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历史事件而对当事人有兴趣,又因人而对其故居有兴趣。故居往往是残存某些真相碎屑的旧日磁场。
“什锦花园”正是这样一个诱我前往搜寻点什么的磁场。
意外地走到了什锦花园胡同,却不敢肯定会真的走进昔日的“花园”,因为历史的变迁让京城乃至整个中国留下了太多的名不副实的地名。只是,根据路口那块金属牌的指示,我对本胡同19号心存侥幸:或许,那儿就是吴氏的故宅?
于是,我们自西而东,去找19号。
两边是矮而破的街门,一望便知是平民百姓杂处的大院;再往前,两侧有了楼房,是很典型也很难看的那种20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办公楼。我的心,渐凉下来。不觉走到一个并不起眼的大院门口,看墙上的门牌号码,是什锦花园胡同23号。
铁栏门大开,传达室的墙上,挂有这样一块牌子:国家经计委运输研究所。
不知哪根筋让我一激灵,我突发奇想:当年的什锦花园也许就藏在这大院里边?
敲窗。里边看门人出来,不出意料地发问:找谁?人面比天气还冷。
我一手举相机一手举一本北京文物书籍,问此地是否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故宅?
人家答非所问:这里是机关,不许进入。
我正失望,传达室后的一排平房中,挑帘走出一位三十来岁的男子:干吗呢?记者?找吴佩孚的家?对喽,正是这儿!进来看看吧。我就管这事呢!
我激动得鼻腔都发酸了(不像是冻的)!在多年的异乡寻访记忆中,没有哪次能像今天这样巧合与顺畅!
该管事姓刘,叫刘建国,是这家单位管行政后勤的人。也许难得有人来参观他经手维修过的“花园”,所以,他很热情地领我们从一座白楼前经过,在一座灰砖墙小院门前停步,推开两扇新油漆过的小红门,过了一条窄得只容一人进出的小甬道,说声:“到了”,我们就置身于一座修葺一新的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中了。
“这是我们单位内保留的最后一套完整的老房子了。原先,大院里有八座这样的小院,一个套一个,个个有长廊相通但又个个不同,非常漂亮!现在嘛,就这一个了,是去年我张罗着修缮的。”刘建国不无惋惜地介绍道。
说实话,一陷入这座小院中,我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造反有理”的“红小将”们居然也有打盹的时候!大军阀吴佩孚的故宅竟然在国家机关的楼群之中被深藏了一角,尽管已经是十分狭隘的一角!
小院极美,我第一眼看去就有点懵,为这仅存的吴的家园的幽静与优雅而懵得一时无语!
西厢房有位长者出来探问:找谁?刘建国随口打了个招呼,那长者便退回屋里。看看厢房门上的牌子,知是该单位的数据室。
小院复归静谧,静谧得如一方琥珀。
我定定地站着,想不起看过的哪座旧日豪宅能留下如此恬然而完美的一角。
完完全全的一座京城四合院,红门红窗红廊柱,灰砖灰瓦灰墙面,北面的正房、东西厢房和南房,都十全十美待在正晌的阳光里,东西厢房的四个墙头上,还分别砖刻着松、梅、竹、兰的图案,每一幅都古朴而深邃。院当中,是一株巨大的叫不上名字的古树,虬龙一样挣扎着长向天空。树下,有一对很旧的汉白玉雕花金鱼缸,缸体上镂空的雕花极是瑰丽。另一边,一方石桌,细辨桌侧四周,竟是十二生肖的浮雕!我失声叹曰:从来没见过这么精致的石鱼缸与石桌!
“这三样东西是院子里的原物,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刘建国说,“你们来晚了,早来一个多月,这棵老树还是绿的呢,满满的叶子遮了大半个院子,人在树下很凉快。”
当年,吴佩孚经常在这棵不知名的奇树下徘徊,并百无聊赖地伏身金鱼缸前发怔——吴运乾与吴运坤前几年撰文回忆过,其先祖父“一有闲暇,便喜爱信步庭院赏鱼”。
吴秀才甚至写过“赏鱼诗”:
连天烽火怅离居,何处春风到草庐?
