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顾名思义，国家级士人。士，乃古时候对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的称谓，士往往是读书人。辞书上的“国士”解释是：古时指国中才能或勇力出众的人，举例为司马迁说到淮阴侯时，即发过如许感慨：“诸将易得耳，至如信（韩信）者，国士无双。”瞧，只有韩信那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国士”，而且，这样的人是“无双”的。可见，国士难求矣！

    国士不是天生龙种的国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随便在某行当里留下点名声的人。曾见过一套前几年出版的《百年国士》丛书，章太炎、梁启超、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齐如山、苏曼殊、吴宓、叶圣陶、钱穆、冯友兰、老舍、张大千、冰心、沈从文、巴金、季羡林等人都跻身卷中，把真国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这几位，与众多的文艺名流混为一谈，这实在是编著者对“国士”的误解与滥用。

    我理解的国士，当是一国之中通天接地的栋梁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领域有所造诣的“专业技术人才”。国士乃见解超前、韬略过人的时代先驱，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国士的“证书”是靠当时的舆论和历史两位“评委”共同颁发的，而不是由当朝的官场位置或后世的政治需要决定的。此“证”不能滥发，不能如现今这般高级技术职称的帽子满天飞。而且，国士也决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国士往往不可再生。国士是只在国运式微或君主求助时应运而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历史时期和过于刚愎强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国士。总之，国士是中国历史森林中的巨大乔木，各时期的风景线因了他们的存在才显得生动和多彩起来。

    杨度自称为国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虚心使自己进步，因为早在清朝末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背地里就这样赞誉他了。梁氏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推荐杨度“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喏，连才高气傲的梁先生都这样认为，可见，杨度的“国士”头衔早已为国人所共认。

    杨度确也不凡。他在那首名噪一时的《湖南少年歌》中，有几段说的是自家的身世：

    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

    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

    我年十八游京甸，上书请与倭奴战。

    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相杂半。

    清代以前的“少年”，指的不是今天的脖子上绕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而是现今的“青年”。古代经典里的“少年”，说的都是青年男子，如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和岳飞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无不如是。民国初期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等人在巴黎郊外成立的“少年共产党”，也都是指青年而非幼童。对了，清朝那会儿，“幼童”大约与现在的“少年”相对应。

    杨度用韵文昭告了他的家世与留学日本前的履历。

    杨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今南京）迁湖南，世代务农，为乡绅之家。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杨度祖父杨礼堂入湘军，从哨长做起，官至正四品的都司，战死疆场。杨度伯父杨瑞生，十五岁即随祖父征战南北，官至正二品的总兵。父亲杨懿生在曾国荃营中做过文案，即连队文书。所以杨度说他家“数世皆武夫”。杨度年方九岁时，父亲病故，杨度与妹妹杨庄被伯父杨瑞生带到驻守地归德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数年后回籍，一家人的生活仍由伯父照料。正是在将军府邸，他将名字改为了“杨度”。

    杨氏兄妹时以“才男”、“才女”享誉乡里，被本省硕儒王闿运一并纳入门下。

    杨晳子遇上王闿运，可谓一生最重要的人际相逢。王夫子号湘绮，人称“湘绮老人”，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他素抱帝王之学，据说曾策动曾国藩拥兵自立以替代清王朝而未遂。王先生收弟子，唯才是取，不问出身，与杨氏兄妹三人同窗的，有后来给袁世凯当过大秘书的夏寿田和乡间木匠兼人像画师齐璜（白石）等。本就自命不凡的杨度，遇上恃才傲物、洒脱无羁的老师，想不立大志都难。他以天下为己任，苦读经、史、子、集，并深研帝王学，时刻准备着，为成为一代帝师而努力打基础。

    自有帝王始，便有帝王学，依附成帝成王者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说战国时期奔走于各地的那些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的“纵横家”，只说晚清，即有多少智者仆仆于此途中？竭力辅佐光绪皇帝的康有为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康有为之后，最具“帝道”精神的，即数这位杨晳子了。此后话也。

    十八岁那年，杨度离湘赴京游学。他在诗中说的“京甸”，指京城附近地区。第二年，他参加了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很是少年得志。但两年后的会试，他却落第。彼时，甲午战争失败的悲愤氛围正笼罩着在京各地考生的心，他与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拒绝与敌国日本议和，此为他参与政治活动之始。

