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锡拉胡同的两天以后，我去东四一带找章士钊第二次来北京时的旧居。查资料得知，1916年春至1926年春，章士钊曾在北京住了正好十年，那时的章宅，是“魏家胡同十三号”。

    查地图得知，魏家胡同在东四北大街附近。

    那是7月的北京，闷热难当。开夏利的司机舍不得开空调却还一个劲儿糊弄我说：开窗多好，自然风不伤人，也不传染“非典”，云云。等车子停在路边“魏家胡同”的红路牌下时，后背和裤子已湿湿地粘在了身上。

    和北京的大部分胡同一样，魏家胡同也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路边也是一排散漫而蔫巴巴的白杨。

    自东向西，我和同伴开始逐门寻访。

    倒是有几幢像是旧时的大户人家的房子，但门牌不对。

    最符合想象的是一幢高大的门头，绛红色的“广亮大门”显得十分超凡，而且，整个建筑是新近维修过的。该宅门面基本保持原貌，只是两边已经破墙开门，门上悬着计算机、财会培训学校之类的大牌子。

    从灰瓦下的方铜牌上得知，此为“魏家幼儿园”，且是东城区的“文明单位”。

    有门铃按钮，但门虚掩。推开大门，孩子们的拍掌唱歌声扑面而来。

    这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进门是影壁，影壁西侧是一进院。

    在一进院通往二进院的月亮门处，一位穿白大褂的五十岁上下的女子正拽着一个泪汪汪的少妇的胳膊在劝说什么。想必这是刚把宝贝送入幼儿园的家长听到了孩子的哭喊而不忍离去，而幼儿园的老师正在见惯不惊地拦截肝肠寸断的家长。其实，院子里，年轻的老师正带着花花绿绿的小儿女们做游戏，热闹得很。

    见到不速之客，那位白大褂稍有诧异，待听完我的来意后始有笑意。她的胸卡标明，她即本园的园长。她告诉我说，这所房子不是私人的，归区房管局管，解放前的房主一家现定居美国，他的后人去年还回来看过，但不姓章。至于七八十年前那个当部长的章什么人是不是住这儿可就说不清楚喽。

    这位友善的园长边说边往门外引我们，然后，又不辞闷热地领我们到了邻近的一座同样规模的门前去打探。

    这家也是一座“广亮大门”，只是正在全面修葺。大门四敞八开，大门的描梁画栋工程似已完工，门楣正上方的三幅山水画还散着淡淡的油彩味儿。门后，沙、石、水泥袋堆了一地。

    显然这是比幼儿园更大的一所宅子，因为透过二门，我已经看到里面嵌有精美砖雕的更大的影壁了。

    正想往里走，有个民工模样的人出面阻拦，说这是私人住宅，又正在施工，不能往里去。口气很坚决，我也只好作罢。

    倒是这座大门旁边的一座只一米宽的小铁门让我怔住了，因为它的上方，一方巴掌大的门牌正标着我想找的那个地址：魏家胡同13号。

    不过，只看上一眼，我就失望了，多年游走于京城胡同的经验告诉我：这个紧紧关闭着的紫漆小门，显然是从这座大宅子墙上破出来的，小门后一定是个小院，里面七拐八拐地藏了好几户寻常百姓家。仅此而已。

    清末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曾著日文版的《北京志》。查该志可知，至1907年，北京人口有200万，内、外城的“正户”与“附户”加起来是123990户。北洋时代是个动荡的时代，人口与户口不会增长到哪里去，所以，那时城里人家的生存空间很阔绰，能住得起大宅子的人家根本不需要破墙另立门户。

    也就是说，蜚声南北的北大名教授和后来的政府总长章士钊先生是断断不可能窝憋在现今的13号里的。屈指回算，七十多年过去了，天地已经翻了几番，小小的门牌挪挪位不是很自然的嘛！

