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三十四年底（1909年初），袁世凯被朝廷赶回河南时，正好五十岁。

    宦游三十载，且年已半百，因功高震主被黜，囫囵着身子回籍，换个人来说，这结局也算不错了。但对袁项城来说，却极难忍受。三年前，他曾和满臣铁良以观操大臣身份入住彰德府，主持中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彰德秋操。三万三千多官兵的金戈铁马，连天接日的动地炮声，令他这个新建陆军的创建者何其骄傲！万不料，半生公忠体国，处处小心谨慎，只因老太后过世，他竟被当政的清朝皇族少年们给废了！

    伫立洹河边，他愤然赋诗发问：

    只有汩汩河水在为他叹息。没人给他回答。

    其时的背景恕我再唠叨一遍。

    没有生育能力的载湉（光绪帝）病死后，气息奄奄的慈禧太后便指定醇亲王载沣（载湉之弟）的三岁的长子溥仪继位，载沣摄政。不出一天，慈禧老太太也一命呜呼。皇帝与太后仅隔一天相继过世，自然使皇室内外弥漫起种种可怕的猜测。有人说是垂危的“老佛爷”或袁世凯通过大太监李连英毒死了先皇帝，因为他们怕光绪爷掌握实权后要报戊戌年间的深仇大恨；更有人传言，隆裕皇后在整理光绪爷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必杀袁世凯”的先帝遗墨！所以，载沣一上台就欲斫袁颅以祭亡兄。幸有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反问了一句：“杀袁世凯不难，不过，若北洋军造起反来怎么办？”这是载沣之子宣统皇帝成为共和国平民溥仪时告诉我们的故事。另一位军机大臣张之洞也不赞成于先皇帝升天的非常时期诛杀大臣，宅心仁厚的载沣才放下屠刀。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1909年1月），摄政王即以宣统皇帝名义颁谕旨：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袁世凯侥幸活了下来，被撤销一切职务，而且要马上离开京城回老家去，原因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

    说他有“足疾”并非毫无由来，因为袁世凯的确曾崴过脚且一直没好利落。那是上一年他过五十大寿（古人过虚岁），因场面过大收礼太多而被御史江春霖奏了一本，慈禧太后召见他，“饱受懿训严斥”，以致他谢罪出宫时，“惊惶失足，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他给正妻于夫人的家书如此写道。

    现在，人家二十七岁的摄政王就拿他的这个无关紧要的毛病“说事儿”了。不是朝廷不用你，是你连路都走不成了，才让你回家“歇菜”吧——官场上的文字游戏玩儿得真让人哭笑不得！

    他被淘汰了。“回籍养疴”？实不能回原籍了！因为生母遭冷遇的缘故，项城老家他发誓不回去了。好在，彰德秋操时，他在安阳住过五六天，知道安阳城北门外的一处天津大盐商何某的旧别墅要卖，回京后，他便让袁克定买了下来，以备晚年养老时居住。此次遽然遭贬，修建不及，他便带众多家人与下人到彰德府南边的卫辉府住下。三个月后，袁克定主持重修洹上村竣工，选了个吉日，他才搬了进来。

    二百亩地，是多大的面积？十三万三千多平方米啊！这么大的洹上村里，自然有足够多的房子了——每个妻妾及子女都有一座单独的院落，每个院落里有二十多间房舍。正中，当然是主人的住处，堂号为“养寿堂”，对了，这座占地面积超大的庄园也有了新名，叫“养寿园”，堂号和村名都得自上一年他五十大寿（虚龄）时慈禧太后的赐字“养寿”。

    他将“养寿园”的横匾高悬于村门外，并把自己与接来一同养老的兄长——因病挂职而归的前徐州道台袁世廉的垂钓的照片送往上海的报馆刊发。他以这种方式转告朝廷，自己已经安心“回籍养疴”，照片不过是“吾将老死泉林决不重出江湖”的软性广告。读到这些信息，朝廷就不会死盯着自己了。

    他是从摄政的醇亲王的杀机下逃出来的。他惊魂未定地跑回河南，只是为了避杀身之祸。避祸的人只能随遇而安。后来人们每每说起袁氏退回洹上村是“窥测方向，以图东山再起”，这实在太抬举他了，似乎他未卜先知。

