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相比，合肥是个小地方。清末安徽省会是安庆。合肥只是庐州府治所在的县。

    不过，生长于小地方的人中并不一定就没有“人精”问世。在黎民匍匐的平川上，偶尔也会冒出个超凡脱俗的山头来，他们似乎把本土的前后多少代的运气都独占了。一旦风云际会，天空在他们头顶晴了一刻，他们立时就会绿意盎然，招风揽雨，成为影响半壁江山气候的巨峰。

    北洋时代，这样的山头还真有几个——当过大总统的直系军人首领曹锟，早年是津门的布贩子；当过陆海军大元帅的奉系老大张作霖，原先是辽宁海城县的乡间兽医，后来给土匪钉马掌钉上了瘾，干脆也落草成了“胡子”；山东蓬莱的秀才吴佩孚，从军前曾是沦落北京街头的算命先生；当过国务总理的另一位山东籍军阀靳云鹏，小时候曾跟随母亲沿街叫卖煎饼……

    数数这几座北洋时代的山头即可窥知，那个时代，看重的是个人能力而不是家庭出身。

    与上面提到的那几位北洋大佬相比，段祺瑞的出身要光荣一些，他是正宗的将门之后，其祖父乃前清正二品的总兵。

    《合肥段氏族谱》上说，段家系明代自江西饶州迁至安徽的。但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却听父亲说，段家是清道光年间才从饶州到安徽的。段女士对其父的种种回忆，是我从合肥市政协的文史专家戴健兄那儿听来的。因工作关系，戴健曾于段女士生前到上海采访过她。

    段氏落户皖省后，世代以农耕为生。到了段祺瑞祖父段佩这儿，命运发生了改变，段家由寻常而显赫。附近大潜山好汉刘铭传，贩卖私盐兼打家劫舍，日子过得快活。段佩看得眼热，便入刘氏团伙，在保家卫乡的同时，也干过杀人越货的勾当。太平军汹汹北上荡涤皖省时，刘铭传响应国家号召大办团练，借机洗白个人及属下的历史污点，段佩随之成为一名“基干民兵”。同治元年（1862年），刘铭传的准军事部队被回省招募子弟兵的合肥籍李鸿章编入淮军，段佩也由此成为国家正规军“铭字营”里的一名中级军官，常年在外征战。

    同治四年二月初九（1865年3月6日），段家添丁，启字辈的启瑞出生。其时，祸及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王朝在安徽人（淮军）的不懈击打下刚刚崩塌，而捻军尚在被追剿中。平乱尚未成功，段佩仍在营中。

    因段佩曾跟刘铭传杀死过本地刘枬、刘枢两个土豪，其子段从文（段祺瑞之父）为避仇家报复，遂迁徙至邻县寿州定居，时段启瑞方四岁。翌年，已是“铭军”直属马队三营统领的段佩衣锦还乡探亲访友，段家不再惧怕刘家，便又迁回肥西县，在大东郢置地建房，并购田产百余亩。段家从老实巴交的农户一举成为靠出租耕地为业的地主。

    段启瑞没遗传父亲的软弱性格，倒是继承了祖父的刚烈尚武的基因，自幼便向往戎马报国兼富家的生涯。七岁那年，他便被爷爷接到苏北宿迁营房，并在附近村里始读私塾。未来的结发妻子吴氏，也是那会儿爷爷看好的，是宿迁一位举人的闺女。然而，十四岁那年，已是提督衔记名总兵的祖父猝然病故。他只得中断学业，扶柩回籍。六百里路辛酸泪，少年初识愁滋味。

