出手枪，“叭叭叭”连发三枪。接着又大喊：“弟兄们冲啊，捉一个赏大洋一千，捉住李木匠，赏大洋五千。冲啊——”
喊着，何道士就带领弟兄们，径直朝有亮光的草屋冲了过去。等詹司令想要拦止时，已经来不及了。当然，他也明白了，何道士就是共产党。
“妈的，敢和老子开玩笑！”叫骂的同时，詹司令就“砰”地一声，朝何道士那边开了一枪，接着，大队人马也就随他追了上去。结果不言而喻，李先念跑了。何道士也跑了，同时还带了“铲共团”的十来名弟兄，说是上木兰山去找吴副司令去了。想到这里，吴焕先的嘴角就浮出了一丝难得的微笑。无论白色恐怖多么厉害，革命斗争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不过，不知道“何道士”他们上山了没有？而如果上了山的话，经费又该紧张了。也不知光浩他们有没有发展。
其实，这时吴焕先是不知道，就在他扮作风水先生四处筹集资金时，奉中共湖北省委命令，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已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汪奠川任参谋长。同时，由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曹学楷、戴季英等五人组成党的委员会，作为这支革命军队的领导核心。全军共分为三个大队，每队20余人，经过了短暂时间的休整，他们已经在木兰山周围开始活动了。
这一切，吴焕先都还不知道。他只知道，山上的同志需要资金。可他看了一天的“风水”，却没有筹到一块光洋。这时候火已经快要灭了，可他却不想再拢了。就这样吧，凑合到天明。
但不等到天明，他就被冻醒了。肚子又饥又饿，却找不到一点吃的。看天灰朦朦的，像要下雪的样子。稍稍活动了一下身体，他就出洞了。到洞口搬了一块冻凌，含在嘴里，就又一摇一晃地向山下走去。
不等走到山下，天空果然飘起了雪花。
“今天肯定好运气。”吴焕先心里一高兴，就踏着渐渐明亮的天色，又接近了昨晚没敢进去的村子——罗山叶家湾。站在村子附近的一座小山包上，他便看见村里有一幢新盖的瓦房。上有上房，下有下房。东西厢房开阔，脊兽屋檐亮堂。“妈的，一定是个土豪劣绅。”心里恨恨地骂了一句，接着就朝村子走了进去：今天说什么也得敲他一家伙。
走着，想着，迎面就来了个放牛娃。吴焕先更高兴了。忙上前搭讪道：“天都下雪了，怎么还去放牛？就是不下雪，这天也太早了。”
猛见一个陌生的人跟他说话，放牛娃还十分的警觉，把牛吆喝得远远的。但听陌生人说话上人心，就朝吴焕先看了看，说：“都是苦命人，你不也起得早吗？”
“是呀，是呀。这牛是你家的？”
“不是。”
“我明白了，是财东老爷家的。”
“是。要不我才不起这么早。”
“是不是那家的？”一边问着，吴焕先就一边用手指了指那家有新房的院子。
“不是。那也是个财东家，可今年的运气不好。牛死了一大堆，又把儿媳妇给死了。”
“噢，噢，知道了，知道了。”吴焕一边答应着放牛娃的话，一边就在肚子里编起了词。等放牛娃走远了，他也就大模大样地来到了地主家的大门口。
一听见屋里有开门的动静，他的手铃也就“叮铃铃”地摇开了。随着手铃的“铃铃”声，现编的词便连说带唱地脱口而出——
新盖的高楼逆水流，栽秧的时候死了牛。
小儿媳妇难产死，看家的黄狗肿了头。
屋里的地主正要开门，忽然却听到了手铃声。先以为是江湖卖艺的又要蹭饭吃，就快快地停止了动静。但听摇铃的人说的全是自己家的事，就好生奇怪。爬在门缝里一看，原来是个风水先生。“怪不得，看来我的运气又来了，要不，这一大清早的，天上怎么掉下来个阴阳先生？快开门，请他来看看。”
这么想着时，大门“哗啦”一下就拉开了：“先生请留步，请留步！”
“什么事？”原来，吴焕先一听到动静快快的又没了，就知道这家伙是犯了疑心，所以故意就朝前走了几步。这时见他追了出来，就懒洋洋地问了一句。
“屋里请，屋里请。屋里说话方便一些。”
“哦，找我有什么话说？”地主越急，吴焕先就越拿把。他知道这帮家伙，你越拿把，他就越以为你有能耐。
“老朽我有眼不知乾坤，刚才差一点把先生当成江湖艺人。”
“哦，哦，哦——有什么事咱们这里说。”见这家伙说了实话，吴焕先就开始慢慢地进入角色。
“使不得，使不得。快请屋里坐。”说着，这家伙连拉带拽，就把吴焕先拉进了院子。一进院子，看都不看(刚才在山包上已经看过了)，吴焕先又是四句连说带唱的词——
上房坐北面朝南，下房正中起白砖。
东西厢房连轴起，前后山墙错了线。
“不忙不忙，先坐先坐。”吴焕先一进门，当下地主心里就十分欢喜。见他一进门又说出了下房地基上的白砖，东西厢房也是一起盖的，而且两房的山墙错了线等外人不知的内情，愁闷了多时的心就越发高兴。这边招呼了吴焕先，那边就忙忙地喊起了家人：“快起来看看，家里来了稀客了。噢，不，快起来做饭，侍候这位难得的先生。”
这下吴焕先高兴了。看来这家伙确实是运气不佳，要不怎么能相信他的胡謅呢？谁家的下房地基不在中线上埋块白砖？谁家东西厢房的山墙不错个一砖半砖？不过，既然已经进了门，他的决心也就下定了，不弄50，也得个30、20。
这么想着，他便装模作样地在地主的院子里转来转去。东瞅瞅，西看看，嘴里还煞有介事地念念有词。地主也跟前跟后，一边不停他说着奉承的话，一边还指指点点，说着一些不如意的话。
眼看时辰差不多了，准备好了的酒饭正香气扑鼻，吴焕先便不慌不忙地收了罗盘，冲着地主说：“老爷你的风水其实不错，东南西北，方位也没得错。只是……”他故意吱晤着，却不往下说。
“只是什么？”地主这边却等不得：“先生您就照直说。咱家的事您都知道了，也没什么好瞒的。说吧，说破了也好有个补救的法。”
“那我直说了？”
“说吧。”
“只是当初破土动工时，伤了些太岁爷的天气和地气。天气不多，地气却不可不补。”说着，吴焕先就摊开双手看着地主老爷。至于为什么要这说，他心里也是有数的。“太岁爷”他是听说没见过的东西，风水先生差不多都会这么说。所以他便摇头晃脑，口吻听起来也挺玄秘。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地主本人显然是松了一口长气：“快请，咱们先吃饭，有话饭间也好说。”
吴焕先也不客气，太师椅上一坐，一路径自吃下去。任凭地主怎么个套法，他却不吐一个如何补“地气”的事。
等到吃饱喝足，这才一边擦嘴一边说：“老爷不是我不说，说了你也别难过。关键是‘地气’伤损太大，非我等人物所能弥补得了的……”
“那怎么办呢？”地主又急了。
“也好办。只要能把我们老师请来，相信他自有办法。”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着，我说什么也得走人了。
“那……”