    回到这洹水河边的老袁，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朝廷赐死或谋害——在封建时代，下野的显宦又被追杀的事例多得就像这洹河岸上的树，他哪还有什么韬晦之闲心？至于后来，国内形势骤变，各方不得不将目光盯上了蜗居此地的袁世凯，正所谓天下归心，舍袁其谁了，他才重抖精神，频繁会客，密设的电报房也越来越热地滴答着他的不满和计谋。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是啊，袁世凯到底不是蛤蟆精（当时满京城都传说其父在他出生时梦见过一只硕大的癞蛤蟆），只能看懂眼前却看不透未来。他哪知道有朝一日命运之神又起用了他，而且，一举升天。就像是一条被晾在旱地里过久的苍龙，正在奄奄等死时，却极为意外地遇上了一场瓢泼大雨。

    这场豪雨就是南方的革命党人于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发动的武装反叛。

    武昌首义，南方各省响应，一时间，风雨飘摇。驻防各地的满清的八旗、绿营兵勇们早已毫无战斗力，而精锐的北洋军却全掌握在袁的旧部手里。气数将尽的满清朝廷迫不得已，只得厚着老脸请出被轰回老家的袁世凯。

    那些年轻的爱新觉罗亲王们先是让袁世凯出任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哪知，这个从来不开玩笑的河南老头儿竟然大大地幽默了一把——他给朝廷覆奏，说：我不是“步履维艰”吗？你们怎么忘了？而且，回豫省这两年，毛病越来越多了！

    朝廷无奈老袁何，只得一再加码，委任袁为钦差大臣兼湖广总督，节制全线所有水陆军，即前敌总司令。袁氏这才动身南下。火车奔驶，直至孝感站才停下来。老袁的专列成了前线指挥所。11月30日，大帅到岗，似在应验北洋军“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一说，冯国璋军长指挥的大军迅即击溃湖北叛军（革命军）的抵抗，第二天就杀进了汉口。

    就在政府军攻克汉口那一天，袁氏被授予内阁总理大臣之职。谁也没想到，只在前线指挥所待了一天的袁总司令，突然就成了一人之下、四万万人之上的袁相国！

    载沣也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先把整个国家的军政大权都让给了他，最后，干脆连自家的王朝也让给了他。

    对一条复苏了的龙来说，漳洹实在太浅了啊！

    今我来思，也在洹河岸上问：我是否把这条蓄纳了沿岸太多的脏水的大河看得太浅？

    老袁在世时，没有人小觑他。

    试想，在那个风云际会、龙争虎斗、群雄竞起的纷乱时代，一个屡屡失意于科考的落魄举子，一个默默奉献于军营的下级官员，能力争上游，赢得时代的认可，并成为收拾江山第一人，何其不易！

    在本朝享有至尊荣誉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大人垂死时，据官场传说，曾说过这样的话：“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须知，那个翘着白胡子的合肥老头儿可不是会轻易看得上别人的。

    湖北武昌的兵变爆发后，清政府知道，唯有“回籍养疴”两年多的袁世凯方能剿灭革命党人。而影响着中国政局的外国势力也把眼光盯到了安阳，东交民巷里传出的消息更干脆：“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均表示愿意看到袁氏出来掌权。”

    奇怪的是，最先“闹革命”的湖北革命军政府，竟然也把袁当成推翻清廷的第一人选。军政府首领黎元洪甚至许诺：只要你袁大哥回到革命路线上来，未来的国家一把手就是你的啦！

    有黎致袁信为证：

    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

    南方各独立省推举的代行大元帅黄兴，则通过在北京内阁当局长的同乡杨度转告老袁：

    （只要袁）与民军一致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则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那会儿，南方还没想好未来的中华民国元首的具体名称，所以，黄兴就写了个“大统领”。

    其他的革命党人也致电洹上村，称只要袁“回旗北上，犁扫虏廷”，则“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是望”。

    更让今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孙中山在接到袁的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大喜过望，竟然对袁说出如此“刺耳”的颂语来：

    文（孙自称，下同）以菲材，辱膺国民推戴，受任以来，拮据张惶，力不副愿。……幸得清帝逊位，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文徒何功？过蒙奖誉，曷胜愧汗。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艰，非公莫办。谨虚左位，以俟明哲，曷胜伫立，翘望之至！

    把他捧得多高！

    而南方的革命党和立宪派说话算数，在此后的民国首任大总统选举中，代表全国十七个省的十七位议员们，所有的票上都写着一个名字：袁世凯。要知道，这是连孙中山也未曾享过的一致首肯——先前选举临时大总统时，禀性各异的各省议员们就只让“国父”得了十六票，另一票有人投给了黄兴。