    回乡后，他把名字改成了“祺瑞”。祺者，吉祥也。段氏希望吉祥罩运之意不言而喻。

    改名却并没带来吉祥，失去将军的将军府，家道倏然中落。而段从文也够窝囊的，坐拥百余亩良田，竟使日子越过越差，后来连段祺瑞在附近村里续读私塾的“束脩”也拿不出了！于是，断了科考念想的段祺瑞只好另觅出路。十六岁那年，他怀揣一块银圆，步行了两千华里赶到山东威海，投奔在那里当管带（营长）的族叔段从德，当了一名“补营哨书”。在传统社会，从军是一个没能踏上科考之路的将门之后的唯一选择。

    数算一下，段祺瑞在合肥前后总共才住了四年，且是童蒙时代，但却一辈子被人称作了“合肥”。其实，合肥并没给他带来太多的欢乐。

    就在段祺瑞到山东威海当兵的第二年，父亲千里迢迢去探营。万不料，段从文带着儿子节省下来的银两返乡途中，就在离家乡只剩几十里路程的时候，夜间，两个同伴起了歹意，将他害死，把他藏在腰带里的银两洗劫一空！段祺瑞闻噩耗痛不欲生，欲请假回乡报案并料理后事，却没被上司批准（晚清的军纪显然比我们想象的严，即令有当官的叔叔也不管用）。他只好驰函合肥知县，恳请缉凶正法。母亲范氏在凶犯落案被正法后不久，便扔下十几岁的女儿启英和两个不到十岁的儿子启辅、启勋忧悒而殁，在亡夫去世半年后与之相会于黄泉之下。这一次，上司终于准假让段祺瑞回籍发丧了。半年之内，父母双双死于非命，骨肉同胞寄养人家，试想，血气方刚的段祺瑞该怎样地悲愤与苦恼！

    假满后，十七岁的段祺瑞返回威海营中。

    到了这会儿，就该说说“李合肥”李鸿章了。

    近百年，中国有两位“合肥”权重一时，而且，都在生前和身后被骂为“卖国贼”。“李合肥”比“段合肥”大四十二岁，是爷爷辈的乡贤。出自同一片土地，同为一代人雄，同样风光了大半辈子，却又同在国难当头之际含恨而终，真是殊途同归。

    若论文化素养与治国才略，段合肥面对李合肥不知要自惭多少回！因为李鸿章乃久负清誉的乡间大才子、京城名翰林，更是大清国的中兴之名臣、国家之栋梁，充满政治智慧且深谙为官之道，生前把能得到的政治待遇全得到了，如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一等肃毅侯等等，乃有清一代至尊至崇的汉臣；而段祺瑞则是个不擅言辞且不喜文墨的赳赳武夫，性情刚直意志坚定但却缺少圆通韧性，这对一个身置乱世且对手往往不按套路出牌的政治家来说，或许是致命的人格缺陷。

    段合肥对李合肥的感戴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后来的治国者，段祺瑞深知，若不是当年李中堂帮清廷设计出“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并身体力行苦撑危局，列强或可吞掉中国更多的领土和利益；身为淮军这一既得利益集团的末梢成员，段祺瑞心里当然清楚：若不是李大人回籍组建淮军并带领子弟兵东西征战，也就不会有他段家的出人头地。

    李鸿章对段祺瑞的直接影响，是在小段从军四年之后——正是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任上创办了天津武备学堂（亦称北洋武备学堂），招收品学兼优的军人入学，这才一举改变了二十岁的段祺瑞的人生轨迹。发愤图强的段祺瑞，以第一名的超好成绩考取该学堂第一期预备生，在步、骑、炮、工、辎五个专业中，他选了最具技术含量与战争威力的炮科。

    当然，“小合肥”也很给“老合肥”争气。这个李中堂的小老乡，“每届学校试验，辄冠其侪辈”。某次，李中堂检阅学生们军事操练，发现炮科成绩最优者段某，正是当年跟自己征战的部将段佩的孙子。当即，李大人领首赞曰：“可用之才。”

