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杨度跟着从湖南老家来北京的老同学齐璜学起了绘画。齐璜时以自号“白石山人”享誉京城——当年，正是杨度把这位未来的大画家召请到京城来的。不过杨度的美术天赋似乎不咋样，现今的人们没听说过谁手里有杨度的画作。倒是一方方传下来的杨度的印章让方家看得佩服，原来这正是他的老同学兼老师齐白石为他篆刻的——齐大师对自己的刀功颇为自负，曾自号“三百印石富翁”。

    女儿杨云慧回忆过：“父亲曾写了六句话，经装裱以后悬挂在自己的卧室里，以表明心迹。”

    这六句杨氏自白是：

    访客们真的看不出，这个天天谈佛说禅的居士究竟是想“出世”还是想“入世”！

    是哟，你想让这个“除救世外无事”的人物总是憋在家中，岂不误己又误国？

    于是，一位南方来客的叩门声，又将杨度从玄妙的佛学世界拉回到纷乱的现实社会中。

    来人乃刘成禺，杨度在日本留学时结识的朋友，第一届国会议员，后因反袁而南下，受到政府通缉，成为广州的非常国会议员，时任孙中山的大元帅府顾问。这位不速之客带来了孙中山的紧急呼救。

    彼时的南方割据政权，祸起萧墙，执掌军事的陈炯明将军与孙中山反目且炮轰了元帅府！实力不济的中山先生唯恐近在湖南的北洋军吴佩孚部与陈炯明联手，故急遣密使来京找到杨度，请杨尽力设法说服吴师长的顶头上司、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令其万勿与陈炯明合作。此为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事。

    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北方无人问津，南方却委以重任，杨度久已熄灭的政治热情一下子又被孙中山的求援点燃了！这个“除救世外无事”的人立即忙碌起来，除鼓动在“曹营”当幕僚的同窗兼好友夏寿田去游说直系大将王承斌等人外，他还亲自跑到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署去游说憨厚的曹大帅。曹锟虽无文化，但崇尚文化，尊重士人，当初杨度潦倒时，他曾特意赠其两千银元以渡难关。不知是杨度的政治设计太天衣无缝，还是那位布贩子出身的曹大帅过于厚道，前去扫荡南军的吴佩孚果真奉命按兵不动了。

    孙中山和国民党因此躲过鬼门关。

    甘心效力国民党，当然也是为了践约——当年在日本时不就对孙中山说过嘛：你若成功，我就放弃原来的主张，全力帮你！所以，脱险跑回上海的孙中山曾额手庆幸说：

    孙中山的信赖，使杨度又看到了实现“帝王学”的机缘！他本来已经下定决心，不怕寂寞要做职业佛学家和书法家，现在，却另有新的奋斗目标了。他索性跑到上海，找到孙中山，主动提出要帮助国民党！孙中山自然喜出望外，但国民党内却有人怀疑杨的动机。总理连忙通电党内干部，亲为解释：这会儿杨度是铁了心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了，希望你们不要拿他往年不屑于加入本党的事来怀疑他。孙氏原话是：

    （杨度）此番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

    当初在日本，孙总理怎么求你加入组织你都不屑于“入彀”，而今，没等人家来“发展”，你倒主动找上门来要帮“乱党”。真此一时，彼一时也。

    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杨度献上的挽联，照例引起人们的围观：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没有过誉之词，只有真实感叹——叹英雄早逝，叹国事混乱，细心人还读出，他更在叹逝者一生其实并未成功，不然，何须反问“自古成功有几”？他所认识的国民党总理，无疑是更近真实的一个人，而不是后来被国民党供上神坛的偶像。

    杨度私通“赤党”的事儿，北洋巨头们谁也不知道啊！

    取代了黎元洪当大总统的曹锟就根本不知道，他一直相信杨度是“自己人”，甚至还将其委任为自己的政治顾问呢！段祺瑞也不知道，要知道的话，就不会下派他去自己老家安徽省任省府秘书长。粗犷的山东督办兼省长张宗昌就更不知道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就任直鲁联军总司令的张勋，将杨度聘为本军总参赞。一时间，杨氏又仆仆奔走于京、津、济之间。到“东北王”张作霖主持北京政府时，杨度又成了这位安国军总司令聘任的“政治讨论委员会”专职委员。

    甭管谁当权，总拿杨度当国士敬着。

    据说，连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老婆都不知道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却知道尊重文人，对杨总参的话，一度言听计从。

    安国军政府主持北京政府以后，曾以“宣传赤化”为罪名，于百日之内，连续抓走京城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和成舍我。邵氏被捕后，杨度曾联络报界诸人为之求情，未果。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对邵氏掺和郭松龄兵变深恶痛绝，仅两日即下令将邵处决。林白水触怒的是张宗昌，身为安国军二号人物的张宗昌副总司令，面对前来求情的说客，统统示以白眼，只有杨度出面求赦时，才转出了黑眼珠，命人打电话通知行刑队：枪下留人。只是半小时前行刑队已经把林白水绑赴天桥刑场执行完了，杨度的愿望落了空。不过，好在杨度总算说动了老张，把成舍我交保释放了。

