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总理急得亲往前线劳军，除批准吴为第三师中将师长外，还破格授予其“孚威将军”的殊荣和勋位，以励其一鼓作气扫平两广统一中国。

    可是，吴佩孚愣是不买账！过了段时间，竟开始擅自撤军，把政府军打下的大片江山拱手送还南方！

    说实话，没有吴佩孚的罢兵，就没有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在苏联人的倾力扶助下统一粤省的可能，也就更没有蒋介石统率“国民革命军”倾巢而出，浴血“北伐”，一统九州的成功。

    哎！一部民国史到底怎么落笔，还真的挺难说哩！

    吴佩孚息兵衡阳的日子里，博得了极好的声誉，因为他罢兵的理由是呼吁和平，所谓“罢兵主和”是也。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在一则通电里说：

    阋墙、煮豆，何敢言功？既经罢战议和，南北即属一家，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

    所以，俺不干了！

    老段气得直蹦：“秀才造反啦！”

    其实朝野都明白，吴秀才这次抗命，不愿“阋墙、煮豆”是说给国人听的大道理，而大道理往往是遮蔽内心真实想法的幌子，谁都知道，吴佩孚是在报复老段没任命他为新一任湖南督军。谁打下的江山归谁坐，这是混乱年代起码的游戏规则嘛！老段没把吴佩孚放在眼里，安排了毫无寸功的陆军部次长傅良佐将军来任湘省督军，这才惹得秀才造了反。当然喽，想做封疆大吏的目的各有不同，有的人是为了大发横财，有的人则是为了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统治者每每不惮手下人贪财掠色，而是在乎部下是否有政治野心。

    老段没将湘省畀吴氏，也有道理。傅良佐乃资格更老的军界高官，曾任袁世凯的总统府军事处处长、高等军事裁判处处长，袁死后任段内阁的陆军部次长，属段氏的“自己人”，其原籍就是湖南。若论资排辈，讲“以湘治湘”，凭和段总理的关系，吴佩孚肯定不如傅某人。虽说论功行赏吴氏留湘不无道理，然而，如让这位桀骜不驯且极富智慧的新锐将领掌控湖南并遥制西南各省，则曹锟所控制的地盘就会占据半个中国！哪个当政者，愿意某派军人势力过大？于是，犹豫再三，段祺瑞选择了得罪吴佩孚。

    谁都知道，吴佩孚背后有晋升为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的暗中支持。老曹把吴氏从营长、团长、旅长一直提拔成了师长，使他成为老曹的头号心腹，并一举跻身于军界巨头之列。正是有了吴氏的鼎力相助，曹锟为首的直系军人集团才迅速坐大，成为国内第一武装力量集团。

    正当北京政府为吴的罢兵恼恨不已之际，湖南那边又传来吴氏的高调的“四不主义”：

    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

    果然，他吴子玉一生没破此“四戒”。在那个纷纷借重洋人的时代，敢公然向国人做出这样承诺者，绝无仅有。

    就在吴佩孚与北京政府大打通电战时，民国八年（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强烈要求政府拒签出让我家乡青岛的《巴黎和约》，游行途中示威者捣毁并焚烧了被舆论认定为卖国官员者的私宅。政府认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性质已经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了。于是，军警们便逮捕了三十来个“暴徒”。不曾想，此举却于次日激起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

    然而，呼吁拒签的是知识阶级和一般民众，而统治集团内部怕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大都主张忍辱接受这一条约。关键之时，远在南岳衡山之下的吴佩孚发言了，这个“言人所皆欲言，谏人所不敢谏”的区区师长，在湖南驻地公开越过好多级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出通电，一纸电文搅扰了中国政坛上的死水。

    5月9日，孚威将军的通电曰：

    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数日后，他又致电南北双方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北京政府签约，此即轰动一时的“删电”（“删”为15日的代称，括号内为笔者注）：

    顷接京电，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某（吴及签名将领自称）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虽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仇以敌忾。与其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

    决不许出卖祖国的主权！不能让强敌将我出过圣贤的山东家乡（桑梓）当肉吃！身为山东籍的军人，我愿对日本背水一战！看看吧，这就是“五四”时期吴佩孚的政治态度。

    那一场爱国运动的胜利，是知识阶级的胜利，也是爱国军人们的胜利。现在，人们说起那场全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往往只顾赞扬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捎带着也夸夸蔡元培校长和他的那几位热血沸腾的同事们，若再多说几句，就是提提商界、工人等的罢市罢工，却唯独对军界的良好表现不置一辞。其实，运动一爆发，吴佩孚就站在潮头上，而他的同事们——那些手握重兵把守各地的督军、省长们，不管皖系还是直系，不管南军还是北军，也大都致电政府，措辞强硬地要求拒签“和约”。

    在影响当政者决策国是方面，军界诸侯们的表态往往比北大学生们的游行和李大钊等教授们的演讲更有分量。不信？有案可稽，焦虑中的大总统徐世昌就曾叮嘱手下人：吴佩孚的态度不可不考虑。

    民族大义当前，吴佩孚的开明与磊落赢得举国上下的喝彩，一时间他成为好多人眼中中国的希望。

    享有一时盛誉的吴佩孚，在顶头上司曹锟的暗中支持下，不仅不听老段的话，反而主动找起总理的茬儿。当他得知北京政府不惜举外债以求“武力统一”的意图后，通电全国，嬉笑怒骂，令政府好不尴尬而读者莫不赏心悦目。

