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币制是极为混乱的，这既阻碍了货物的流通与贸易的扩张，也为军阀割据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货币的混乱现状不但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也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由此便有了30年代中期的币制改革。
早在1903年的时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就建议中国实行“金本位制”，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琦来华考察时也有类似的建议。1907年，在驻英公使汪大燮的奏议下，清廷曾设立币制局准备实行改革，但终因为辛亥革命而被打断。民国后，梁启超在做财政总长的时候曾大张旗鼓地宣称要推行金汇兑本位制，可惜总长位置还没坐热便下了台。后来曹汝霖继任财长，也曾颁布了一个《金券条例》，但由于时局不稳，最后都不了了之。
民国初年，也有商人自发地提出“废除银两、改用银元”的主张，但此举遭到了银钱业的一致反对，因为银钱业可以通过兑换银两、银元等赚取利润，一旦“废两改银”，必将使得他们失去这块业务。而按当时的兑换率，每百枚银元一般可兑白银七十二两左右（最低只有六十八两），这中间的上下波动，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譬如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因为抗敌需要，银元短缺，导致兑换率飙升为每百元可兑银两七十四两，因为囤积银元有利可图，所以国内外大量的银元在短时期内迅速流入上海。但后来因为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时局趋于平稳，加上银元过多，导致兑换率暴跌为每百元兑换银两七十两，那些银元持有者始料未及，大为亏损。由此，“废两改银”的呼声也日益得到了舆论的支持。
在经过财政部的调研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宣布“废两改元”方案，其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废除银两，采用银元，今后的贸易、票据、契约等一律使用银元结算；二是由中央统一铸造新银币作为固定主币，但在一定时期，旧铸银元仍可照旧使用。新银元是按照旧银元的成色来铸造的，每块含银88％，含铜12％，每元兑换银两七钱十五分，原银两的持有者可要求代铸或者直接去银行换取新银元。
由此，沿袭了近四百多年的银两制便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规格重量及成色基本统一的银元成为流通的主要货币，这使得之前通货种类被大大简化，混乱状况为之改观。不过，国民政府实行币值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推行法币并最终走向纸币时代。
事实上，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的时机并不是最好，因为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如英、德、日、美等国都先后放弃金本位，以通过实行货币贬值的政策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达到倾销国内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目的。从历史上来看，19世纪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银本位，但在20世纪初，各国又纷纷放弃了银本位而改行金本位。在1930年的世界大国中，除了中国、墨西哥和西班牙仍旧在实行银本位外，其他国家的白银都成为了普通的商品。
这里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使用银元作为主币的中国货币体系必然会因为世界银价的涨跌而不稳定。作为当时最大的用银国，中国每年的银产量并不高，一旦国家银价浮动过于剧烈，势必严重影响到本国的币值稳定和整个经济运行。比如1928年前的十年间，国际银价较为平稳，但在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银价连续四年下跌，各国在华银行纷纷购入白银进行投机，数额接近3亿元之多。
美国在1933年放弃金本位后，随后颁布了《银购入法》和《白银法案》，其目的便是通过白银国有、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的方法来提高银价，操纵世界白银市场。美国此举，表面上是为了取悦于国内的银矿资本家，实质上是通过提高银价的办法来刺激白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以助于向这些国家倾销美国的剩余产品，缓解本国的经济危机。正如美国总统胡佛说的，“中国和印度的购买力是取决于白银价格的，它们现在已经蒙受影响了”。
美国这种自私自利的做法，即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白银风潮”，也给中国的经济和币制改革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由于美国大量收购白银，世界银价随之迅速飙升，在各大金融中心，伦敦银价从每盎司20便士急拉到33便士，而纽约的银价也从45美分上升到74美分，一度还突破了80美分，几近翻倍。