    返湘后，他回到王夫子的衡山县船山书院，又是数载寒窗。其间，维新派二号人物梁启超应聘来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虽名满天下，却只比杨度大一岁。两位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政见相同的“少年”，虽学问上各从师说且每有辩论，却自此结为至交。转年（戊戌年，即1898年），梁氏被光绪帝赏六品衔，调往京城与维新领袖康有为主持变法大业，而二十三岁的杨度则二度赴京赶考。

    是年，“戊戌变法”以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而流产，光绪帝被幽囚，康、梁潜往海外避难，杨度的同乡好友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京官则在京城菜市口刑场身首异处。

    没有资料表明那一年梁启超或谭嗣同与杨度曾在京师相聚，但两位好友的悲壮从政经历，无疑会给志在救国的杨度以极多的启迪。

    “庚子之乱”后，太后幡然悔悟，兴办新政。湘省一向领风气之先，巡抚大人便每与德高望重的湘绮老人相商派遣优秀少年留学东洋事宜。“因此杨有良好机会获知新政新学，对于他的思想甚多新启示，更形成他经世致用舍我其谁的壮志。”（台湾史学家吴相湘语）随后，湖南省有志且有钱的少年们纷纷东渡。已经不满足于坐而论道的杨晳子，为寻“今日夷务应付之方”，不顾恩师和妹妹杨庄（时已成为王闿运的四儿媳）的反对，毅然自费赴日本，入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班留学，成了黄兴、胡元倓等湘省“少年”才俊的同窗。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杨氏二十七岁。

    “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池中长大的杨度，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痛痛快快受到了西洋文明的浸润，终于一飞冲天，成了腾游于20世纪初中国上空的一条思想之蛟龙。

    这个以“勤学”著称的师范生，学习五个月结业后，即三次与考察过清国教育的日本高等师范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辩论满汉关系、政治改革、教育方法诸问题，并敢于为日本人所著的一本教育专著作序，显示出极高的胆识与文采。结业后，他曾返回国内，在上海向苏松太兵备道袁树勋申办《游学译编》并获成功。当时，上海为松江府辖下的一个县，苏松太兵备道即分管江苏省苏州、松江、太仓一带的最高军政首长。在日本办一本期刊，需要向国内地方政府预先报批，这实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重返日本后，他即在黄兴等湘籍留学生精英的支持下创办了《游学译编》，此为各省留学团体的第一本期刊。卷首，是落款“湘潭杨度”的《叙》（今作序），他明确表示其办刊宗旨：要将被外国人蔑称为“老大之国”的中华“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此月刊存世一年，刊出大量思想性的编译文章和自撰的时评与白话小说。史家吴相湘称该刊“在当时严肃刻板的士大夫社会中实为空谷足音”，可见影响之大。

    正是在日本，杨度开始了其长达三十年的“经济”生涯。

    “经济”的本意为“经世济民”，与治理国家意思相似，与今日盛行的从日本贩来的“经济”——社会物质生产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

    杨度留学日本的第二年，即1903年，清朝统治者已痛感人才之匮乏，而正常的科举制度又无法为各级政权提供优秀的后备干部，于是，便接受了贵州学政严修等人数年前的提议，下诏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此“经济”为我中华原版的“经济”，即专为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而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的特别考试。经济特科的开考，绕开了既有的选拔官僚的八股科举制，三品以上的各部、院官员和各省督、抚、学政，必须保荐各地“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由皇帝审批后，诏令其晋京直接参加“殿试”（在紫禁城里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

    已有“经济”名声的湖南才子杨度，入闱特科考场并不出人意料，让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总督锡良（满人）荐举给朝廷的。清时，湖南与湖北两省的一把手是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或湖南巡抚、湖南学政等本土大员没有向皇上推荐这位湘籍才子，而偏偏让异地的旗籍蜀督抢了伯乐之功，足见当时满族疆吏对国运之关切和对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总在告诉我们：皇权时代的大小官吏，个个是贪官，人人都昏庸，哪里还顾得上为国分忧与“培养人才”啊！

    于是，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岁的杨度和全国各地推荐来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辉煌无比的紫禁城保和殿里参加了考试。考题为皇上“钦命”。好一个杨度，从容不迫地缴上了答卷，过后，愣是把八位阅卷大臣全“震”了！其中一位“批卷老师”，就是颇有声望的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张之洞。张大人那双老而不昏花的眼睛显然盯上了“杨度”这个名字。五年后，正是已经成为当朝第一汉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与另一位重量级的汉官袁世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联名奏保，在野的杨度才一跃而为中央政府里的四品京官。