    如此看来，要么西边的那座幼儿园，要么东边的这所高深莫测的大宅子，一定有一栋属于当年的章先生。

    过后，我问过章含之女士其父在魏家胡同的旧居，她还是什么也不知道。

    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护国军完成使命，军务院撤销。在上海的家中，章士钊与陈独秀、吴稚晖探讨完有关新内阁的组成事宜后，于7月21日赶到北京，在这魏家胡同的大宅里住下了。

    “孤桐”自己说过，他一生既无不动产，也不蓄财。当然，不管是位居阁员还是落魄民间，也无论是北洋时期，党国时期，还是共和国时期，他总有贵人相助。用他的北大同事梁漱溟的话说，就是“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

    北洋时期，无论谁当政，他这个当过总长（部长）和国会议员的名士都不会囊中羞涩。想到欧洲去转转了，大总统黎元洪马上派人送来一笔可观的资金。

    北洋政府垮台后，国民政府当家，章士钊也没吃苦。虽说成了新政府的通缉犯，但他先是去欧洲游历了一年，后受张学良之聘，回国到东北大学当了教授。出关教书，既解决了生计，又解除了通缉，真是一举两得——本来是遭通缉的“北洋余孽”，经“少帅”说情后得到解脱。“易帜”未久的张学良那时牛得很，他让东三省归了中央政府，为统一中国立了一功，所以他的话在南京很有分量。

    重量级人物当教授，其报酬也是重重的，别人月薪平均三百元，而章大教授（后任文学院院长），月工资竟高达八百元！若不是“九·一八”猝发，章士钊或许会一直在黑土地上授业解惑呢！日本人占领沈阳后，张学良顾不上他了，他便南下上海挂牌当起律师。且不说给杜月笙当法律顾问每月有五百元的进项，单凭其声望为人代理官司，即该有不菲之入账。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拿着参议员的津贴也不会过穷日子。况且，这位书法大家还有众多的倾慕者，高昂的“润格”也不会让他落魄。出狱后的陈独秀曾亲代友人向其求字，因未得答复而颇为抱怨地说，“行严官僚习气又加以名士习气”，“不可治矣”！可见章氏书法还是大受追捧的。

    共和国时代，他既是全国人大常委，又是中央文史馆馆长，正部级干部，哪会为钱而操心呢？老友纷纷在受苦受难之际，他却逐年享用着毛泽东的“还账”——毛泽东硬要用自己的稿费把当年借他的两万银元偿还完；九十高龄出版了那本《柳文指要》之后，周恩来还特批给他一万元钱，而那时，整个大陆都取消了稿酬制。

    总有钱花的人，一般是不考虑置办不动产的，所以，章士钊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房子。无论北京还是天津，也无论上海还是重庆。

    那么，这魏家胡同的某个宅院是属于谁的？是他又借居朋友的，还是自己花钱租下的？

    现在的魏家胡同已经不会告诉我答案了。

    其实北京的文物部门不妨考证一下，把曾影响过中国政局的历史人物的旧居都普查一遍，像上海人一样，在那些“有名有姓”的门前立一块小小的牌子，让人文的游脉不致到此中断，岂不善哉？

    入住此胡同后，章士钊即代表西南军政府首脑岑春煊与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商谈了有关善后事宜。他和黎元洪也不是头回相见了，讨袁伊始，他曾专程前往武昌游说过黎。现在，老袁死了，章士钊向往的精英政治局面就要出现了，他“渐厌政治”，便转身走进了北京大学。

    袁世凯在世时，曾有意让章士钊出任北大校长，但章以年轻学浅坚辞不就。此番天下太平了，蔡元培被黎大总统任命为北大校长了，他却欣然接下蔡校长的聘书，当上了这座最高学府的逻辑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须知，正是由于章士钊的谦让与力荐，二十八岁的李大钊才得以进入北大接任图书馆主任。而后，章士钊又将同乡好友杨昌济介绍来北大任教伦理学，而杨又把投奔自己而来的大弟子毛泽东介绍给了李大钊，毛成了大钊手下人。李大钊马上成为京城知识界的风云人物，而毛泽东则在大钊先生被难后，经二十多年党内党外的苦斗，终于率共产党人将中华民国在大陆上的历史终结，并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重新回到旧日京城。