“你也不必着急，”见地主一副为难的样子，吴焕先开口就安慰他：“我这就到后山走一趟，把老师请来。也好快快地去了你的心病。”
“那可是太感谢了！”地主忙拱手作揖。但见吴焕先只说不走，忽然间像是想起了什么，就忙忙地回到房子，出来时手里便捧着一个红布包：“先生可别嫌少，这是50块银元，只当是先生您的辛苦钱……”
吴焕先却有些“不悦”了：“这是干什么？就是有心，也得老师来领才是。”
“哪里，哪里，这只当先生您的辛苦费，”地主却怕吴焕先不接，“待到老先生出马，本家另有待承！”
“那我就不客气了。”
“快别客气，都是自家人啦！”
说着，吴焕先拿着银元就出了门。头也不回，急急忙忙地奔后山而去。
转眼到了腊月底。北风怒号，冰雪连天。方圆五、六十里的木兰山，在肆虐风雪的裹挟之间，更是一片迷茫景色。望着窗外那纷乱的天空，站在一座破庙里的吴光浩也是心绪难宁——
打，还是不打？他一时竟拿不定主意。
自从鄂东军上了木兰山，改编为工农革命第七军之后，虽然他们到处宣传发动群众，出布告明确宣布第七军的革命主张，扬言他们是“打前站的，大队数万人马还在黄麻”，并在木兰山附近的桥头李，连夜袭击了恶霸地主李波成的家——李波成及其大儿子依仗国民党反动派势力，残酷杀害了中共黄陂县委书记吴光荣。打死了李波成的儿子，为吴光荣烈士报了仇，也为劳苦大众出了气。紧接着，又四处出动，坚决地打击木兰山周围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收拾了一部分“清乡团”民团之类的地主武装，无论是在舆论上，还是实际行动中，都在木兰山周围的群众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就连国民党的宣传工具，也连连发出惊呼：“黄麻共祸大股肃清，残余窜黄陂木兰山观音沟，号称工农第七军，谣言惑众”
可是，像这样正儿八经的战斗任务，还是第一次接受。
原来，在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1927年11月)之后，中共湖北省委又拟定了全省暴动计划，并要求第七军“在腊月二十五日夜里，攻横店车站，切断京汉铁路，配合该日汉口暴动。”
按理，本来是应该接受任务去执行这一命令的，可经过了解、侦察，他们便发现，横店车站驻有敌人一个团、至少一个营的兵力，戴克敏、汪奠川他们都认为不可能，不能去冒这个险，应该改变计划。
“到底该怎么办？”虽然吴光浩也同意戴克敏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可作为一个军长，一个72人的决策者，他的心情又是十分的矛盾。打吧，没有可能攻占，当然也就无法完成省委的配合任务。同时，要付出多少牺牲，也是无法预料的。只有仅仅的72个人，再要有牺牲的话，木兰山不就成了一座秃山？可要是不打，又怎么给省委解释？
这时，戴克敏、汪奠川、曹学楷、戴季英等，也都在庙里坐着。见吴光浩长时间站立不语，也都不好说什么。不时地往他们围着的火堆里扔些柴禾，便有偶而的“噼啪”声作响。
过了一会儿，吴光浩便神情严肃地转回来，也围坐在火堆旁。把手伸在火堆上烤了烤，才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能打。至于怎样改变计划，我是这样想的。既然不能破坏敌人的铁路交通，那我们就去破坏敌人的电话交通。在长轩岭附近，大肆破坏他们的电话线路；同时，做好攻打罗家岗的一切准备。拿下罗家岗，号召黄陂人民暴动。对于汉口暴动，也就是个策应。你们看呢？”
吴光浩一说毕，戴克敏马上接过话，他说：“我看我们的意见是对的。对于我们目前的处境来说，生存，就是最大的胜利。我同意光浩的意见。25日砸他们的电话线，接着去打罗家岗。”
“25日破坏电话我同意，打罗家岗的具体时间，我看放到大年三十比较合适，或者初一。”
“我同意奠川的意见，就放到初一打。”拨弄了一下火堆，曹学楷也发了言：“他们要过年，我们也要过年。”
“好。就此形成决议。”最后，吴光浩神色坚决地说：“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个样子来！”
当然，虽说他们修改了计划，但吴光浩他们的心里却始终惦记着汉口暴动的事。25日的夜，破坏电话交通归来，战士们都已休息，吴光浩及戴克敏、汪奠川等人却一个一个地爬上木兰山顶的祈嗣顶，久久凝立在寒风中，远望灯火如烟的汉口方向。
不自觉地，在收回目光的同时，又开始讨论起处于木兰山东南面的罗家岗。
罗家岗是木兰山周围最大的一个封建堡垒，岗上的大土豪罗保元等一贯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对第七军在木兰山活动恨之入骨，处处设置障碍、陷阱，阻挠第七军活动，坑害革命战士，经常威胁周围群众：“谁要私通山上匪贼，留他们住宿，给他们吃喝，没什么好说的，只有死路一条！”
吴光浩早就想收拾罗保元，“踢开这块绊脚石”，无奈队伍刚上山，各方条件都还不允许他来打这个硬仗——除大批民团匪徒看家护院之外，罗保元还勾结敌教导师的队伍不时地到岗上走动，闯过了初期的艰难时日，随着活动的频频得胜，吴光浩便暗暗地下了决心。汉口暴动的实施、阴历春节的到来，更使他的最后决心变成了大胆而周密的攻打计划。
大年初一这一天，天空虽有不时的爆竹声在木兰山周围响起，可罗家岗的清晨，却迟迟地等不来火爆的热烈气氛。
“这可怎么办呢？”眼看东方渐渐地露出了曙色，潜伏在冰窟山林之中的吴光浩不免有些着急。按照他的部署，第七军三路人马在他自己及戴克敏、汪奠川的率领下，对罗家岗已形成东、南、西三面包围之势。原计划是趁着火爆气氛的到来，借机发起凌厉的攻势。由他和曹学楷率领大队人马在西北方向主攻罗保元在村后筑起的“第一道防线。”为了防止山上第七军的进攻，凭借陡峭的山势，罗保元等人便筑起了由民团匪徒昼夜把守的所谓“第一道防线”。同时，戴克敏、汪奠川各率一路人马，分别从东、南面向罗家大院发动攻击。网开一面，即便不能全歼，也要把敌人逼上木兰山。
可是，太阳一点一点地升起，罗家岗始终还是一片沉静。戴克敏着急了，不时地抬头看太阳。汪奠川莫明其妙，罗家岗的人怎么不过年？原来，狡猾的罗保元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不但下令岗上的人家不得燃放炮竹，民团的所有兵丁也不得回家过年。除了教导师的人马不听他的指挥，开出了罗家岗之外。其它各部位的防守，几乎比平时还要紧密。吴光浩当然不知其中详情，但他的决心却已下定。不能再等了！
和同样是爬在雪地里的曹学楷稍稍嘀咕几句，吴光浩便雪豹似地一跃而起。