    所以，民国元年（1912年）2月15日，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在大总统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当即致电远在北京的袁世凯：

    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民国成立后，孙文与黄兴两位革命党首领应袁世凯之邀，先后抵达北京与之共商国是，这是近代中国三巨头的第一次相见。多次密谈后，孙文的感慨是：“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黄兴见过袁后，也对党内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这和前清李鸿章的遗言“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有什么两样？

    后来，国民党人称孙氏不做民国大总统是出于革命家的博大胸襟与谦让精神，而实际上，孙氏既没有把握坐稳江山，各省代表们也不会把票都投给他。不然，他哪会牺牲自己和同志们浴血奋斗多年争来的胜果，而让一个前清的备受争议的人物去独享？

    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这是孙文当时的说法，虽内蕴激励袁氏的含意，但又何尝不是孙氏政治观点的坦白？从来没在体制内待过的人，遽然上岗，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这是谁也不敢打保票的事啊！于是乎，孙氏就由衷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既然中华民国的开国领袖都这样讲了，你能说这漳洹水既浅薄又粗俗吗？

    看来，满天下传闻是老袁曾出卖了谭嗣同，捎带着也出卖了“旷代之圣主”光绪皇帝，但他的声誉在当时并未受太大的损失；而且，尽管他悍然称帝得罪了天下人，但以他的侧面头像为标志的民国货币——银圆（俗称“袁大头”）却一直使用到他死后的好多年。中国人不光在货币流通上需要他。

    北洋军阀集团只是在这个首领死了之后，才分化了，而且被人分化成以籍贯划线的“系”，即安徽籍的段祺瑞的皖系，直隶籍的冯国璋、曹锟的直系，乃至外围的奉天（今辽宁）籍的张作霖的奉系，此三“系”相继成为袁世凯身后的北京政权的统治势力。

    极为巧合的是，各系独霸北京政府的时间竟和袁世凯秉政的时间完全一样，各领风骚整四年——

    袁氏：1912年4月～1916年6月。

    皖系：1916年6月～1920年7月。

    直系：1920年7月～1924年10月。

    奉系：1924年11月～1928年6月。

    袁世凯之后，他的军阀小兄弟们明争暗斗为的是权力，轮流执政凭的是武力。他们脾气不同政见不同手段不同，但自始至终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即他们谁也不能不高举着袁世凯的思想旗帜。尽管他们也知道老袁晚年犯糊涂得罪了天下人，但其统御天下的思想和手段却是继任者们离不了的宝贵遗产。他们自愧弗如，他们一脉相承。

    就在北洋政府眼皮子底下，著名的北大教授陈西滢先生在《现代评论》上直言不讳地写过对老袁、孙中山和其他军阀们的评价：

    民国以来，有实力的，只有袁世凯雄才大略，是个了不得的人才。中山先生是新世纪（即未来时代——笔者注）的政治家，现在的中国实在也配不上有他。所以限于实力，什么也行不通。其余的军阀，都是时势造成的草包，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他们完全是政客的傀儡，弄得身败名裂还不知道什么一回事。

    多变的冯玉祥自认为不是草包，所以就对先大总统颇不客气，在独揽了河南省军政大权之后，就下令将“袁氏逆产”全部没收，其洹上村成了安阳高级中学，部分袁氏珍宝和家具被他下令拉到了开封的省政府里陈列和使用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将该校改称河南省第二高级中学。抗战初期，有人趁兵荒马乱之际哄抢了洹上村。日本人占领安阳后，在附近建机场，又伐掉了袁林的不少大树，拆除了袁家的不少建筑材料。抗战结束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展开了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河南安阳一带乃“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的必争之地，战火无情，最终把这个中西合璧的豪华建筑群炸成一地残砖碎瓦。

    洹上村没了，只有瑟缩于洹河上的袁林孤零零地留在中原大地上，任流年慢慢剥蚀，几近被世界遗忘。

    袁氏一生，骂名累累，而最为国人所诟病的，就是他竟然批准与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我一直跟着人们骂，但从未自己解读过当时的文字。直到有一天，读到当事人曹汝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后，才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干脆说吧，即“卖国贼”并非无缘无故而“卖”；而且，我还新知道一点，就是人们辈辈指责的“二十一条”并没悉数签订，最丧权辱国的第五号各条，均未签。