    入校一年后，二十一岁的段祺瑞到江苏宿迁娶回当年祖父为他订好亲的吴氏——瞧见了吧？早在一百三十年以前，在校大学生就可以结婚了。

    二十二岁时，段祺瑞以“最优等”的成绩从武备学堂炮科毕业，被派往旅顺口督修炮台。仅一年，机会再次光临——李中堂欲派优秀青年军官赴德国研修。已经淡出李大人视线的段祺瑞，再次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于是，李中堂大笔一挥，段祺瑞和吴鼎元、商德全、孔庆塘、滕毓藻五位优秀考生就跟着督学荫昌去了德国。

    在德国，段祺瑞有一年半的时间与四位同学在帝国柏林军事学院攻读现代军事课程。学业结束后，段祺瑞奉命一个人在克虏伯兵工厂实习了半年。

    两年的时间，使段祺瑞读懂了德意志帝国的历史。该国是从松散的三十九个小国统一而成的君主立宪制联邦国家。统一不是谈来的，而是原先的普鲁士王国通过若干场战争得来的，包括改变欧罗巴版图的普法战争，普鲁士王国一举战胜了强大的法兰西帝国，德皇威廉一世的加冕仪式，竟是在法国最著名的凡尔赛宫里举行的！

    只有出现普鲁士的俾斯麦那样强硬的“铁血宰相”，才能统一国家；只有拥有克虏伯大炮这样的最先进的兵器，才能打赢与奥地利和法兰西的国家战争——这就是年轻的清国军官段祺瑞看到的德国复兴的现实。

    正是在德国，本就沉默寡言的段氏奠定了一生务实较真的作风，更打下了日后倚恃武力统一国家的思想基础。

    学成归来后，段祺瑞回到天津，任北洋军械局委员（章京之下的实职）。将留德学炮兵回来的段氏安置在军械局，显然与李中堂当时正在大购德国军火以备迎战日本有关。一年后，段被下派至山东威海武备学堂任炮兵教习，自兹开始其长达十六年的培育军事人才的生涯。

    屈指算来，从早年步行来威海投军，到如今回威海任教，正好十年。尽管他既有祖父在军界尽瘁的不凡背景，又有被李中堂赏识的光荣履历，但说起来，他在军中晋级的速度不算快也不算慢，属正常进步。

    三年后，甲午战争爆发，战火逼近威海时，段教官忍看李中堂经营多年的清国海军在家门口被小日本打得稀里哗啦。那一年，他正值而立之年，有心杀敌却无力报国的遗憾心情自可想见。

    泱泱天朝，竟败于蒙尔小国，令多少清国军人深感耻辱！苍天不负有志者，终于，机会降临到段祺瑞头上——他与北洋武备学堂的优秀同窗王士珍、冯国璋等奉诏到天津郊外的新农镇向袁世凯报到，成为新式陆军的第一批骨干。他从左翼炮队第三营统带（营长）做起，历任随营武备学堂炮队兵官学堂监督（炮兵学校校长）、炮队统带（炮兵司令）、三品衔北洋各学堂总办（即北洋炮兵学堂、北洋测绘学堂、北洋马队学堂等所有军校的总校长）、二品衔练兵处正使（司长）、北洋陆军第三镇统制官（师长）、汀州镇总兵（闽西军分区司令，仍留北洋原任）、头品顶戴的侍郎兼江北提督（国防部副部长兼长江以北军区司令）、北洋陆军第二军总统官（军长，亦称军统）、署湖广总督（湘鄂两省的代理第一把手），至清末，已经是威名赫赫的军界大佬。

    有清一代，段氏从军整三十年。从十六岁的站岗放哨的士兵，到四十六岁的军界巨头，可谓相当不易！即使走科举之路，以三十年的历程走到封疆大吏的督抚位子上，也算走到头了。按清朝干部制度，“行伍出身”乃武将之正途，正如科举出身才是文官的正路子。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文官，因带兵而成为军界统帅，地位虽崇，却属半路出家，来路不正；同样，没通过科考的武夫也永远得不到“大学士”的至尊称号（清朝最高一级“职称”，正一品，相当于宰相，故李鸿章便被时人称为李相国、李中堂）。像袁世凯，尽管位极人臣了，但因非科举出身而终生无法被授“学”（大学士）位。君主时代是很讲秩序的，从不因人而改变政策，不乱规矩。