“叭叭叭——”三声枪响，罗家岗周围便涌起了急不可待的枪声和呐喊声。几乎是同时，村子里的爆竹也此起彼伏。
虽有罗保元的再三命令，“第一道防线”的枪声却迟迟不响。等吴光浩他们快要接近防线时，枪声才哗然大作。由开始的稀稀啦啦骤然变得密集起来。
吴光浩始料不及，急令部队就地隐蔽。
“好像敌人有准备？”曹学楷感到奇怪。
“是的……”吴光浩紧紧地盯着前方，脑子里飞速地想方设法，“看来是我们的预料有误有了！”他忽然对曹学楷说：“你看到没有，他们的枪口，都只打一个地方。”
“你是说？”不等回答曹学楷的话，吴光浩已跳出掩体，大胆而小心地，在左右两处弹着点之间，跳跃着向前试探。
曹学楷明白了。便命令部队尽量选择射击死角，大胆向前攻击。这却是吴光浩没想到的。等他快要接近“防线”时，才发现他们的“掩体”上，差不多都搭了蓬子。有的蓬子上已经落满积雪，伸出蓬外的，仅仅只有一根枪管。看来他们是怕冷，只管躲在蓬子里听枪响，打得着打不着倒在其次。
“怪不得。”吴光浩心里一阵高兴：“想不到吧？罗保元！”接着抬手出枪，“砰”的一声，一根枪管就抖抖索索地耷拉下来了。如法炮制三两枪，竟出乎意料地打出了一片开阔地。“冲啊——”吴光浩一跃而起，大队人马便子弹一样，“嗖嗖”地射向防线。
这时，戴克敏和汪奠川已经汇合在罗家大院门口的平坝上，正与罗保元亲自督阵的“前卫部队”激烈地对峙。
眼看第七军的人马一步也不得前行，罗保元便洋洋得意地和他的“师爷”吹牛皮：“怎么样，老子估算不差吧？”
“那里，那里，老爷一向料事如神。”
“哈哈哈，这些穷鬼，到年关就急疯了！还想过年。他奶奶的，不死个七十、八十，这年就不算完！”说着，罗保元就把他的枣木镶银饰的旱烟锅往嘴上一搁，“吧嗒吧嗒”吸了两口：“打！打他个热火朝天，不比放爆竹强？啊？哈哈……”
可不等他笑得伸直腰杆，一匪徒却连滚带爬地闯进了他的屋子：“老爷，老爷，后院，后院‘防线’……”
“啊？”罗保元实在惊得不轻，一把拿了旱烟锅，手却烫得直往绸马褂上搓：“怎么可能呢？不说铜墙铁壁，也是固若金汤的‘防线’，怎么就不管用了？他奶奶的，那帮穷鬼长了翅膀？”
正这么没头没脑地思忖着，前院、后院的枪声即如临盆的雨点，敲得罗保元就乱了阵脚，只一个劲地喊：“顶住！顶住……”
但却无济于事！
“轰隆”一声巨响，他的大门被炸开了。接着，后院的后墙上也“蹭蹭蹭”地往下飞人。
逃是逃不掉了，眨眼间的功夫，罗保元的枣木镶银饰的烟锅就找不到了。绸马褂也被麻绳五花大绑地捆绑起来了。
“打开粮仓！通知周围四方，号召群众来罗家岗分粮！”
“打开当铺，通知四方百姓，有当无当，都来无偿取当！”
第七军党代表戴克敏一项一项地“奉送”新年礼品，附近数十里前来分粮、取当的群众成千上万。从大年初一到初三，一连三天，人们络驿不绝。罗家岗爆竹声声，更是通霄达旦。
像是冰河解冻时的激烈，大革命失败后的沉寂局面，终于被第七军在木兰山打开了。
但由于一时疏乎，来不及处理的罗保元却逃跑了！
大年初四，罗保元即请来了魏益三的一团人马，杀气腾腾地杀回了“老家”。
“上山！”由于早有思想准备，所以吴光浩的命令便显得从容不迫，将敌人全部引上木兰山，然后突出包围，分散活动，侍机消灭敌人。敌人上山了，突围亦如愿以偿。但冰雪严寒的冬天和敌人的重兵“清剿”却给突围出来的第七军造成了诸多不便。山上有魏益三部四处搜寻、进攻，山下有罗保元等土豪劣绅的民团兵丁昼夜监视、报告。尽管地形熟悉，又有群众拥挤，但在三上三下之后，整个形势便直接威胁到第七军的生存和出路。
于是，他们想方设法与中共湖北省委取得了联系，而省委的指示却是极其灵活而又原则的——“如能返回黄麻活动即返回去，如不能即由你们看情形决定，不要被敌人消灭。”
怎么办？
有人主张埋枪走人，躲过这一时期再说；有人主张分散活动，即便是牺牲，也是一小部分一时众说纷云，莫衷一是。
直到此时此刻，吴光浩才感觉到了骨子里的寒冷！革命，以前也曾经遇到过无数个“怎么办？”，最终却都闯过来了。可是，这一次的“怎么办？”，在这严寒的冬天却是这样的沉重。黄麻肯定回不去，敌人的屠杀正在遍及黄麻地区的每一个角落！鲜血尚未消解，尸骨相枕无数，麻城县委委员王幼安又在宋埠干沙河遭枪杀。
得知鄂东军顺利上山的消息，王幼安便自觉地在宋埠一带开展工作。为了从宋埠驻军手中为农民武装及山上的同志搞到枪支弹药，不顾生命危险，他将枪支弹药装进一口棺材当中。正在搬运之时，却被叛徒告发，迅即被捕入狱。
严刑拷打，轮流劝降。王幼安却从从容容地接过供他“自首”的笔和纸，赋诗言志百余首，最终挑选出其中一首，作为他上“断头台”前的最终留言——
马列思潮沁脑骸，军阀凶残攫我来，
世界工农全秉正，心甘直上断头台。
王幼安去了，这个麻城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为了他的革命事业，终于在这个严寒的冬天，走完了他32岁的人生历程！之后，同是县委委员的刘象明，亦在血腥风雪的龙家巷被捕，以他24岁的满腔热血而舍生取义。
而一想起刘象明，吴光浩的脑子随即就浮出他曾在《湖北农民》第14期上看到的那首“怪”诗——
结紧了团结好打倒那土豪劣绅！哼，
农民，好伤心，苦把田耕，养活世间人，
看世上的人们，谁比我们更辛勤。
热天里晒得黑汗淋，冷天里冷得战战兢兢，
反转来要受人家的欺凌，请想想这该是怎样的不平。
农友们赶紧起来把团体结紧，结紧了团结好打那土豪劣绅。
诗的通俗与体格的新奇，当时就引起了他的好奇。后来才得知，刘象明其实是个不乏追随者的大诗人！为了革命，才丢了诗：为了革命，又拣起了诗。
可惜，再也读不到他这“奇形怪状”的诗了。这还不到两月时间，麻城邱家畈举义时的7名县委委员，就有5人相继喋血刑场！黄麻的情形可见一斑。黄麻不能回，山上不能呆，队伍里的失望和悲观时有显现。比如比较普遍的两种说法，其实就是典型的悲观失望情绪。
工农革命军的第七军，在风雪交加的木兰山，终于在暗无天日的白色恐怖之中，陷入了令人疼彻心肺的彷徨动摇的低谷。顶着寒风，铺着草铺，栖身破庙、山洞的吴光浩，看着呆滞的太阳，数着天上的寒星，反来复去都是一句话：“我们的枪丢不得，有了枪才能打倒地主阶级，才有我们的出路。丢了枪就不能生存，不能胜利！”
当然，“分散活动”在打罗家岗后，也是他提出来的，可他提出“分散活动”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敌人尚未消灭，出路却无法选择。即使是冰天雪地的破庙、山洞，也不能做长久的栖身之地。深深地，他陷入了极度苦闷的思考当中。
还有戴克敏、汪奠川、曹学楷、戴季英、徐其虚、廖荣坤等许多中坚分子，也提出了不少建议，然都经不住推敲和论证。时间又是这么紧迫，多犹豫1分钟，就会多出1分钟的流血和牺牲。