    援引曹氏的话，可知一二：

    世人不察，混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关于当时的背景不可不交代：

    民国三年（1914年），德与英、法在欧洲交火，中国宣布中立。日本人正想在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便瞄上了德人在远东的租借地青岛，与英国人联手出兵山东，向青岛的德军宣战。德国无暇东顾，日本如愿战胜。但日本人却在我的家乡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赖着不走。袁命人与日本人交涉从山东退兵事，日本人反向袁出示了一个极不平等的《觉书》（外交文件），有五号（项）共二十一条款，故时称“二十一条”。无耻的日本人瞅准了时机——英、法、德、意、奥、比和美国这些有实力的世界强国正忙于在遥远的欧洲大战，一时谁也顾不上东方，而虚弱的中国自身又定然打不过日本，所以，他们趁虚而入。

    曹汝霖时任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副部长），因参加此项条约的谈判而一生都被“亲日派”和“卖国贼”的恶谥死死压着，“五四”那天怒不可遏的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他的家。该“贼”居然一直活到了1966年！

    他生前在美国发表的《我与廿一条》是这样记述的：

    （1915年春）日置公使（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

    本应向外交部递交的文书，却要当面交给驻在国总统，且敢令其“速令裁决施行”，可见日本人对我国之蔑视。

    对如此无礼之倭国使节，袁世凯早就在朝鲜见过，所以，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

    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

    翌晨，总统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曹自称）四人到府（总统府）。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商议！”

    日本人提出的《觉书》到底都有哪些条件呢？曹氏云：

    揣日本此次所提之廿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随其所欲，直可亡国。

    难怪袁世凯忿忿地在日本人留下的《觉书》上批注：“荒唐荒唐”、“实堪痛恨”！

    遵照大总统的指示，外交部正、次部长与日本公使等举行谈判，从冬谈到春，前后三十多次会议，谈判殊为艰难。曹氏的回忆文章中屡屡出现这类记载：“彼此辩论很久，直至散会，没有解决”，“会议多次，各执一辞，终未获解决”，“争到舌敝唇焦”，“遂于不欢中散会”等等。

    为让国际社会与本国民众知道日本人的亡华野心，精明的老袁借其英籍顾问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之口透露了中日正在秘密交涉的消息。此招儿果然奏效，列强使节们立即奉命发表声明：严重关注中日谈判。国内民众的抗议风暴更是平地而起，强烈反对日本逼迫我国签订“二十一条”。

    老袁再一次用他习惯且奏效的“拖延战术”，欲把日本政府的强盗胃口拖小——清季洹上村复出时，他就曾密电统兵南下平叛的冯国璋：慢慢走，等等看。拖的结果就是国家避免了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内战，南北和解，清廷垮了。

    然而，从来弱国无外交。这一次，袁氏的拖延战术不灵了——5月7日下午，日方突然向我政府提交了最后通牒，要中方必须于两日内接受除第五项条款之外的其余几条：

    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

    此前，日本已经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战争迫在眉睫！

    高压之下，袁世凯召集副总统以下的政府要人开会。老袁问段祺瑞：“中日交战，有无把握？”性情刚烈的段将军，此前曾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此番却只能实事求是地禀报：“三日即亡。”其余各位皆默不作声。外交总长陆徵祥迟到，因为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方才找他，要他务必传话给袁大总统，以他在中国四十年、与袁三十年的交情，特来劝中国忍辱接受日本人的通牒。陆总长说，这位当年掩护过康有为成功逃离京城的英国老外交官甚至声泪俱下，要中国忍气吞声，待十年后再与日本一较高下。

    事已至此，袁世凯流泪了，他只能衔恨宣布：

    （日本）现在即已撤回（第五项）。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朱尔典）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

    这番痛切的表示，让我看到了一个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袁世凯。

    根据大总统的指示，外交部发布中日交涉之经过，详述日本国对我之种种压迫乃至发来最后通牒之过程，公报最后表明：

    此次交涉相持至三月有余之久，正式不正式会议至数十次之多，中国政府期期以争者，实只限于有碍中国主权之独立、领土之完全，以及与条约及各国机会均等主义相冲突之条款。

    ……不幸日本政府仍不惜取最后手段以相胁迫，此则中国政府所深为可惜者也！

    老袁能不大感耻辱？从青年时代驻守朝鲜，到人生暮年主政中国，他一直在日本人的欺凌之下生存。没有一个大丈夫愿如此苟活，况且是一个大国的最高领导人！

    果然，批准签约后，袁氏向各级文武长官颁发了《大总统密谕》，他晃动着过早花白的头颅颇为动情地告诫各地属下：

    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鉥心神（刿，音同“贵”，伤、割。鉥，音同“术”，长针。穷思苦索之意），力图振作。傥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