由于伦敦与纽约的银价大大超过了中国国内的价格，这不但使得那些在华的外国银行将它们存储的白银运到国外出售，也使得一些洋行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搜集银两甚至通过走私来赚取之间的暴利。在短短的几个月间，在华的外国银行存银储备已经由2亿多元锐减到不足2000万元，成为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白银大量外流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廷内部的一些官员便意识到鸦片贸易而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最后引发国内通货紧缩，到时候连军饷都发不出来。而这次因美国“白银法案”而引发的白银外流更是来势凶猛，尽管白银提高了中国的购买力，但更严重的后果却是因为白银不断外流而引发通货紧缩（银元不断流出国外），各大银行银根收紧，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放贷，其结果又引发了连锁反应：工商企业因得不到贷款而资金周转困难，无法扩大或者正常生产经营，由此又导致大量工人、职员失业，因为消费能力被削弱，市场上物价暴跌，结果又导致大批工商企业无利可图，大量破产倒闭。据统计，仅1935年的中秋节前后，上海商号便有166家关门歇业。
在美国的《白银法案》讨论之时，中国的银行公会就致函美方表示反对，但美国政府对此置于不顾。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后，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甚至顾不上正常的外交程序而直接向罗斯福总统呼吁，希望美国在购入大数额的白银时事先告知中国，以便中国能够做出反应。在《白银法案》实行三个月后，中国驻美国大使施肇基曾愤慨地说：“中国为银本位国家，美国白银购买法案使中国遭受货币紧缩、经济损失、白银巨量流出，令人震惊……中国为避免损失计，不应单独维持银本位制度，故已考虑逐渐采用金本位制度。”
在种种交涉最后都归于无效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只好自行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以设法阻止疯狂的白银外流。1934年10月，中国宣布开征10％的白银出口税以及根据世界银价波动而确定的平衡税，以拦阻或减少白银的流出。但是，在征收白银重税之后，尽管正常的出口减少了，但因为国际银价仍旧在不断上涨，通过走私甚至有些国家利用军舰运送白银出口的情况仍旧屡屡发生。据粗略估计，1935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仍有1.5亿元到2.3亿元之巨。
话说回来，美国这个“提高银价，以提高银本位国家人民购买力”的《白银法案》，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游戏。事实上，它使美国政府花费了15亿美元的代价，但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而作为一个严重的副产品，则是引发了中国的一场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美国的《白银法案》简直就是一场飞来横祸。
制造金融灾难的还不仅仅是美国，日本更是在其中大行其事。当时有很多日本人，还有一些被收买的奸商，在全国各地大肆搜集银元，不管是鹰元还是龙元，或是新发行的银元，甚至各省造的一些杂币，通通在搜集之列，然后统一运出。在华北，日本浪人更是肆无忌惮地大规模武装走私白银。当时的银元对于金融好比是血液对于人体，而日本人就在一天复一天地做着抽血的工作，经济战之激烈，可见一斑。
白银的大量外流，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银本位制的基础。事实很清楚，1934年那场白银风潮的根源，在于白银在国际市场是一般商品，在中国则是通货，当国际银价跌落时，白银涌入中国；当国际银价上涨时，白银就会大量外流，这是世界经济的规律，也是无法阻挡的。一旦国际银价被他国恶意操纵，白银无序地大量流入和流出，势必给银本位国家造成金融及经济上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只有加紧实施币制改革，才能切断国际市场上银价涨落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影响。
在稳定银价无望的情况下，中国加快了币制改革的步伐。由于英国当时的在华贸易额是美国的6倍，中国的经济混乱势必影响到英国的利益，因而国民政府转而向英国求援。1935年8月，英国派出首席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其任务就是为国民政府策划币制改革。美国在听说英国参予其事后也不甘落后，随后便推荐总统经济顾问杨格前来以备咨询，而国民政府对英美两国都表示欢迎。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亲英美的外交政策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和30年代中国面临的危局有很大的关系。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的野心昭然若揭，从东北到热河、察哈尔，接着又觊觎上海和华北，可谓是步步进逼，其“亡我中华之心”不死，大举侵华也只是迟早的事。因此，国民政府在币制问题上不但要考虑接近英美，而且要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战场上较量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持久的战争更是对经济的严峻考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币制改革的成功与否，既是防备日本侵略的战略需要，也是打赢未来战争的关键。
回顾晚清以来的近百年历史，中国之所以被外敌屡屡侵犯而无还手之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中央政府缺乏现代财政与经济的运作能力，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效地调集全国的力量（包括资金与物资），以至于大国力量无法充分展示出来，这才使得中国虽为泱泱大国，但在战争中总是被动挨打（譬如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各方面力量并不比日本差）。