    共产党领袖们将北洋时期的总统府做了自己的办公处和居住处。入主中南海后，毛泽东曾愉快地请“行老”等湘籍前辈进入新华门泛舟于波光潋滟的南海。对中国士人来说，这无疑是件莫大的荣耀。

    追根溯源，没有章士钊当年的引荐与退让，也许就没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快速发展，也就没有以李大钊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骨干队伍的形成。毛泽东对章氏的礼遇，决不仅因为彼乃恩师兼岳父之好友。

    杨昌济早就写信向章士钊郑重介绍过毛泽东、蔡和森：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好友如此隆重地推出的人，一定会让章士钊格外留意，而在李大钊那儿默默工作着的同乡后生的表现也给他留下良好印象。所以，当毛泽东开口向他借两万之巨的银元时，他没有让对方失望——尽管他是在八十岁以后才知，那笔巨款被毛用于湖南的共产党活动和留法同志身上了。在杨昌济教授因病过世时，章士钊与杨度等湘省名流共同张罗了葬事，其间，自当与毛泽东有更多的接触。父执之恩，理应是一直没忘情于“骄杨”的毛泽东耿耿于怀的——“骄杨”是毛泽东对杨昌济的千金、自己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的称呼。

    1964年，也就是毛泽东让章含之兼任自己的英语老师的那一年，毛忽然提议要向“行老”还债，每年还两千元，为期十年，且说还就还。章士钊曾表示决不能收此厚赠，因为当时他并没那么多的钱，钱是他向社会名流们募来的，如今，让他一人收之，有愧。但章含之转述道：主席说，这不过是找个借口给行老一点补助而已，他给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用人民币能偿还的呢？直至章士钊谢世，这场旷日持久的欠账才算了结。

    毛泽东对章士钊的关照似乎超过了对任何外人，章士钊也因之享尽主席的恩荫。他的养女章含之就因这层关系从一个普通的大学青年教师成为毛身边的人，进而成为外交部的高级官员。老人也清楚，只有毛本人才能让其免遭灾祸，所以无论“五七反右”还是“六六文革”，大祸将临时，他总在万般无奈时秉笔上书“润公主席阁下”，而当年的毛润之也真的就对他网开一面，让周恩来妥善保护了他。最奇特的是，甚至在善良而迂拙的章氏写信请求毛泽东不要打倒刘少奇时，毛竟也耐着性子回了亲笔信：

    惠收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毛泽东对这位乡贤实在是够客气的了！政治上宽容，经济上接济，对毛泽东这位铁石心肠的大政治家来说，唯章一例，绝无仅有。

    共和国的大管家周恩来对章士钊当年的关照也一直不忘。周恩来不光能整段地背诵章氏早年发表的诗，还对章含之讲过在欧洲时的一段往事：

    章士钊第二次赴欧洲考察之际，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与周恩来在巴黎找到章士钊，托其将一部印刷机带给留学德国的朱德。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曾在北大就读，为章士钊的学生。因法国当局已接到中国政府的通知，对这帮来自东方的热心于政治活动的青年格外留神，所以，这笔货运业务是不可能办理的。而章身为中国要人，享有外交豁免权，他便顺手帮了中共一把，走前还留给青年共产党领袖们一千元钱。

    有趣的是，当女儿回到家中把总理的回忆讲给老父听时，章士钊竟然记不得也！

    章士钊不记得自己做过的许多好事了，但人们却一直记得他做过的那两件“坏事”——镇压了女师大学生运动，参与了“三·一八”惨案。这两桩公案一直像口香糖一样被人反复嚼着，末了，还要吐在他瘦巴巴的身上，让他至今也洗刷不掉斑斑污渍。当年郭沫若（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八宝山为他致悼词时，只赞誉了他漫长生命的后二十几年（1949年他参加开国大典时已六十八岁），如“拥护中国共产党”，“关心社会主义建设”，如“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等，但对他更为丰富而多彩的前面的大半生，却只字未提。

    至少，他营救李大钊一节，人们不该忽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