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原本冰天雪地的喀什噶尔，在这一天，忽然出现了百年不遇的返暖现象。一时间阳光出奇地发热，大地也开始冰消雪化，仿佛春天已经来到。

    刘锦棠紧紧抓住这天赐良机，号令全军快速集结，并于该日午后离开喀什噶尔，飞速驰往和阗。和阗守敌正在筹备新年的事情，官军突至，真正叫猝不及防，除了在城头竖起白旗请降，再无第二条路可走。

    至此，除伊犁尚在俄军手里外，新疆南北二路全部收复。

    捷报递到肃州的时候，已经是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正月初七。

    左宗棠读了捷报，满心欢喜，当即传文案进来，口述了《新疆应否改设行省、开置郡县请敕会议》一折，郑重向朝廷提出了将新疆改行省、置郡县的建议。

    折子拜发，左宗棠又给刘锦棠书就快函一封，嘱刘锦棠给俄国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写信，让考夫曼交出大清国朝廷钦犯伯克·胡里等逃入俄境之匪首。

    左宗棠认为，按常理推算，此时向俄国索要钦犯，俄国理屈词穷，应该能够把逃犯交还中国。

    左宗棠函称：“索取首逆，看其如何回答。以常情言之，土耳其斯坦总督理屈词穷，固宜无所借口。”

    刘锦棠收到左宗棠的信后，马上给考夫曼致函一封，向其索要钦犯伯克·胡里等人，但考夫曼根本不予理睬。

    左宗棠此时正派员奔赴湖州一带，大量招募湖州蚕工，派蚕工带桑秧、蚕具到甘，由地方衙门出具相应银两，在甘大量授徒养蚕。左宗棠决定在甘肃发展丝织业。

    左宗棠另委员筹措资金，准备在兰州创办织呢局。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二月初九，圣旨递进肃州。

    左宗棠整冠掸衣，步入官厅跪倒接旨。

    这自然又是颁奖圣谕：“钦差大臣、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筹兵筹饷，备历艰辛，卒能谋出万全，肤公迅奏，加恩由一等伯晋为二等侯。候补三品京堂刘锦棠，智勇深沉，出奇制胜，用能功宣绝域，着由骑都尉世职晋为二等男，遇有三品京堂缺出，开列在前……”圣旨最后又特别强调这样一句：“伯克·胡里等，仍着该大臣等督饬刘锦棠等设法擒拿，毋任漏网。”以示新疆虽复，但尚非尽善尽美之意。

    左宗棠终于成了继曾国藩之后的又一位汉人侯爷；刘锦棠也因为收复新疆而晋封男爵。

    就在圣旨下达的同时，总理衙门开始向俄国驻华代理公使凯阳德，通过外交途径，交涉索还伊犁一事。这时，帮办军务刘典在兰州病发，不能理事，上折恳请回籍养疾。

    左宗棠无奈之下，只好以“年老体弱多病，难以兼顾”为由，上折奏请敕浙江已革巡抚杨昌浚，迅赴兰州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上准。杨昌浚为什么是已革巡抚呢？这还是因为余杭城葛毕氏一案所受的牵累。所谓葛毕氏一案，就是众所周知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时任浙江巡抚的杨昌浚，因失察罪，被革职降四级使用。左宗棠私下认为，如果此时不及时拉杨昌浚一把，杨昌浚此生恐怕再难有出头之日了。杨昌浚毕竟是左宗棠相交多年的生死弟兄啊。

    同年六月二十一日，总理衙门在与俄驻华代理公使凯阳德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只好奏派吏部侍郎、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使俄国，交涉收回伊犁等事宜。

    消息传至肃州，左宗棠当即檄饬在北疆的金顺等人，命其快速督军赶赴伊犁周边，准备在交涉不成的时候，用武力收复伊犁。

    金顺接到饬文不敢怠慢，赶紧调兵遣将悄悄布置；在喀什噶尔料理善后的刘锦棠，也调老湘军马、步数营，离开南疆，悄然开向伊犁。

    年底，左宗棠饬刘锦棠在新疆阿克苏设立制造局和库车火药局，并恢复新疆铁厂的生产。经左宗棠奏请朝廷，新疆铁厂准招商办理。

    不久，刘典病逝于兰州。

    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初，左宗棠檄饬上海转运局胡雪岩，在上海办理订购机器、雇用德国技师一事，拟在肃州试采黄金、石油等矿。

    左宗棠上折提出：“矿务须由官办，但官办不若包商开办，故须官办开其先，商办承其后。”

    左宗棠决定利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可能多地为国家办几件事。

    同年八月十七日，大清国驻俄国头等公使、伊犁谈判全权代表崇厚，在俄国与俄外务部大臣吉尔斯，就索还伊犁一事，签订了条约。因签署地在俄国的里瓦几亚，又称《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共十八条，另有《瑷珲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以及《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该条约主要内容为：一、中国仅收回伊犁城，但俄国割去伊犁西面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流域和塔尔巴哈台地区斋桑湖以东的土地；二、俄国可在蒙古及新疆全境免税进行贸易；三、中国向俄国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二百八十万两）。另外还有扩大通商路线，开放松花江，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等处增设领事等条款。