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数月后，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发布《关于币制改革紧急命令》，宣布实行法币政策。法币政策的主要内容是：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合称“四大行”）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今后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现在流通的银元、银两等，均可通过银行按比例换取法币。
在宣布实行法币后，中国事实上是放弃了银本位，币值也不再受世界银价的涨落而变化，但中国人有着几百年使用银制货币的历史，一时间还难以适应（中国人对纸币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并不愿意用手里的银元去兑换法币，而是将它们窖藏起来。除了传统观念之外，民众不愿意兑换法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法币发行之初，其规定是银元兑换法币一元，但由于国内的银价是受控的，其只相当于当时国际银价的60％，民众觉得吃亏。
直到后来，当局强令各大中小银行、钱庄、银楼及其银制品企业或者商铺将存储的银币、银锭、银条、银块等集中兑换成法币，在搜集到一定的白银后，拿到国际市场上集中抛售换取外汇，以促使国际银价下跌，民众兑换法币的意愿才有所增强。在银元的收兑进展不顺利的时候，国民政府出了一个妙招，那就是通过发行新辅大量收进了原有的旧辅币银角子，这下歪打正着，收兑了不少白银。
原来，之前各省发行了大量的辅币银角子，数额虽少但量很大，因为日常生活中使用银元的机会并不是太多，而国民政府当时铸造的新辅币是镍币和铜币，其中虽然不含任何银的成分，但样子很好看也很精致，加上辅币要经常使用，因而民众纷纷前去兑换，这样就增加了意想不到的白银储备。当时日本人因为专门搜集银元而忽略了辅币银角子，很是失策。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后，国民政府总共收兑了5亿盎司的白银，这也成为法币发行的主要准备金。
除了使用白银作为准备金外，国民政府还通过法币向英镑挂钩及其向美国出售白银以换取美元外汇的方式稳固新币制，而这也是英美所乐意看到的，因为如此一来，英国和美国同中国发展贸易就更加便利了。但强邻日本就不一样了，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让中国充当他们的附庸，因而对中国的币制改革特别是英美参与其间深恶痛绝。日本心里很明白，一旦中国的货币同英美挂上钩，势必影响到日本的在华利益，增加其控制或者侵华的阻力，这是日本所不愿意看见的。日本多次公开表示，中国的币制改革是“对日本的公开挑战”，“不与新货币合作”，“断然反对”，日本军部也恶狠狠地说，“帝国对此不能漠视！”
事实上，日本非但在背地里偷偷地将中国的白银走私出口，还使用武力不准华北的白银南运（当时日本已经在华北搞“特殊化”，作为侵略的前奏），以尽可能地破坏中国的法币推行。但是，因为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牵制，日本终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进程。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说，日本于1937年提前发动侵华战争，很可能是对中国因币制改革成功而迅速崛起的前景深感不安。
不可否认，在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之后，国内因通货紧缩而造成的经济顽症很快得到改观，国内物价也开始出现平稳回升，各行业生产趋向好转。当时报刊报道说：“币制改革后，因农村经济之复苏，农民购买力之恢复，国内各种新兴工业，俱能转危为安，重趋光明，尤以纺织业为最。……其他如化学、造纸、制糖、树胶等工业，亦莫不渐次恢复、发展。”
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一举结束了数百年来的货币混乱状况并实现了中国币制的统一，这也符合当时的世界潮流及中国未来发展的需要。另外，大规模地收兑白银等贵重金属，对之后的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因为这些硬通货可以用来购买外国的军火及物资。换句话说，国民政府通过法币收兑了民众及企业商团所持有的白银和银元，实际上是一种强有力的资金集中手段，也是历代政府所不具有的优势，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用全民族的经济力量去抗击日本侵略者。因此，法币改革的成功对中国抗战胜利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国民党通过发行法币改革，为之后滥发纸币提供了方便条件并进而导致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国民财富迅速缩水，这也是所有不负责任的政府的共性。滥用纸币的发行权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民众的一种抢劫，而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更是在世界金融史上留下了罕见的反面教材。由此，银两和银币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时期再度活跃起来，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毕竟，黄金白银始终是黄金白银，它们的魅力比纸币可要闪耀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