    初试成绩发榜下来，杨度高居一等第二名，仅次于日后当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广东人梁士诒！数日后，他和梁士诒等人又顺利参加了复试。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

    然而，就在朝廷准备为政坛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际，养心殿里猝然传出不祥之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瞿鸿禨时，意外听说，参加此次考试人员，多有“新党”混入其间！这个老瞿，真是“大义灭亲”，他就是湘乡人，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竟然把小老乡杨度送上了俎板！太后很郁闷，诏令缩小录取范围，只收前三十名。紧接着，又有两江总督魏光焘两次电奏朝廷，点名道姓地举报杨度等考生曾与上海革命党“通同一气”！老太后正为录取的头一名的名字而生气呢——有多事的官员上奏说，“梁士诒”这名字竟是“梁头康尾”，即老佛爷最痛恨的梁启超的姓、康有为的名（康氏原名康祖诒）。老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谕：将梁、杨查办！一夜之间，“新科状元”和“榜眼”沦为通缉犯，杨度只好潜逃出京，转道上海再渡东瀛。仓皇亡命的杨度，哪里会想到，是次远航，不过是自己一生中不断去国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难的“处女航”。

    再到日本的杨度，却因祸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后又缉捕而名声大噪，那首长达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时写成并刊发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的。早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曾以长文打动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杨氏的《湖南少年歌》，算是对梁之呼唤的应答。杨氏以韵句详说湖南人文地理，历数本土先贤名流，讴歌湘军血性精神，警醒同乡奋起救亡。尤其是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一句，更是沸腾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发起成立湖南新民学会的萧子昇，晚年在乌拉圭回忆过，当年，毛“曾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

    《湖南少年歌》虽为杨氏的经典之作，但却不易流传。倒是他创作的一首歌词，传回国内，乘着歌声的翅膀，让其大名“杨晳子”四处飞扬：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

    本来，中国式的课堂教育，只有摇头晃脑的吟诵而没有委婉悦耳的歌唱，“音乐”登不上大雅之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第一次在《钦定学堂章程》里明确规定，今后各学堂课程中须设“乐歌”，即音乐课。翌年，清廷又为此事颁诏督促。于是，中国的第一代音乐教材便应运而生。此为杨度主动撰写《黄河》歌词的小背景。

    大背景则是沙皇俄国正于我西北边陲上蹿下跳，鼓动外蒙独立。祖国的边关之危，让以天下为己任的杨度不肯缄默，遂在异邦创作了这首讴歌华夏儿女母亲河的歌词，以寄托对祖国命运的忧思与祝福。此歌词也是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传回国内，多位音乐家为之谱曲，尤以沈心工氏所谱的最为悦耳。慷慨悲壮的歌词，加上深沉大气的曲调，使《黄河》成为清末各学堂必唱的一首回肠荡气的爱国歌曲。茅盾晚年就曾说，他那一代人都记得少时唱过的《黄河》。令人扼腕的是，此歌从清朝唱到民国，传唱了二十一年之后，1924年，词作者期盼“饮酒乌梁海”的我唐努乌梁海地区，终被已经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维埃俄国策动独立了，成了附属于苏俄的“乌梁海共和国”，即现今的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好在，又过了七十多年，20世纪末，中国音乐界评选“二十世纪经典歌曲”，杨度与沈心工合作的《黄河》赫然入选。此歌虽不若李叔同从美国人那儿挪来曲调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影响那么广，但意义却更加深远，被评委们列为排名第一的经典之作。迟来之首肯，堪慰词曲作者的在天之灵乎？

    当年的杨度，能写一流的歌词，更有一流的政见。

    在留学日本的中国“少年”们那儿，自“泰西”传来的这主义那主义的，风生水起。但特立独行的杨度，经对东西各国的人文、政治、经济乃至国民性等深刻研判之后，毅然独创了自己的主义，即“金铁主义”，他认定，只有金铁主义才能救中国：

    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

    对内的——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政党。

    对外的——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国会。

    说得够明白了吧？别忘了，那会儿还是大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是大臣们只会说“皇上（或太后）圣明，臣（或奴才）罪该万死”的君权时代。老大帝国，历来君主一个人说了算，哪有什么“政党”、“责任政府”和“国会”的概念？更遑论“民权”（即人权）！早在那时，不及而立之年的杨度即对国家未来体制有了如此清醒的架构，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等清朝统治者终于被迫组成责任内阁时，却已是1911年5月，距龙旗坠地只剩下半年时间了，晚矣！