    武夫当国的政治局面，很令杨度伤感，他曾对友人大叹：

    吾俦不武之人，不过附属，遇事宁有多效？可惭已极！

    既如此，孤傲的杨度何苦要依附于军阀巨头？从他的一封致朋友的信中，可以读出，其动机绝非卖身求荣：

    度虽有救国之心，然手无斧柯，政权、兵权皆不我属，则亦无可奈何。

    所以，他要借用那些执掌政权的军人，让自己手有“斧柯”，实现自己的“救国之心”。

    然而，他也忒大胆了！利用那几位智谋不足的大老粗对自己的信任，竟然鼓动曹锟除掉吴佩孚，鼓动张宗昌投靠国民党！

    就在他把张宗昌哄得有些迷糊之际，安国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张学良赶到济南与张宗昌会商军务。“少帅”已经知道张副总司令身边的杨总参居心叵测，所以，放出狠话：“请杨晳子少出主意，当心脑袋！”

    图未穷而匕已现，杨度只得借故请辞。

    杨度五十二岁那年，京城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政府突查了东交民巷里的前俄国兵营，逮捕并处决了李大钊等人。

    一向反对革命的杨度自然不赞成李大钊接受马列主义，但在他眼中，无论是李大钊，还是上一年遇害的报人邵飘萍、林白水，都是当代纵横家，是靠笔杆子和游说来影响政府决策的名士朋友。他不会唱“英特那雄耐尔（英语international音译）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歌词），但他尊重朋友的选择。

    北洋时代，士人们似乎都如此相处，即相同社会地位的朋友是不问信仰、不计利害甚至也不讲私德的。朋友可以笔战，但从不影响私交。陈独秀以入青楼为乐，李大钊以敬老妻为荣，但两人政治取向一致且私交也很好；胡适之提倡新文化，章士钊固守旧传统，但两人照样是嘻嘻哈哈的好朋友。

    前面说了，北洋时代后期的杨度已经是国民党安在北京政坛上的一个内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尽管也时有吵闹，但在苏联人的撮合下，那时正在度蜜月，所以，无论于公于私，杨度都不可能不为李大钊的被捕而着急。所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4日那天，他变得格外忙碌了。

    那一天，杨度去北京的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宴。席间，杨度无意间问起当过外交总长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闻？

    汪模棱两可地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神情有些自得。

    杨乃追问：此话怎讲？

    汪遂凑近杨，耳语：张大帅（张作霖）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将派员进入苏联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说完之后，汪再三嘱咐：此事须要保密！

    杨度知道李大钊自上一年的“三·一八”惨案之后，即躲在苏联人那里，所以惊闻此讯，迅疾托辞离席。回家之后，偏偏又遇上来客，只好应酬了半天。打发走客人后，他一边亲往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书记胡公鄂那里去报信，一边派大儿子杨公庶去章士钊家通报——他知道，章与李两“钊”虽因“三·一八”惨案不复交往，但章夫人仍与李大钊有联系，况且大难当头，章氏不会不管不问的。

    前段时间，为躲避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李大钊与妻子儿女寄身于苏联使馆里，他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的骨干人员也都在该使馆旁的旧俄国兵营里躲着。

    按说，杨度报信的时间并不算晚——从4月4日当晚送出消息，到4月6日军警闯入苏联使馆，李大钊原本有足足一天的时间潜出外逃啊！

    然而，李大钊并没马上逃逸，原因是人们并不相信张作霖政府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进入东交民巷。从“庚子之变”（义和团事件）结束之后，还从来没有谁胆敢闯入使馆区呢！人们竟不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

    结果，只有四个“党人”迅速离开东交民巷。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发往南方的秘密报告，如实记录了杨度在危急关头的功绩：

    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之力也。

    杨度忧心如焚却爱莫能助！且看他在李大钊被捕前后的时间表：

    4月4日，获悉情报，当晚报信。

    4月6日，派长子前往东交民巷观察，惊悉李大钊等人被俘。

    4月9日，以委员身份参加政治讨论会，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审理，以避免军法审判。

    4月10日，与司法总长罗文干等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陈述将此案移交地方法庭的理由。

    其间，他还两度派长子前往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并秘传消息；他甚至变卖了寓所“悦庐”，将所得四千五百银元悉数充作营救费用。

    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名同案犯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以绞刑。

    彭国兴编的《杨度生平年表》上说：

    为周济被难者的遗族，杨度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

    “仗义疏财”，“两肋插刀”，“侠肝义胆”，“毁家纾难”……这些成语到了北洋时代的杨度的身上，全都复活了！

    变更的是朝代，不变的是名士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