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重庆的左翼艺术团体排演话剧《袁世凯》，而此剧肯定要捎带着骂一骂杨度。杨云慧听说后，自然不高兴，就在左翼作家兼演员凤子跟前发了牢骚。过了几天，凤子通知她，说周恩来同志要见她。周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是共产党在“陪都”重庆的最高领导人，“国统区”里的左翼文艺人士都信赖并听命于他。见到周恩来以后，周主动向她提到，听说她对《袁世凯》有意见，并关切地问及其母及弟妹们的现状，之后，周还向杨云慧讨要了一张杨度的书法。这次接见后不久，《袁世凯》就停演了。个中原委，只有杨云慧心里清楚。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中国互济会”营救了不少遭受政府迫害的受难者的左翼慈善机构。有些已经被关进了令人谈虎色变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犯，也能极意外地被这个慈善机构保释出来。流落各地街头的中共领导者的子女，如毛泽东的三个儿子，以及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的后代，都曾被一个个找到并送进了“互济会”开办的“大同幼稚园”里。杨杏佛、鲁迅、郁达夫等社会贤达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或重要参与者，宋庆龄、蔡元培这样颇有地位的大人物也曾应其委托出面保人。

    明里杜府秘书、暗里中共间谍的杨度，寓居此宅时，已经低调了许多。人们看到，被甩出权力漩涡的杨晳子大谈佛经，普度众生——他先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捐款甚巨。

    杨度当年到底拿出了多少家产来帮助落难的同志？恐怕连当时的党的负责人也记不清了。所幸周恩来一直记着他的这些功劳，这才有了“文化大革命”中杨氏遗孀大难不死的幸事。此为后话。

    杨度之女杨云慧讲述过这样一段轶事：

    当时，杨度已经把妻小安置到苏州定居，自己则与长子杨公庶待在北京。某日黄昏，读中学的杨云慧放学回家，意外地见到了从北京回来的父亲，正关着屋门与母亲（杨度侧夫人徐粲楞）说事儿呢——

    丧事自然是杜月笙出面操持的，9月18日大殓，众多上海滩的名流又纷纷现身。送葬其实是一个社交平台（近年，有潘汉年、周恩来到场吊唁的说法，显然这是为了拔高杨度或周恩来的无稽“戏说”）。20日，灵柩暂厝上海的湖南会馆，后又择期下葬于万国公墓，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捣毁——1966年夏，万国公墓遭到毁灭性破坏。你想，连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父母亲的陵墓都未能幸免，一个臭名昭著的帝制健将的铭碑与土丘何能独存？

    我家在青岛的房子，确是很破旧了，卖出去也值不了多少钱。由于在我们来到之前，就已经托人联系好，所以卖屋的手续办得很顺利。

    几天以后，我生母徐粲楞收拾了行李，安顿了家中弟妹们的生活，又为我向学校里请了一星期事假，便带着我坐上火车去青岛了。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杨度毁家纾难的功德簿究竟有多厚呢？没人讲得清了，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可歌可泣的救难业绩也大都埋于“地下”了，现在人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名为民间慈善组织的机构，却有着极深的国际背景：苏联政府才是其第一大“股东”。从俄罗斯人现在公开的档案看，仅1925年6月至8月，苏联人就从自己的国库中，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寄往中国上海二十万卢布！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也是从这里被秘密接往苏联去的。不过，这是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中共最核心的人才能掌握，普通党员不会知晓，党外的鲁迅等社会名流更无从了解——难怪敏感的大先生听人说他拿了卢布便大发雷霆。

    不久，我就和我生母回到了苏州。她又把自己的首饰拿去变卖，把钱一起汇给了父亲。我问她：“这么多钱拿去干什么？给什么人？”她回答说：“这些人都是革命家的家属。这些革命家为了挽救国家，被军阀杀死了，留下的家属们生活很艰难。你爹爹要收集一笔钱去救济他们。”

    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杨度自浦东高桥杜月笙故里参加完杜氏家祠落成式后，即卧床不起，9月17日上午11时，就在我找到过的那所洋楼里，溘然归西，享年五十六岁。

    生前，他为自己撰写了挽联：

    “真如”并非现在人们熟悉的上海的一处地名，而是佛学术语，指不变的最高真理或本体。自知一病不起的杨度，认定他的帝道是“真如”，诚所谓“至死不渝”。

    周恩来悼念杨晳子，是在此后若干年，而且，用的是特殊的方式。

    故事还是杨云慧女士讲述的——

    一会儿，我走近房门口，听听父亲在说些什么。只听父亲说：“为了救济这些被难的家属，我们要筹集一笔钱。我已经把手里所有的钱都捐助了，但是还不够，还要想办法。我想，现在家里只有在青岛的一栋房子可以变卖了拿去救急。我明天就要回北京去，你可以让云慧陪你去青岛，协助你办理此事。”我生母说：“这栋房子已经破旧了，值不了多少钱，我可以把我的首饰拿去变卖了捐给这些被难的家属，好不好？”父亲高兴地连声说：“好，好！”

    还有一事。“文化大革命”时，杨度的遗孀徐粲楞女士被上海红卫兵揪斗，不得不拖着七十多岁高龄的病躯，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去打扫弄堂（即我去过的建国中路上的那条弄堂）。杨云慧在北京闻讯，立即向章士钊伯伯求援。章因毛泽东的庇护而极为罕见地未受伤害，且能“通天”。杨云慧第一次听章世伯说，父亲确是中共党员，这是毛主席亲口告诉他的，但为什么一直不公开，老人却不得而知。章士钊将杨度遗孀的悲惨处境转告了周恩来。不久，他回信说，周总理已经打电话给上海有关方面，叫杨云慧和母亲放心。事后，杨云慧长舒一口气，在《我的父亲杨度交往纪略》一文中，她写道：“果然，我家从此平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