一天深夜，吴光浩与戴克敏、曹学楷等人正在商讨“方向”问题，破庙周围突然枪声大作。他们纷纷跳起，准备应付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就在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还不如到黄冈去。”
一句话，“嗞嗞”作响的火花一样，一下子就燃烧了吴光浩的思想，“怎么就想不到黄冈呢？”他边跑边想，“黄冈的回龙山、大崎山不都有党在组织农民起义吗？听说还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六军！黄冈，就是黄冈！”至于如何说服同志们，在一跑一颠的奔命时节，连“讲话”的腹稿，他都异常清晰地打出来了：
同志们，目前，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势力正处于低谷，而革命条件却不可能消灭，并在增加。反动派愈压迫，群众愈要革命。共产党杀不完，地方大，而敌人空子多，巴掌打跳蚤是容易落空的。我们照党的主张，自己多想办法，坚持斗争下去，总有一天会搞出名堂来。现在，木兰山不能立足，黄麻又不能回去，那我们就到黄冈打游击。到了后半夜，虽然他的“讲话”没有一字不漏地合盘托出，除留曹学楷、徐朋人等人坚持就地斗争之外，第七军的大队人马，在吴光浩、戴克敏和汪奠川的统领下，却踏着冰雪，连夜向黄冈转移。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第七军终于27日到达黄冈县北部的大崎山。同木兰山一样，此时的大崎山也是一片冰凉的银装素裹。寒风潇潇，群山肃立。
急驰一天一夜，第七军在到达大崎山的那一刻，确是一支连背上都冒着汗的“疲惫之旅”。不等安营扎寨，细心的吴光浩一面令大部分同志在山上隐蔽休息，一面将第三队队长廖荣坤叫到他跟前：“部队初来乍到，疲惫自不必说，同志们的肚皮也得填一填。现在，我给你10名战士，第一，到山下镇子里侦察侦察，看有没有国民党的大股武装；第二，也可说是主要任务，弄些吃的回来，权充部队的晚饭。怎么样？老总。”
“没问题。”吴光浩一提他化装国民党上尉军官的事，廖荣坤不由自主地就笑了。经过侦察，他们没有发现国民党的大股人马，只在乡公所背后的小山上，看见几个穿长袍马褂的家伙，正陪着八九个国民党兵在大吃大喝。
“妈的，他们倒会享福！”不等廖荣坤发话，他身边一战士就愤愤不平地发了言：“看到没有，队长？那几个家伙一人一只驳壳枪。”
“看到了。”廖荣坤当然知道这个战士的意思。除了那几个家伙每人一只驳壳枪之外，他还看到了，其它人都是两手空空；除了筷子不时被拿起，然后就是几只小小的酒杯子。所以，他决定消灭这几个家伙，拿下驳壳枪，再筹备一顿像模像样的晚饭回去。
“作好战斗准备。”说着，他就将战士们分成三个小组，然后说：“一定要隐蔽，快快地靠近。看我的手势，一起扑进去，堵住大门和两边的窗户。若遇反抗，立即枪毙。”
说完，他和战士们就分头朝乡公所摸了过去。快接近乡公所大门口时，廖荣坤一个手势，便率先踢开了大门：“不许动，缴枪不杀！”
同时，11支盒子枪，立时对准了这些大吃大喝的家伙。谁也不敢动弹，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傻了眼。
这时，一个匪兵头子模样的家伙正要伸手摸枪，被眼尖手快的廖荣坤一枪打倒。其余见势不妙，只好乖乖交了枪。经审问，这些家伙原来是黄冈侦缉队的。
侦察小组缴获了9支崭新的驳壳枪，战士们马上高兴得连疲劳都忘记了。一面派人去接大部队，一面热热闹闹地准备做晚饭。
黄昏时分，部队正准备开饭，乡公所外面却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枪声。原来，当部队进入村镇时，镇上的豪绅地主就给驻在附近的保安团和民团报了信。等吴光浩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镇子已经被敌人包围了。
“饭都来不及吃，这下又送来了‘见面礼’！”考虑到部队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对方的情况也摸不准，放下饭碗，吴光浩遂命部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的袭击。
天黑之后，趁着夜色的掩护，便机智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是，第七军的行踪因此却被敌人发现了。于是，便调大量反动武装来“围剿”第七军。就连麻城县的反动民团郑其玉部，也赶到了黄冈。在第七军与第六军会师不久，即遭到郑其玉的突然袭击。
此时，朱德、陈毅在长江以南正红红火火地领导湘南暴动，贺龙、周逸群溯江而上所领导的湘鄂西暴动亦惊天动地，但近在汉口以北50公里之大崎山活动的第七军却与湖北省委失去了联系。吴光浩三番五次前派人去找省委，结果都是杳无音信。第七军又被敌人重重围困在大崎山上，活动越来越困难。为了摆脱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吴光浩便率第七军突出大崎山，东进罗田县。
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吴光浩带战士们顺着葛藤，一个一个地滑下了后山几丈高的一处悬崖，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抵达罗田县的三里畈。并在到达当天，打开了三里畈一家大地主的粮仓，分粮给当地的贫苦农民。
“克敏！”
“树声！”戴克敏正在忙着分粮，人群中突然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抬头一看，手里的簸箕就落地了。三步两步奔过去，叫了一声，两人就抱在了一起。
再抬起头来时，王树声已是泪眼汪汪，嘴里喃喃地说：“终于找到了，找到了……”
等再见到吴光浩、汪奠川、廖荣坤等人时，又是激动不已。拍拍打打，高兴的样子就没法提。
但等到吴光浩问他是怎样找到部队时，王树声的神色却一下子暗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才沉重地讲起了他脱险的故事：
鄂东军上山之后，迫于白色恐怖的血腥，王树声便埋起了烈士们留下来的12支长枪，怀揣满腔仇恨，与他的十几名自卫队队员、鄂东军战士，化装分散，寻找主力部队，遍寻黄安、麻城、黄陂、黄冈四县的山凹峰峦，却总是不能如愿。