    悠悠百年，杨氏的主义早被人们忘到了爪哇国。读其旧作，竟每每被其思想的光芒刺得眼痛！

    比如他说：

    民权不昌之国，其政府必为专制之政府。夫专制政府之行为，决未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意，即或口为保护之言，亦不过虚伪以欺人，不旋踵而自相违反矣。

    再比如他说：

    政府非以人民意思所组织而成者，故对于人民不负责任，而无以国事为己事之心也。……故今日之政府，对于内而为偷钱之政府，于外而为送礼之政府。以国权寄托于此等政府，其所余者有几何矣？

    即使论及两年前在中国领土上结束的日俄战争，他也没人云亦云地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于两国战略与军备的对比上，而是将结论下在两国的政治体制的优劣上（时俄为专制国体，日本为君主立宪制），最终，板子却落在吾国落后的“专制政体”上：

    如今世界，论最野蛮之国当首推俄。俄宜居于优胜矣，然而与日本之军队遇，遂将数十百年来执牛耳于欧亚两洲之雄威，一败涂地而不可复振，则纯粹之野蛮国其不足以居优胜也必矣。何也？彼之国内组织至不文明，宗教上、政治上、种族上阶级至多，人无平等自由之乐。其治内力既如此之弱，其对外力之决不能强者，此自然之理也。

    世界各国之内治上，其尚为专制政体者，惟俄与中国也。俄既如此，宁可复肖之欤？

    将吾国衰败的所有症结都归诸专制体制，真是超人一等，入木三分！

    甚至对本国何以屡遭列强欺凌，杨度也大有“反潮流”的卓然见解：

    由家族而成部落，由部落而成国家，至成国家而政府立焉。政府者，所以为国民谋公益者也，所以拒他民族之妨我民族之权利者也；故各国之政府，无不以国民利益之所在，而为举动之方针。……

    夫各国政府，孰不思夺他国国民之利以自利其国民？我国民若以此而怒人，不如其求自立也！

    在国运式微，朝野一片哭天抢地的抱怨声中，他的声音颇有些刺耳，但平心而论，却极有道理。

    知否？杨度还是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人。就在其《金铁主义说》中，他写道：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族名……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

    在此之前，最先把“中华”与“民族”联缀起来的梁启超只把它当成了“汉族”的同义词，是杨度第一次将其定义为文化上而非血统上的概念。杨氏版的“中华民族”问世后，马上得到吾国知识精英的认可，口口相传，最终演进成现在的一个全球华人认同的政治概念，一张属于中国大地上各民族的最光亮的名片！这实在是原创者始料未及的。

    令杨度始料未及的还有，就在他风头正健时，清廷的通缉要犯广东香山人孙文竟找上门来，拉他这个坚信要以立宪改造中国的青年领袖加入革命队伍。

    杨度的老乡兼好友章士钊曾于六十年后写过当时的情景：

    ……中山孙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大事。而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

    不过，有“孙大炮”谑称的孙文说了三天三夜，愣是没说动有“骡子”之谓的湖南人中最特立独行的杨度。到头来，反倒是杨度很认真地告诉孙先生：

    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橐鞬随公，窃愧未能。

    “橐”乃口袋，“鞬”指马上的盛弓器。饱学的杨夫子用文言文告诉前香港西医孙逸仙：对不起，政见不同，我不能随您出征。不过嘛……

    杨度想起了一个与来客志同道合的同乡来，于是，话锋一转：

    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

    喏，这就是杨度，恃才傲物的杨度，促成孙、黄两大革命领袖相识的晳子。

    此时的他，已经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与汪精卫同班学习政法基础课程。其间，他发动湘鄂粤三省学生，发起将粤汉铁路收回自办的运动，被留日学界推为总代表，已经是颇负盛名的人物。不然，比他大九岁的孙文也不会屈尊登门拜访并苦苦游说他几天几夜。

    雄辩的“孙大炮”最终也没能轰开杨度的心扉。分手时，杨度对孙中山说了这样一段很不客气的话：

    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末一句，实在刺耳。

    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确实不认同，他认为，革命——暴力推翻满清——如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难以承受。若让中国康复，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宪的温性药力来逐步改良体质。为此，他反对革命。

    杨度之政见，后来公开发表于他创办的《中国新报》上。他认为，清廷本不是人民所托付才组成的，凭什么要责难它不为国民谋利？若改造中国，只能从每个国民自己做起。他很不赞成孙氏利用外国人以及苛责本国政府的做法，指斥那样做是放弃了国民的天职。