    予（袁自称）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致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予为此奇痛之言者，万不愿予言之竟中！诚以存亡呼吸，断非予一手足之力所可转旋。

    持危扶颠，端资群策。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漠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发墨针肓，期有起色。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协办程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死生以之。

    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称意气，空言谩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语，古意为帝王经常思危忧国）。惟知亡，庶可不亡！

    此外，他还授人写就《中日交涉失败史》，印行五万册，秘存于正处于日本人占据之下的山东境内的一所监狱里。藏之鲁境，无异埋下仇恨的种子。

    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曾回忆，当时，大总统咬牙切齿地说：终有一天我们翻身，会将此书公开发行！

    掩卷沉思，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即最应该对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袁世凯，哪有什么卖国之动机？若要亲日卖国，早在山高皇帝远的驻朝时期即可大卖特卖，何苦等成为一国之主后再倒手？他死前写下的最后一纸，竟是自题的一副耐人寻味的挽联：

    他认为，自己死了，日本就会少了一个大敌。你看，他给自己的定位与后人对他的定位实在差得太远。

    不过，有道是“翻案不得人心”，故老袁再发牢骚也没用，他和他的部下曹汝霖等参与过谈判的外交官们还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卖国贼”。没人愿意听他们的唠叨，沾在他们花白胡子上的那几滴可怜的老泪早就让世人的唾沫给淹没了。

    书读多了真是麻烦！就如走在草深林茂的山上，突遇多条小径一般，一时不知哪条才是正道，倒不如一直走在前人踩实的大路上，只管跟着走到底就是了。读书多了，就再不愿老是遵从别人踏过的路前行，有时难免想冒一点险另辟蹊径，哪怕是条死路，但独自发现尽头的不同别处的风景又有何不可？书读多了，思想之脚就往往不老实。

    说到袁世凯吧，就不再跟着别人一味地骂他从小坏到老、从头坏到脚。依我之见，袁世凯该骂的，还不是他在戊戌变法时的告密（已被证实系“有罪推定”），更不是他对山东境内的义和拳运动的无情镇压，也不是他的妻妾成群、家资万贯、生活腐化、儿子不肖，甚至也不是以不太光彩的手段当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民选大总统。至于当年众口铄金的袁氏主谋刺杀宋教仁案，近年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质疑：袁与宋案并无关系。

    他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历史罪人的是，他当上国家元首之后，因一己私欲而阻碍了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他用收买与武力的交叉手段扼制着襁褓中的民主制度，取消党派，解散国会，钳制言论，终至悍然恢复帝制，从而使近代中国的民主政治之旅一上路就崎岖艰履，阴谋政治却大行其道。始作俑者，罪责难逃！

    离开袁林时，正遇几位壮汉在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的指挥下，往西廊房里挪一尊半人多高的石菩萨像。粗绳网住这尊新出土的不知哪朝哪代的文物，它却永远神情恬和，不管你把它挪到哪里。它似乎知道已身不由己。

    抬头看檐下，才知这排廊房是“安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跟进去一看，除了甲骨文之外的历代文物还真不少呢！

    靠墙一溜全是神像，刚刚请进来的菩萨将被塞进其中的一个空当里。

    肌肉结实的农民们在不大的空间，随着一人喊着：“南边的走！”“北边的走！”的奇特的号子，左右扭着，生生把这尊沉重的昔日神像挪到了想安置的地方。

    屋里展示最多的当然是袁氏的图片。

    有一幅很眼熟的照片被放大了挂在墙上，是落魄的袁世凯与其兄袁世廉在船上戴笠披蓑垂钓的写真。这是最典型的一幅表明自己无意于政治的闲云野鹤照。

    照片下面有袁的题诗二首：

    身世萧然百不愁，烟蓑雨笠一渔舟。

    钓丝终日牵红蓼，好友同盟只白鸥。

    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

    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这诗写得真不错！若出自别人笔下，或可成为传诵至今的近代佳句，可惜竟是袁氏所赋！

    然而，不是胸负兵甲、蔑视王侯的大丈夫，又焉能写下这般铿锵作响的律诗？

    在“南边的走！”“北边的走！”的号子声中，咂摸着这首诗，我不知这尊早被定位了的北洋时代第一石像，是否会如同那位无奈的菩萨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再被后人挪动位置。

    一时竟忘了身置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