    总之，在大清国，“行伍出身”是武将引以为荣的金字招牌，况且段督办还是所有北洋军校的大校长，他因之赢得了清末民初大部分职业军人——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尊敬，那个时代的高级军官，多数都是他的学生。

    再说回到两个“合肥”之比较的老话题吧。若比桑榆晚景，“李合肥”远不如“段合肥”云蒸霞蔚。因为李中堂最后以年近八十的老迈病躯被迫北上京城，与洋人谈判时猝死在寄身的古庙里，至死也不过是清朝江山的第一汉臣而已。而段祺瑞却在权力之途上登峰造极，并全身而退，晚年受到国家无微不至的照料，悠然颐养天年，直至寿终正寝。

    我曾为两位“合肥”而到合肥探访，同伴是皖籍朋友范学军。

    合肥闹市中心有一座重修的“李公府”，说是李鸿章的故居，游人很多，位于繁华的步行街上，进进出出的多是跟在旅行社小旗后的团队。陪同的安徽省文物局的朋友说，只因辟为景点之前为市百货公司和银行的宿舍，所以才保留下来这几进老房子。“不过，”朋友有些迟疑地说，“其实，有专家说，这儿是李鸿章一个弟弟的宅子，所以，叫李公府而不叫李鸿章故居。”

    合肥总算给李鸿章的在天之灵一点安慰了，因为这些年不光重修了其家族的故宅，而且还重建了他的墓园。

    但对另一位曾给合肥带来莫大荣耀的游子，家乡就很绝情。换言之，现在的合肥，已经毁掉了段氏的所有遗存。

    朋友告诉我：段氏家族的宅子，早被夷为平地。省政府东边的那一带，就是原来段宅所在。

    倒是在城南重建的李鸿章墓园里，有两幢从段氏祖墓（即段佩、段从文与范氏墓）那儿找来的残件。段氏祖墓早就夷为平地，只有两块几米高的“下马柱”劫后幸存，不过却被莫名其妙地迁进了新建的李鸿章的墓前，孤零零地分立于草坪上。石柱正面，有几个勾勒的正楷大字，细辨之，是：“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比常见的下马石多了“文武”和“军民”几个字，让人稍感新鲜。仅此而已。

    不过，与李合肥身后的悲惨遭际相比，段合肥没回故乡安葬还是很侥幸的——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的昏头时代，李鸿章陵墓竟被本地“人民公社”组织社员捣毁，厚实而珍贵的棺椁当成了炼钢用的燃料，棺内所有的东西——十二块金砖，死者亲笔写的一册自传，一把宝剑，当然包括死者的遗骸——都被毁墓队伍或哄抢或丢弃。那面裹着尸身的金丝陀罗经被，完好如初，是慈禧太后赏赐的，被一户最穷的公社社员拿回家洗洗干净又当被盖了；那柄精美的宝剑，被县剧团拿去当了道具，后下落不明。至于李氏与爱妾的两具遗骸，早就七零八落不知所终！

    现在的“李鸿章陵墓”，是个完全新建的“文物”，而且，比较粗糙。墓中无棺倒是其次，地表建筑即光鲜得让人摇头——从光绪皇帝题匾的石牌坊的朝向，到墓前翁仲的雕刻，实在乏善可陈。真的原物，只有三座残损的御制巨碑，但被摆在了一起，由原先的赑屃们驮着。重黏起的碑身上，字全都漫漶难辨矣！

    我突然想起在北京看过的段合肥的墓，不由得替老段暗自庆幸——幸亏没归葬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