一天夜晚，走到一个小镇。刚打问了几句，别人就“热情”地将他留下了，答应告诉他第七军的详细情况。由于求知心切，便疏乎了警惕。等他发现暗中有人已认出他时，为时已晚。虽然多方努力，巧作周旋。但还是被敌人“咬”住了。无法，他只好跳出窗子，准备向山里跑去。
但是，枪响了，狗叫了。不等他穿出小镇，四面八方的敌人已围了过来。他急忙穿进一条小街，小街四周就都有了脚步声和叫喊声：“抓住他！”
“活捉王树声，赏大洋一千！”眼看王树声走头无路了，街边上的一扇门却拉开了，接着探出了一个老人的身影。不等王树声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老人连忙把他就拽进屋里。一声“大娘”还没叫出口，大娘就又把他推进了一道墙的夹墙中。
敌人追过来了，突然发现王树声人无影，去无踪，气急败坏地把小街的老老少少都赶到了街头。
一个长官模样的家伙站在一坐高台上，“啪、啪”先朝天开了两枪。然后呜哩哇啦讲了一大通，最后才说：“要是不交出共产党的头目王树声，整个小镇，别想留一只活的鸡犬！”
他一连叫了几遍，沉默的人群依然沉默，根本没人吱声。这下恼羞便成怒，长官模样的家伙又开始吼叫了：“要是不交出人来，我要这小镇变成无人街，变成火海！”说着就命令：“机枪准备！”机枪手一听命令，“啪”地一下趴在了地上。人们看不清他的面目。只见机枪枪口在来回摇摆，好像要选择一个最佳位置。人群开始有些骚动，那家伙就得意了：“快说！说了赏大洋一千！”但人群复又悄然无声，这家伙便受了愚弄似的，开始暴跳着大喊：“准备——”
“不准乱杀人！”一声高喊却兀自脱口而出。那家伙向着喊声望去，只见一位50多岁的妇女从容地走出人群，便狞笑着对她说：“那你交出王树声！”
“我不认识什么王树声、李树声。不过，我看到一个剃光头、瘦高个的人。”
“在哪里？”
“在我们家。”人群又开始骚动，敌人却不管那么多，只管随大娘走过去，“呼啦啦”就包围了大娘的家。但大娘却不让他们讲屋：“老总，王树声可能带着枪。你们在这等会儿，我去把他哄出来，好不好？”
“那有什么不好，反正他已经跑不了了。好吧。”大娘一进屋就点亮了梓油灯，走进一间放些柴禾杂物的房间，移开破拒，打开一扇小窗，便露出一道夹墙。
“大娘，他们走了吗？”王树声见是大娘，忙探头问道。
“走了，但街头还有人转悠。依我看，您就再躲一会儿，先让政道探探虚实再说。”说着，大娘便从夹墙里拉出自己的儿子政道。
“大娘，还是我去。”王树声说着便要挤出去。却被大娘一把拉住：“谁不知道你王树声？如今成了这样子，穷人们还盼什么呢？就盼你们能闹腾起来，给穷人过一些好日子！”
说着，周大娘随手就关了夹墙的门，然后把儿子带到她屋里，放下手中的梓油灯，上上下下地开始端详自己和王树声一般高低、一样光着头的儿子。看着看着，已是满眼泪花。
这时门外已响起了不耐烦的吆喝声，大娘忙推一把儿子。边走边说：“什么都别管、出了门就你往山上跑……”
政道明白了，二话不说，一下就爬在娘的怀里，叫了一声“娘”，转身就向门外跑去。
“不许动！”大娘听到了这一声吆喝，便一下昏倒了。
说到这里时，王树声已经是唏嘘不止。“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等我挣扎着捣烂那扇小窗，推倒柜子才钻出夹墙时，街上已经没了动静。当我抱了大娘回屋时，我已无法控制自己。到了第二天，我才知道政道姓周，是周大娘的独苗子，可一切都晚了。虽然敌人也知道他不是我，还是把他杀了，将头挂在河堤边的一棵大柳树上……”
过了半天，王树声才接着说：“等到了黄冈，我才知道你们又‘溜’了。才一路追赶，尾随而来还好，总算是找到了。”
说毕，王树声便呆呆地望着地主老财家的天花板，茫然的神色中，只有两行泪水在河一样地流！
没人不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却都无话可说。吴光浩张了几次嘴，话还是让戴克敏先说了：“树声，别太难过！我们都理解你的心情……”
话刚说了一半，就有人急急忙忙地进来报告，敌人又追过来了！
“多少？”吴光浩马上警觉地问道。
“至少两个团，沿山间大道齐头追来。”
“克敏，你的粮分的怎么样？”吴光浩忽然又问了戴克敏一句。
“早就分完了。”回答的却是来报告敌情的战士。
“撤！”下过命令之后，吴光浩才回过身来，拉住王树声的手，一字一顿地说：“树声，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快走。好像是克敏说过，生存，就是最大的胜利。先把帐记上，以后新帐、老帐一起算！”
于是，在敌人的“围追”下，第七军只好掉头折回西南，转移到黄冈的回龙山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但由于回龙山地区的革命力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第七军行军作战均得不到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活动异常困难。“艰忍难走的崎岖道路，从未受过的饥饿疲劳，70余人共吃一升米两个南瓜的稀饭，聊以充饥。”人人眼睛凹陷，个个颧骨突出，饿得发亮的皮肉，几乎能透出其中的骨头。
游击，在黄冈、罗田地区，对于第七军来说，显然只是“疲于奔命”的一个代名词。喝完了清澈见底的南瓜汤，吴光浩、戴克敏、汪奠川、王树声、廖荣坤等人自觉地围拢在一起。
“黄冈、罗田容不得我们游击，黄、麻又不可返回。”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征求意见，吴光浩神色严峻地接着说：“我看还是在黄陂、孝感与接连黄安的这几个县活动，可能好一些。时间上，也可想方设法拖得久一些。所以，我的意思是，重上木兰山。”
接过吴光浩的话，戴克敏亦若有所思地说：“光浩的意见值得考虑。”只说了一句，就把手里的破碗往地上一放，摸了半天，才从口袋里摸出一片树叶大小的绉巴巴的纸，随手从火堆旁拣了几片干树叶，揉了揉，放在纸上卷成一个喇叭筒，点着，吸了一口，又慢慢地说：“连月来，我们70多人在敌人的控制区域往返行军、游击千百里，战士风餐露宿，历尽艰难。有时仅以南瓜充饥，这我们正在体味着；有时盖稻草，在古刹破庙、山崖底下度过风雪之夜可说是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就这样，还得对付敌人的穷追猛打。不过，我以为，正是这样恶劣的环境，才锻炼、提高了我们的意志和战斗力。与出木兰山时相比，各方面都有提高。每到一地，都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打击土豪劣绅，开仓分粮，寻机歼敌。并在艰苦的斗争中，在日夜的游击战争和各地的转辗途中，学会了会跑(跑路与跑脱敌人)、会打(不打无益之仗)、会散(散开)、会集(集合)、会进(进攻)、会退(退走)、会知(知敌)、会疑(疑惑敌人反动派)等有形无形的生存精神。实际上，这实在是一种不得了的大好事。这么艰苦的条件，人人都握紧手中枪，没有发生以前还有一些的动摇悲观，始终对前途抱有坚定的希望。”