景物不殊人事改,临流顾影羡游鱼。
吴氏未有子女,中年后以吴文孚之子吴道时为嗣子。一个男子同时兼两家的继承人,这在中国宗法制度中,称为“兼祧”。在传统时代,儿子不仅是本家族的正统传人,而且还是最高级别的私人代表,无论前清,还是民国,概莫例外。不信你看,从袁世凯到孙中山,从张作霖到蒋介石,谁能免俗?吴佩孚也一样,有了名义上的儿子,才可代表自己待人接物。孔祥熙到北平前来看望之时,就是嗣子吴道时代表吴佩孚与高级幕僚一道到前门火车站去迎接的。在传统社会里,没有儿子是万万不能的。
运乾、运坤二位即吴道时的儿子,也算吴佩孚的孙子,他们的幼年时光正是在什锦花园度过的。
侯门深似海。吴子玉本来就是一个颇讲礼仪的人,更因虎落平川,心情郁闷,所以,即使孙儿们想看他一面也不容易。
让我们往下读运乾、运坤兄弟的回忆文章:
先祖父平时不大步出庭院,也很少与家人亲眷一堂同聚。每天的正餐,总是与旧部及幕僚们共进,或接待来访的宾客。仅在一年一度的除夕,才和家人一起吃一顿团圆夜饭,继而领导阖家进行祭祖、辞岁、拜年等例行的一套传统的节日仪式。全家人依次行过拜礼之后,再与家人一起观看一会儿庭院中燃放的烟花爆竹。子时之后,远近亲族、宾朋、幕僚、部下等即络绎而至前来拜年,此时先祖父便被奉劝安歇去了。于是,这短暂的家庭团聚即告结束。
困居在这所院子里的“孚威上将军”,已不再是北洋集团里所向披靡的“常胜将军”,更不再是“五四”时期万众景仰的“爱国将领”,他麾下的几十万大军早已被本军叛将冯玉祥拆散并被国民党北伐军击溃或收买。身为败军之将,他既不愿南下向蒋介石俯首称臣,更不可能到天津的洋人租界当寓公,所以,就只能窝在北平的这条小巷里,看书,写字,推算天文,研读佛学。
对了,困居北平的日子,他惦记着先人的墓庐。出外多年,未曾回籍扫墓。于是,他便精心安排了一次微服返乡,第二天即悄然离去,谁也没有惊动。直到这位蓬莱本土史上级别最高的统帅离去多日,蓬莱县政府才惊闻此事,后悔不迭!吴子玉发迹后,出资维修过蓬莱阁、戚继光故居和晚清名将宋庆家乡的路桥。每逢灾年,吴家便设粥厂以济灾民。更让乡人世代受惠的是,他愣是让胶东最主要的国防公路烟(台)潍(县)路拐到了蓬莱,把原来北京政府交通部设计的烟台——莱阳——潍县(今潍坊市)这一条直线,改成了烟台——蓬莱——黄县(今龙口市)——掖县(今莱州市)——潍县这样一条弯路,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鲁省最为发达的“蓬、黄、掖”三县的经济。这样一位有恩于故里大人物,沓然来去,不能不给乡人留下莫大的遗憾!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作为掖县人的后代,我也颇感遗憾!为此,我问过蓬莱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沙向阳兄:吴佩孚为何回来一夜便匆匆离去?沙兄的回答是:那时他已经落魄,可能是觉得没有脸见家乡父老吧!
我因景仰吴子玉而结识蓬莱市政协的文史专家蔡玉臻,又因蔡先生而与沙向阳兄相识(其祖上乃康熙年间任礼部尚书三十余年的沙澄)。在沙兄的引导下,2011年6月8日下午,我曾踏访蓬莱“吴家大楼”的旧址。
像全国各地一样,蓬莱的古城墙,连同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都早被拆得无影无踪。清代的北大街,现在叫钟楼北路。在一座颇有气派的新建宾馆大楼的身后,有个不大的院子,是驻军招待所,对外营业,名“登州宾馆”。院北边是一座二层小楼,建于20世纪50年代,为客房;南边是一排平房,是餐厅。
沙兄说,这儿就是当年的吴家大楼原址。
读《蓬莱历史文化研究》方知,所谓的“吴家大楼”,不过是吴氏故宅四进院的最后一进有座二层砖楼而已,盖因当时蓬莱古城里没有楼房使然。民国十四年(1925年),吴佩孚已经从权力的巅峰上退了下来,忽然动了修建家园的念头,原因不言自明。他派人回乡购置了县学后街故居附近的若干房舍,重新规划建设了一番。未久,占地十亩的豪宅便傲然出现在蓬莱城北部,它南邻敕建宋庆祠堂,西傍县学,北边隔一大片荒草地即北城墙,与北城门镇海门遥遥相对,十分显赫。然而,新家园建好后,他只来过一次,即悄然返乡扫墓的那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位恪守忠孝节义的游子不想给家乡带来些许的麻烦——困窘的时候,他走到哪,“党国”的大军便追击到哪;安定下来后,家乡也没有了庇护他的条件。
宾馆北楼的南墙根儿下,一位银发老太太正在摆弄着一小方菜地。请教过这位年已八十四岁的刘老太太后才知道,现存的房子都不是吴家原来的了,都是部队后来盖的。老人说,她是1947年随着在渤海独立营(解放军山东地方部队)的丈夫在院儿里安家的,“蓬莱一解放,吴家看房子的人就跑了,部队把这儿当了招待所,一直到现在。”
在吴氏私邸住了六十多年的老太太已经完全回忆不起当年那四进院落是何年何月被一次次拆除了的。老人只是指着现今餐厅的入口说:这儿,就是吴家楼的正门,原先有两个大石狮子,很威风,前几年才被人弄走的,不知弄哪儿去了。其他的,都没有了。这一排餐厅就是当时的一进院,往南,老大一片,都是他们家的老房子,全拆没了。
全拆没了!翘首南眺,餐厅后是一座座普通居民楼。
老太太还不辞辛劳地领我们登上了院东的一座小小的假山,指着一座破败的六角亭说:“就这还是原来的。”
不过近前细看,却发现并非当年原物,因为柱、栏都是水泥构件,像是二三十年前重修的。但残损的假山确是历经沧桑的古董模样了。沙向阳说,此山虽小,但在当年,却是城里的三山之一,曰“凤凰山”,被吴家购入,圈成了私家花园。
院西侧,是一排废了的车库,应该也是当年帅府的车库与附属建筑。偌大的空地上,堆满残砖碎瓦与该宾馆丢弃的成摞的餐具(每一件都印有招待所专用字和红星图案),有些碗杯盘碟完好无损,看得让人心疼。我油然戏言了一语:若吴大帅统兵,见到如此费糜公款的现象,绝对要军法从事!
但已不是吴大帅的时代了。
站在两株粗壮的法国梧桐树下,沙向阳说,最后一块吴家楼的房基,是前些天刚刚拆除的,上次来他还看到过。
什么都没有了。
蓬莱的执政者还不知道尊重前辈乡贤吴子玉。或许,他们一直在等待“上面”对斯人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