    是嘛，本来就理直气壮，加上又有文化，所以政府的电文总说不过他。且看他抨击段祺瑞和拥戴老段的安福俱乐部（亦称安福党）的一个通电，真是令人叫绝：

    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人所盘踞？

    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

    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

    真叫“稳、准、狠”！

    在皖系政客们的怂恿下，段总理恼羞成怒，下令将曹锟与吴佩孚免职并查办。那会儿，大总统徐世昌成了摆设，什么也拦不住了。

    岂料，摩拳擦掌的曹锟、吴佩孚早就想化通电战为枪炮战了。于是，民国九年（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吴佩孚一马当先，率直军主力大打闪电战，只四天即击溃比自己更为强大的皖军，俘获其前线司令官，早年保定陆军学堂的老师曲同丰将军，并差一点直捣京郊南苑的团城生擒昔日的段校长。

    皖军从此一蹶不振。

    段总理不得不下令双方停战，并立马辞职回到天津租界当他的寓公去了。连带被迫辞职的还有大总统徐世昌老先生。像换防一样，寓居津门的黎元洪被曹、吴拥回中南海，二度成为国家元首。

    如日中天的吴佩孚，一跃成了国内外瞩目的第一人。他虽仅是直系的一员主将，但人人皆知：那个继冯国璋之后任直系统帅的布贩子出身的曹锟并无治国之才，蓬莱秀才吴子玉才是出面收拾江山的真正人物。

    被簇拥着进了京城的胜利者，已不再单是一个百战不殆的杰出军事家，倒更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见地。报纸上刊登了吴氏的“心得体会”：

    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

    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

    咳！这样一个明白人，怎么就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呢？

    我想说的是，吴佩孚为何不留在北京出任陆军总长的要职？新政府的所有内阁成员，都是与他商量后任命的，只要他愿意，陆军总长的位子没有别人敢坐！哪怕他执意不愿待在北京也可以，只需在洛阳的“直鲁豫巡阅副使公署”里遥领此衔即可。谁都知道，内阁里若有了吴佩孚，则直系内阁就有了真正的灵魂。

    吴佩孚却让人们大失所望，他竟然倡言要召开国民大会，由国民来决定国家大事，而不是由本军首领曹锟和同盟军张作霖等军政要人们切割利益的蛋糕，这就必然遭到了军头们的一致反对。无奈，他只在北京落了落脚，拂了拂征尘，回到了洛阳。

    一位在中国多年的日本军部间谍望着“孚威将军”的背影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叫铃木贞一的大特务写过：

    我认为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获胜的中国将军都是进入北京大逞威风，但吴佩孚却不声不响径自领兵回到河南洛阳。

    一个封建思想哺育的军人，能在众望所归之际战胜自己的权力欲，舍名利而不取，实在不易！北洋时代，这样的人绝无仅有；即使漫漫数千年中国史，又有几位胜利者能舍弃近在眼前的权力巅峰而不登？

    倒不是吴佩孚只会打仗不晓政治，这位初登政坛的军人的政治主张博得了广泛喝彩：他的政治设计是——今后所有国事，悉由国民大会定夺！国民大会的代表由农、工、商、学四界组成，自下而上推选，由省至中央，这便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吴氏的“国民大会说”赢得了在野政治势力的热烈赞同，从前任的大总统黎元洪，到南方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都公开表示拥护“国民大会”的召开。吴佩孚的“治国策”既像西方的民选制度，又颇具中国特色，按说该大得人心并大行其道呀！

    书生气的吴秀才没有料到，被封建大水淹了几千年的中华湖底，从来就不是一块净土，而是一湾深不可测的泥淖，所有的理想化的东西陷进去都要变样，每每还使立志澄清其污者不能自拔，只好共同龌龊，否则便遭灭顶之灾。

    他的政治纲领即遭到了包括直系军人在内的各路大小军阀的非议：国民说了算，他们都得“下课”；若让他们“下课”，岂不过于天真？所以，吴佩孚就落寞，就没法儿留在京城。

    很快，他对之忠心不贰的老上司曹锟被胜利冲昏了头，非要坐到大总统的宝座上过过瘾。尽管吴佩孚极力反对，但老曹还是通过冯玉祥等在京的将领们用下三滥的办法（如停水断电、掐断电话、撤除守卫等）逼大总统黎元洪辞了职，并如愿当选为北洋政府第五任大总统。远在洛阳的吴大帅忍看刚有新气象的北京政坛再度衰败下去，却一筹莫展。

    20世纪初的吴佩孚没有主宰中国政坛，多病的北洋政府亦因这个人的谦让而未能增寿。

    他虽远避豫西，但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从对内对外的国策到内阁成员的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当然引起了处心积虑欲操纵中国的苏联人对他的青睐，中国共产党人就曾奉“远方”（中共对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代称）之命与他联络——李大钊教授就充任过使者。正因此，“劳工神圣”的旗帜才得以堂而皇之地游走在直系军队控制下的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要埠大街上。若不是“二七惨案”的发生，吴秀才还一直被革命党引以为同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