说着，戴克敏就把手里快要散开的喇叭筒扔进了火堆，这才神色开朗且坚决地说：“不说是炼狱，可有了这一段经历，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可能阻止我们发展、壮大、胜利的步伐。所以，我同意光浩同志的意见，返回木兰山。坚决地，彻底地，把我们的斗争坚持下去！”
由于戴克敏最后的几句话，在坐各位的情绪无形中就发生了变化。戴克敏一说毕，王树声率先发言：“我同意打回木兰山。虽然那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可如果打好了，那里就是一块地盘，是我们的立足之地。有了立足之地，也好四面出击，也好四面开花！”
“再说都春天了，有了树木遮挡，我们的活动就会方便许多。”顺了王树声的话，廖荣坤也快快地说了一句。
汪奠川一直不言语，吴光浩就故意激他：“参谋长怎么不参谋？”
“哪里还轮得上我参谋，”汪奠川却笑着说：“军长一发话，党代表就是一大套。又有‘哼哈’二将的呐喊助威，差点把我都抬起来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回也得回，不回也得回。有什么好说的呢？没有啦。”汪奠川的话一下把大家都逗笑了。笑过之后，他又拾起话题，认真地说：“刚才我可不是开玩笑。‘回也得回，不回也得回’，这是由我们目前的处境所决定的。另外，我还同意克敏的说法，也可以说把它明确一下，这应当是我们第七军建军史上的一个时期，再回木兰山，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时期的开始。”说到这儿，他自己却忍不住地笑了：“刚才光浩激我，参谋长怎么不参谋了，其实啊，在你们说话的时候，我已经回了木兰山。站在山上，正想下一步该如何动作的事呢。”
“好啊。喝着南瓜汤，还能筹划未来的事，这才是‘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的不足之处矣！”没想一向严肃的吴光浩，这会儿却南腔北调地用了刘邦赞张良的一句话，惹得人人前仰后合地笑。也就在这笑声中，他便快快地站了起来，兴奋而坚决地下达了返回木兰山的命令：“出发！”
于是，冒着乍暖还寒的冽冽北风，第七军便脱离回龙山，出三店，渡紫潭河，绕太平桥，长龙游动一般，穿过黄安南境，于3月初重返木兰山。见到“久”别的战友，坚持就地斗争的曹学楷、徐朋人等人自是感慨万千，相互拉住战友的手，谁也不想再分开。
黑夜，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汪奠川、徐朋人等人竞夜长谈。一边询问出境游击的艰难困苦，一边操心黄麻人民的遭际和现状。说着说着，曹学楷就把话题提到了吴焕先身上。说到吴焕先冒充风水先生筹款的事，一边笑着的吴光浩却又笑出了眼泪，惹得人心都酸酸的。曹学楷也不便多说什么，复又问起游击的事。只等吴光浩又问起王秀松怎么样时，他的话才又多了起来。
“听说秀松搞了个‘印刷厂’？”自从上了木兰山之后，王秀松的事情吴光浩并不是一无所知。可不知为什么，他心里又总是惦记着他。
“何止一个‘印刷厂’。”曹学楷的情绪明显高涨：“以前我不太了解，这次你们走后，我才半信半疑地被秀松给开了眼界，别看鄂东军上木兰山时王秀松孩子一样地哭闹过，鄂东军改编成第七军之后，就地坚持地下斗争的王秀松却换了一个人似的。面对‘铲共团’伙同闻清霖的教导师，疯狂屠杀群众，血腥洗劫村庄，王秀松却变得不可思议地坚强起来了。他首先利用吴泰山家的秘密地洞，作为地下斗争者的联络点，印刷革命传革、秘密散发，借以扩大革命影响，鼓励群众战胜困难。同时还与吴焕先一起率领由原鄂东军战士、农民自卫队等人员组成的游击队，住山洞，吃野菜，神出鬼没，昼伏夜袭，在吴云店、六家边、曹门、栗林咀、沙河一带与敌人斗智斗勇，巧妙周旋。编写了大量生动、形象的革命歌谣。其中广为流传的一首是——
柴山野洼是我房，青苔石板是我床，红薯蕨根是我粮，任何困难——吓不倒共产党！
随着这首歌谣的广为流传，王秀松闹革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人们的传说就越来越神。
但是，王秀松的革命行动，却越来越使他的老子——大地主王建禄——感到不满。
虽然王秀松早在去广州参加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与王建禄闹翻了，但始终都希望王建禄能改邪归工，重新作人。
自广州返回武汉后，曾托本族的哥哥王佔圆带口信回家，规劝王建禄不要欺压穷苦农民。王建禄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王秀松没收王氏祖谷办学，王建禄又跳又骂王秀松是“大逆不孝，冒犯祖宗。”而王秀松的回答更是寸步不让：“你管不着我，革命是要革的！”
吴光浩他们上山之后，王秀松和吴焕先的游击队就成了反动派的心腹之患。沙河大地主王彤宾早就尝过王秀松的“斗争”之苦，黄安失利之后，便与国民党第十二军军长任应歧相勾结，当上了沙河“民团团总”。本来王建禄与王彤宾都是王氏家族的大地主，是一丘之貉。但为了捉拿王秀松，王彤宾对王建禄却是软硬兼施，又打又拉。
一天，王建禄正在他的同义兴杂货店盘点算帐，王彤宾便带了一帮民团的兵丁，大模大样地堵在了店门口，沙着公鸡嗓子说：“老弟又赚了不少钱，是吧？”
“啊？是彤宾兄来啦。”王建禄自知王彤宾居心不良，却还是厚着脸皮上前搭讪：“快请坐，请坐。需要什么，只管拿就是喽。”
“可惜啊！这些东西都不是你那儿子的。”说着，王彤宾就进了店，这里抠抠，那里摸摸，边抠边摸边说：“要是你那孝顺儿子的，我就不客气了。”
“彤宾兄，你……是不是……”王彤宾的意思王建禄非常清楚，要他交出王秀松，否则就要封他的店。可他哪儿逮得住王秀松呢？而这店又是他的命根子。所以，见王彤宾明显地不满，便就死皮赖脸地乞求道：“再，再宽限些日子？”
“你倒说得好听。我宽限你几天日子，谁来宽限我？”王彤宾丝毫都不让步：“要是再宽限些日子，恐怕就没有你我的活路了。”这倒说的是真的。
自从王秀松斗过他之后，他便有一种不离身的感觉：这王八蛋迟早都得置我于死地！所以，一日抓不到王秀松，一日他就不得安宁。