    当崇厚与吉尔斯签订的这个条约通过圣旨的形式发到肃州后，左宗棠未及读完，已是气得须发怒张，浑身乱抖，口里大骂道：“崇厚误国！崇厚误国！我要上折，崇厚签的这个条约，是卖国条约！是坑害国家的条约！朝廷不能允准！若批准这个条约，伊犁九城将不复存在，国家受害大矣。”

    左宗棠说到做到，很快拜发《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坚称：“谕旨允行，则实受其害，应设法挽回，以维全局。”

    左宗棠已打定主意，如果朝廷当真批准这个条约，他就回京当面向慈禧太后陈述自己的不同意见，用武力收复伊犁。

    左宗棠之后，又有两江总督沈葆桢等一些督抚上的奏折，认为：“俄人要挟太甚，应将崇厚所议作罢。”

    但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少数人却认为：“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同意允准崇厚所签之约。李鸿章最担心的是“衅由此开”。

    在接旨的当天，李鸿章曾对盛宣怀说过这样一句话：“签约又毁约，各国均无成案。如果俄国联络西洋各国发难于我，我大清如何招架得了啊！”

    李鸿章的折子递进京师，马上便招来一片骂声。

    一时间，大清国上空，奏折、条陈往来飞舞，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各不相让，吵得几近天翻地覆。

    不久，左宗棠又接一旨：“通政使司由刘锦棠补授。”

    同年十一月初五，左宗棠收到圣旨。因为崇厚即将回国复命，朝廷命左宗棠对南北二疆预先做出布置。圣旨虽未具体说明是否批准崇厚所签之约，但左宗棠凭感觉意识到，自己的折子起了作用。

    左宗棠所料不错，他的折子的确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就在圣旨发出的同时，总理衙门秉承慈禧太后的懿旨，照会俄国驻华公使馆，以崇厚与吉尔斯所签之约“未经请旨”、“多有违训越权之处”、“事多窒碍难行”为由，宣布该条约为无效条约，不予批准。

    很快，大清国朝廷又公告中外，宣称：“将崇厚革职，定斩监候。已将其押回京师，俟秋后问斩。另诏授驻英、法两国公使曾纪泽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重与俄国就交收伊犁一事谈判订约。”

    朝廷很快又给左宗棠下旨，怕改约不成，由此大开衅端，命左宗棠对武力收复伊犁做出具体军事部署，同时任命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圣旨又命左宗棠转饬关外刘锦棠、金顺二军，密切关注驻伊犁俄军动静，以防不测。

    此时已是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的四月中旬，左宗棠已经六十八岁。接到圣旨的时候，左宗棠已在肃州病倒多日。此次病倒，除旧病复发外，又添了咯血一症，他现在每日都在靠人参支撑着精神。他已将自己的寿材做好，而且已经漆过了三遍。鉴于长子孝威的前车之鉴，他尽管几次发病，但在给儿子及张氏的信中，却不敢说一词。他怕儿子们得知他病重的消息后，一起跑来看视他。孝威因为来兰州一趟而过早夭逝，成了他终身的憾事。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不能再让其他儿子重蹈覆辙了。他尽管每晚都能梦见自己的儿子，可他不敢过深思念他们。老友已大半作古，也该轮到他了。但因伊犁的事一直不见结果，他就此死去，却又委实放心不下。他已抱定一个信念，就算硬撑，他也要撑到伊犁从俄国人的手里要回来的那一天。

    他抱病拜发《复陈布置情形》一折。在折中，他支持改派曾纪泽赴俄再议，认为是“以固圉为先”，同时指出：“倘俄狡执挑衅而开衅端，已将合南北两路全力慎以图之。”他依据新疆现有的兵力，进行了三路布防：“北路，金顺扼守精河；中路，张曜屯阿克苏；西路，刘锦棠驻喀什噶尔，取道进规伊犁。”

    此折拜发不过一个月，他又上《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强调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分设义塾，更定货币。他还提出在新疆清丈地亩，赋税分上、中、下三个等级，仿古制而更减，按民间收粮实数十一分而取其一。

    越五日，左宗棠又上《复陈新疆宜开设行省，请先简督抚臣以专责成》折。此折拜发，左宗棠因连日劳累过度，病情突然加重。

    左宗棠在心里叫苦不迭，自以为大限已到，遂不等圣旨到达，便传命亲兵营集合，于午后率亲兵营马、步各队出关，向哈密进发。任一班幕僚千般劝、百般拦，他却一句也听不进去，极其执拗。

    离开肃州前两刻钟，左宗棠给朝廷拜发了《督师出屯哈密》折。

    此时的左宗棠，体衰多病，已无法骑马，只能抱杖乘轿，或横卧车中，但仍决定到哈密就近督军，为继续进行的谈判增加砝码；如果改约不成，他就在新疆亲自指挥武力收复伊犁的这场战争。

    考虑到自己年迈多病，此次出关很可能就是走向不归之路，同时也为了表示武力收复伊犁的决心，左宗棠特命八名亲兵抬上自己的棺榇随营出关，真正表现了一代名臣视死如归的冲天豪气。

    左宗棠对随行的幕僚道：“没有强大的军力作保证，我国是断难从谈判桌上要回伊犁！老夫决定出关督军，就是想让俄国人知道，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他们都必须交还伊犁。如其不然，我就打他个狗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