    其原话如下：

    至我政府之甘为人所用，或为人所愚，吾以为皆不必论之。何也？我国民若又以此而咎之，谓其不为国民谋利，而转夺其利以利他国国民，为了不足受国民之托付，是则是矣，然而，何责之之高也？况此不自咎而咎人之心，已自损失其国民之资格，放弃其所以为国民之天职。

    分手后，孙中山与黄兴在章士钊住处相见，孙、黄结盟，广东人的兴中会与湖南人的华兴会结盟，随后，在日本人的参与下，留学日本的反清志士大结盟，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孙氏被推举为总理，黄兴成为二号人物。而死活不肯做革命党发起人与领袖之一的杨度，则凭其政治才干和雄辩能力继续赢得中国留学生的信服。就在同盟会成立之后，他以七百四十余票的高票当选清国留学生总会干事长（会长），可见人气之高。

    对了，这一年，他还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请人把辫子剪了！彼时，即使革命党人，剪辫子的也是少数，毕竟还要回国，还要面对全社会。而他，一个君主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居然去掉了大清国臣民的标志，确实令人刮目。

    因悉心研究并奔走宣讲各国宪法及政体，杨度成了“宪政”的权威诠释人，名声远播帝都北京。1905年12月21日，奉旨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的五大臣中的两位——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率团经过日本。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为该团随员，他正是当年湖南时务学堂的总理。熊希龄找到杨度，请他撰写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以供五大臣回国后写“考察报告”时作参考。对杨度来说，此番受托代笔，实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锋芒与非凡文采的“殿试”。于是，他奋笔疾书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两篇重要文章。1906年8月，五大臣回京后，杨氏的“答卷”获一致颔首，润色成官样文章上报后，深得坐在养心殿里的那位老妇人之心，9月1日，清廷即颁旨：“预备仿行宪政。”

    在内忧不止、外患不已的困境中，清政府终于小心翼翼地走上宪政的道路。杨度成为清国倡言宪政第一人，他的两篇文章，成了清廷立宪的蓝本。

    这一年，为了跻身于体制内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惜“纳赀”，让自己成了正五品的候选郎中。“赀”音与义同“资”，“纳赀”即花钱买官。有清一朝，花钱买官是进入国家官吏体制的一条正当途径，是科举入仕的重要补充，与当下行贿上司为自己买官有本质的不同。

    翌年，杨度再接再厉，创办了《中国新报》，自任总编撰员。

    有了自己说了算的报纸，他就把自己的“金铁主义”从从容容地公之于世了。之后，他又创立了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所、宪政公会，以会长和常务委员长的身份力推国内“宪政之实行”。他的中心目标很明确——“设立民选议院”。

    秋风起时，杨度不得不返回湖南，为恩重如山的伯父杨瑞生奔丧。灵堂前，他留下了一副词、字双绝的挽联：

    平生恩义，未忍追思，从兹落落一身，怅望出门谁念我？

    国事栖皇，曾何所补，徒使悠悠千载，羁迟游子恨终天！

    回到家乡，孝服在身的杨度仍念念不忘宪政大事。他发动成立了湖南宪政公会，以全省士民名义发起入京请愿运动。他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老师王闿运改定后领衔发出。

    今天，于这篇“宪政倡议书”问世百年之后，我认真阅读杨氏的激扬文字，犹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冲击力：

    国家者，由人民集合而成。国家之强弱，恒与人民之义务心为比例，断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可以生存，亦未有人民不负责任而国家尚可立宪者也。

    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屈伏于专制政体之下，几不知国家为何物，政治为何事！即其当兵、纳税，亦纯出于强力之压迫，并不知人民对于国家之职务应如是也。

    东西各国，人思自救，举国一心，其忠君爱国之忱，我国人民实多逊色。然彼何以至此而我独不然者？即纯以民选议院之有无为之关键也！盖有民选议院，则国家对于人民，既付以参政之权利，故政治之得失，上下同负其责，而彼此无复隔膜，且利害与共，意志自通，关系既深，观念自切。……

    今惟有利用代议制度，使人民与国家发生关系，以培养其国家观念而唤起政治思想。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后宪政之基础确立，富强之功效可期。否则，政府独裁于上，人民漠视于下，国家成为孤立，君主视若路人，虽日言立宪，亦安有济乎？