听了王彤宾的话，王建禄恨得要死。既恨王彤宾，更恨王秀松：我怎么养了这么个忤逆的东西！却又说不出口，只能长嘘短吁地干瞪眼。
见玉建禄只叹气不说话，王彤宾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仿佛那无可奈何的人不是王建禄，倒是王秀松了。一高兴，就说出了他多时都想说而又没有说出的话：“封了！”接着一摆手，一伙兵丁不由分说，就冲进了王建禄的同义兴杂货店。打了王建禄，封了杂货店，末了还替王彤宾说了几句要命的话：“要想开店，就交出儿子。否则，拿你的狗脑袋去见任老爷！”
王建禄的老腿一下软瘫了，兀自坐在了杂货店门口的雪地上。王彤宾这时却过来了。一边扶王建禄站了起来，一边操着他的公鸡嗓子说：“建禄哇，你也别生气。你我心里都明白，这绝不是冲你老弟来的，要是那样的话，我还有脸见祖宗吗？没有。事情明摆着，都是那王八蛋的事。要我说呀，你也是太仁慈了。他拿你这个老子都不当回事，你还认他这个鸟儿子干什么呢？唉，孔圣人都把话说了‘夫为妇纲，父为子纲’，可这个八王蛋，他认你这个‘纲’了吗？没有，不但不认，还要革你的命。所以啊，我也是看在祖宗的份上，你还是慎重地考虑一下，好好的想一想我的建议……”
“不想了。你也别说了，我现在就接受你的意见。”早在王秀松编出那首歌谣时，王彤宾就要王建禄出任沙河民团第一支队的队长，要是捉到王秀松，还会给以重赏。不但同义兴杂货店会办下去，说不定还会给他盘几家小店过来。当时，王建禄以为王秀松会听他的“规劝”，可没想，王秀松却是“越闹越野了”竟然把他逼到了这种地步。“妈的，老子没你这个儿子了！你闹你的革命，我当我的队长。咱们就明火执仗地对着干逮不住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我王建禄就不是你老子！”
“你可想好啊，我的委任状一发，那可就是‘军中无戏言’了。”明知火候已到，但王彤宾还是添枝加叶地加了一句。
“想好了！”王建禄想都不想，就把胸脯一挺说：“逮不住他个小王八羔子，我王建禄就是个老王八蛋！”
王建禄当了民团的队长了！一时间，沙河周围到处都在传说这种事。倒不是对王建禄当队长感到奇怪，主要的兴趣在于，王建禄是王秀松的父亲。“亲人”之间反目成仇的故事在历史上也许并不鲜见，但在1928年初的黄安县，王建禄与王秀松父子之间的水火不容，却实在是令人瞩目的一件事。王彤宾等人当然高兴，巴不得王建禄一下就能抓到王秀松，快快地消除这块心头之患；更多的劳苦大众却为王秀松感到耽心，如果他被王建禄给逮住了，到底该怎么办呢？切肤的忧愁之中，似乎还有许多不言自明，但却是难以理喻的犹疑——为了革命，王秀松真的就要背叛自己的老子？
说实话，王秀松得知王建禄公然扯起反革命旗帜，当上民团的队长之后，心情也是十分复杂而且痛苦的。虽在两年前他与王建禄已彻底的划清了界线，并因此而落了个四乡闻名的“叛逆”之名，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殷切地希望王建禄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站到革命者的队伍里面，顺其历史潮流，为革命的成功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就像戴克敏的父亲一样，充分地理解、支持并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可是，他不但不接受他的忠言相告，而且经不住王彤宾的威逼和诱惑，竟敢公然扯起反革命大旗，率领反动民团来残害革命同志。这说什么都是不能容忍，也无法容忍的！
“秀松！”听到王建禄要亲自来捉王秀松的消息，吴焕先就想和王秀松谈一谈。不管怎么说，秀松的心情都不是好受的。可到了王秀松面前，只叫了一声名字，其它话就都说不出来了。
王秀松当然知道吴焕先想说什么，见他又是一副不知说什么好的样子，就故作轻松地一笑：“焕先，还记得王鉴兄吗？”
“怎么不记得……”虽然很久没有王鉴的消息，但吴焕先始终不能忘记，他和王鉴一起收拾吴惠存的事。不过，这与秀松又有何关系呢？
王秀松似乎看出了吴焕先的心思，却不忙解释，只是平静地说：“王鉴兄已经过世了。”
“什么？谁说的？”吴焕先有点不相信。
“真的，国民党的报纸上登了，唐王镇的同志也说了。参加南昌起义之后，他就去了洪湖和沔阳，后来病了，就到了唐王镇。”这些情况王秀松也是才知道的。他知道他们两人的情谊，所以没有对他说。这会儿见吴焕先低头不语，王秀松便继续说：“前年我去广州农运所学习时，王鉴兄曾耽心我和父亲的关系。那时我就对他说过‘只要不背叛革命，热血尽染层林，青春化作红泥，都不会说二话，何况一个家乎？’当时不知是因为什么事，王鉴兄曾怀疑过我们这些人革命的彻底性。听了我这话，他就觉得有点儿对不住我。不过，说实话，这话没错，代表了我的心情。可过后我回来也没放弃过争取他的工作，谁知他不但不听，反而走到了这一步”
“秀松！”
“听我说，焕先。我并不在乎他是我的父亲，我只是难过，这么多年的工作，竟然做成了父亲要来杀儿子的结果！仔细一想，他要杀的也未必就是我这个儿了，他要杀的实际上是革命运动。所以，一不做，二不休，我先捉了他再说！”
“秀松！”
“听着，焕先。谁也别来阻挠我！”王秀松显然非常激动。吴焕先几次想插话，都被他挡了回去。虽然吴焕先并不是要阻拦他，可他还是容不得他说话。过了一会儿，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蔡)济璜生前曾写过这么两句话，‘满天风雪满天愁(仇)，革命何须怕断头’。今天我再来两句，替他写完这首诗。”接着，看都不看吴焕先一眼，径自站起，稍稍朝前走一步，便从容不迫地朗诵起他的“续诗”：
满天风雪满天愁(仇)，革命何须怕断头，寒冬将尽沉疴起，天崩地裂作春秋。
事已至此，吴焕先知道王秀松的决心已定，便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暗中保护，怕他一时冲动而做出得不偿失的事。
对于吴焕先的用心，王秀松深深感激。可是，一日不了结此事，一日他就难以安宁。
终于，到了三月的一个深夜，王秀松悄悄地潜回家中。先见了母亲，母子相见，自是一番不胜唏嘘的感慨。妻子梅伴松也怯怯地看着心爱的夫君，嘴里不说什么，眼里却是泪水长流。她深深地理解他，却实在为他目前的处境而担忧。王建禄早就说了，只要他敢进这个家的门，他就什么都做得出来。
正说着，王建禄酒气熏天地回来了。见了王秀松，自然是破口大骂一番。王秀松不言语。等他骂完了，才一字一顿地对他说：“作为你的儿子，今天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劝告……”
王建禄哪里听得进去，不等王秀松说毕，就暴跳如雷地跳骂：“我苦心花钱供你读书，本指望你个王八蛋功成名就光耀祖宗，可你，可你不务正业、不走正道、不识好歹，竟然翻了这么大个花，去当他妈的什么鸟共匪！”
“住嘴！”王秀松一听他大骂共产党，拔出手枪，“啪”地一声就摔在桌子上，怒不可竭地说：“骂我可以，你没有资格来骂共产党！告诉你，这个花还要翻天那么大，任何人都不能阻挡我们革命的道！”
“要翻你就滚远些，莫把一家人都革绝了种！”王建禄这时酒也醒了，眼睛瞪得牛铃那么大。
“我偏要从家里革起。”王秀松又一次警告他：“你不要看国民党反动派一时的势力大，可他们终久是要失败的。你最好放弃一切幻想，老老实实作人。否则，谁也不客气！”
王建禄一时恐慌，害怕王秀松是带着人回来捉他。所以，不等王秀松再说什么，就悄悄地溜出家门，躲了起来。
王秀松不知王建禄是躲了起来，见他一走，就急切地催梅伴松：“百事不要，快跟我走。”
梅伴松却在犹豫：“我不拖累你吗？”
“不，伴松。我知道你的心，也离不开你的人，可这个家，你我都没法呆下去了！至于那个老顽固，我料他也不敢把人带到家里来”
“他是出去躲了，害怕你抓他走。”王秀松正说着，他母亲却插了一句。
王秀松一听，忙问了一句：“他到哪儿躲了？”
“唉，他不让我告诉你，你真的没带人来吗？”他母亲却忧心忡忡地问。
“没有呀。我就是想劝他最后一次。谁知道……”
“没带人就好。我管不了你们父子俩的事，可我巴望你们不要成仇人，更不要兵刃相见！唉，我是作了什么孽了，逢了你们王家这么大的两个冤家！”
说着，母亲就捶胸顿足地哭开了。王秀松忙跑过去扶住母亲，心里虽后悔今晚没带人来，嘴上却一个劲地说：“母亲你放心。儿生是革命人，长是革命心。迟早有一天，你会为儿感到骄傲的。今天我安顿一下伴松他们，明天就来接你！”
最后，等他带着伴松和两个孩子离开家门时，已经从母亲嘴里探出了王建禄躲藏的地方。连夜安顿了梅伴松母子三人，拂晓前便带着游击队队员，包围了标岗山，于搜寻中逮捕了父亲王建禄。
王建禄又喊又叫，企图让周围的民团得信。他实在是后悔，昨晚上没带人回去。虽然他当时也害怕，害怕不等双方接火王秀松就收拾了他。可这会儿却是后悔万分，跳叫着要王秀松来毙了他。
王秀松听着他的叫喊，握住枪的手却似蒸笼似的浸汗。他有决心来捉他，自有勇气举起枪来结束他的生命。可他没有那样做。他想起了母亲，甚至想起了少不懂事时的许多往事……无论如何，这是他的父亲，是这个世上唯一给了他生命的父亲啊！可他绝不犹豫，革命至此，已是离弦之箭：“拖过去——就地镇压恶霸地主王建禄！”
队员们将王建禄拖进了董家岭子的一片树林，“呼——”的一声，“山崩地裂”的枪声，在黎明前的黄麻大地终于“作”出了到1931年12月即出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的王秀松的“春秋”之章。
然就是这样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1932年夏天却死在了张国焘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魔掌之中。当时，红军在一片树林里宿营，王秀松把脚泡在水桶里正在伏案工作。通信员突然通知他去开秘密会议。一夜过去了，他却再也没有回来——在“左”倾机会主义肃反扩大化中倒下了。年仅31岁！
而给他扣上“改组派”的帽子，并最终惨遭杀害的唯一理由就是他的剥削家庭出身。
但是，王秀松大义灭亲的壮举至今都被人歌颂——
共产党员王秀松，一颗红心似火红。
率队革除恶霸父，为的人民不受穷。
听罢曹学楷的“故事”，吴光浩等人不得不为“故事”的曲折、生动、甚至于残酷而深深地感动。
吴光浩说：“看来，不只是我们游击的同志经受了一次炼狱般的磨难。就地坚持的同志，更是艰苦卓绝。不过，诚如克敏所言，有了这样的经历，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可能阻止我们发展、壮大，以至于走向胜利的步伐！”
但是，敌人和反革命分子却不以为他们的进攻和打击，仅仅只是为了锻炼革命者的决心和意志。第七军一回到木兰山，便又遭到敌人的不断进攻。而黄麻地区又成了敌人进攻木兰山的“大本营”，且木兰山靠近武汉，部队集中活动甚为困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吴光浩派出的交通员才得知，湖北省委已遭到严重破坏，大部分同志已经壮烈牺牲。攻占黄安时的“留守司令”刘镇一也同时遇难。因此，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逐步走向成熟的第七军领导人便在洪界山召开会议，决定改变斗争策略。除曹学楷、戴季英、徐朋人等坚持就地斗争之外，将部队编为四个短枪队，分散游击，隐蔽活动，准备在适当时机打回黄麻老区。
会后，汪奠川即率一队人马南下黄陂；戴克敏、徐其虚率一队人马北出黄安；王树声、廖荣坤则率队东进麻城，沿途联系群众，侦察敌情，打击反动势力，以备接应部队全部返回黄麻地区。而吴光浩的一队人马，则直接进至河口以北，逼近黄安县城，为部队全部返回黄麻占据有利地形。
同时，这四支短枪队的活动，都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用‘昼伏夜出、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北进’的游击原则，时聚时散，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争取红枪会、仁义会群众，加强地方工作，联络当地以及从暴动区跑出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依靠他们的支持和配合，组织公开和秘密的斗争。”
从3月中旬到4月初，短短的20几天中，这四支短小精悍的短枪队，即先后在通往武汉的大道上，镇压了麻城福田河民团团总彭汝霖；打死了被黄安县人民称为“曹屠夫”的黄安县公安局局长。不仅为“二次暴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加上曹学楷、王秀松、吴焕先、戴季英等新老坚持就地斗争者的“里应外合”，更闹得黄麻敌人的“大本营”里啸声四声，劫难不断。革命影响不断扩大，劳苦大众闹红的情绪日益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