    多么发人深省的思想启蒙课本！

    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被一个年轻气盛的著名“执不同政见者”指着鼻子数落并很具体地教导了一顿后，清政府却并没恼羞成怒，反倒将其直接调入朝廷，让他专管宪政的普及和实施了——在接到张之洞和袁世凯联名保荐杨氏“精通宪法，才堪大用”的上奏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908年4月20日），慈禧太后传谕：

    候选郎中杨度著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

    国运式微，当国者首先着急啊！显然，慈禧原谅了与“乱党”有染的杨度。

    宪政编查馆，是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初名考察政治馆，由军机处的王大臣领衔，级别虽高，却一直没有得力的人手具体办事。把杨度调来“行走”，正是人尽其才。“行走”虽非专任官位，但却等同于后来的秘书，名义不高，位置却很重要。

    然而，调入中央机关的杨度，依然像流亡在异国一样的“不老实”，而且，利用职务之便公然“以权谋私”，到处传播他那套宪政理论。

    同样认定中国必须走宪政道路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颐和园的外务部公所召集会议期间，请杨度前来回答官员们的相关质询。现在看来，这显然是足智多谋的袁氏为杨度摆下的一个挺不错的讲坛，他要让朝中那班守旧的大臣们明白，“宪政”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一天，杨度不慌不忙地当堂回答质问，越说越勇，到后来，竟胆大包天地宣称：

    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本人）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真是掷地有声，响遏行云！百年前，杨度即有如许之见解，并有如许之勇气，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杨度的政治设计方案是，尽早召开国民会议，即由国民代表们参与表决国家大事，而不再是靠紫禁城里的极少数王公大臣跪在地上唯唯诺诺地称“皇上圣明”来决定国运。显然，这是资产阶级国会的雏形。这位宪政公会常务委员长甚至与部分清宗室在京成立了宪政公会北京支部，一只脚在体制内一只脚在体制外，疾呼起离经叛道的政治主张。

    清末民初，不知多少精英认定“国民会议”为灵丹妙药，仿佛这个会一开，南北就统一了，各方就同心了，中国就民主了，列强就知足了。从清末杨度开了头，直到整个北洋政府时代，此“会”成了朝野有识之士的一个心病。无论是在朝的黎元洪还是段祺瑞，也无论是在野的孙中山还是李大钊，当然更包括跨在朝野之间的杨度，都一直在为开这么个会而孜孜矻矻地奔走，结果直到“北洋”像老妪一样被凶悍的新妇国民党赶下台来，这个难产的“会”也没能降生。

    入京出仕的杨度，一跃而为新政中枢的“大秘”，难免得意忘形。按常规，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没个十年八年，是很难走到正四品位置的。杨晳子寓身京华，名满天下，虽早有家室，但终禁不住男人的贪欲，纵情于八大胡同。不料，几度销魂之后，竟被一雏妓迷得不能自拔，遂以两千元的超高价格买回为妾！中国传统社会，容许官吏纳妾，却不容其嫖娼，尤其看不上你假戏真做娶妓为妾。况且你杨度正是一向高喊“伸张民权”的新派人物，怎么能像没有文化的暴发户一样，不惜豪掷千金买个小姑娘来家蹂躏呢？岂但蹂躏小女子，简直就是蹂躏人权嘛！如此心口不一之人，何以担当大任？一时间，议论汹汹。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之事，母仪天下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还都在世。

    杨度吓出一身冷汗！他赶忙在一次集会中公开申明，已将此女转赠友人，以示本人从善如流——本来就是花钱买来的一件尤物，自己不能把玩了，还不兴送给好友收藏吗？发泄情欲事小，耽误正事儿事大。他忍痛割爱后，又回到了吁请立宪的正道上来。半年后，太后与皇上相继驾崩，他才暗自松了一口气。

    在全社会一片催促声中，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责任内阁终于问世了。不过，令人恼怒的是，内阁里竟多是皇室成员！自大清入关以来，便是满汉并重的格局，此“皇族内阁”非但不符立宪规则，更是集权于满人的倒退行径！

    6月，在全国绅商对“皇族内阁”的滔滔骂声中，杨度被任命为内阁统计局局长。令立宪派人士失望的是，杨晳子竟没拒绝！曾经风骨铮铮的杨氏，此番恋栈，让人看到了中国士人在得到统治者青睐时的另一面。

    正是“皇族内阁”的成立，大清国为自己的坟坑挖完了最后一锹土——两个月后，武昌起义的炮声隐隐传到京城，紫禁城摇晃起来。非常时期，三十六岁的杨局长没坚守工作岗位，却私下坐火车到了河南彰德站下来，找他佩服的下了台的袁世凯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