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冬与1998年夏，我曾两进当年的红楼，想看看李大钊的图书馆，却一次也没如愿。一楼曾是李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但后来的红楼主人——国家文物局机关——却把一楼东南头的那间屋子锁了起来，只在门上方悬着一方“李大钊毛泽东同志工作室遗址”的牌匾，并称“不对外参观”。我怀疑国家最高文物保护机构并不真懂文物：他们竟然把当年堂堂图书馆主任的办公室与区区助理员的工作岗位（顶多一张桌子）合并在一起。

    好在，2002年春，我三访红楼时，国家文物局已经把一楼腾出来辟作“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了，不过，楼上照常是“游客止步”的办公区域。有意思的是，标明“李大钊办公室”的房间却从一楼东南角移到了走廊的西南端。

    东耶？西耶？不分东西的国家最高考古机关！

    东西一定要分清的。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每个人才的地位都分得清清楚楚。“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这是毛泽东说的。毛的话当然不会像林彪吹捧的那样“句句是真理”，但他的这句话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我见过一份当时的北大教职员工们的薪水表。领导与老师之间、教学第一线与行政后勤之间，真有天壤之别。

    分管登记新报刊和借阅者姓名的毛泽东，月薪八元；主持图书馆的李大钊，月薪一百二十元，两人相差十五倍！若按20世纪初的银圆与世纪末的人民币1：100的比值来算，那就是在现有物价不变的前提下，毛泽东的月收入是八百元，而他的头儿居然拿到了一万两千元！

    然而，不在教学第一线的李大钊比上讲台的老师们还差得远，人家拿得更多——

    杨昌济（怀中），教授，伦理学、伦理学史，240；

    刘师培（中叔），教授，中国文学、文学史，280；

    钱玄同（玄同），教授，文字学音，240；

    周作人（启明），教授，欧洲文学史、十九世纪文学史，240；

    辜汤生（鸿铭），教授，英国诗、拉丁文，280；

    宋春舫（春舫），教授，十九世纪文学史、戏曲，280……

    文科同事中，文科学长陈独秀最多，是三百元！就等于现在每月有三万元的工资！

    “自由、平等、博爱”是当年精英们孜孜追求的目标，但从一张小小的工资表上即可看出，在人类社会中，哪有绝对的平等？

    收入的改善，直接带来了家庭生活的改善。成为北京大学教职员的李大钊，终于把妻子及一双儿女从老家接来，一家人团聚了。老同学郁嶷与他一起到正阳门火车站接来了家人，并帮他们一家租房住下。

    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后来回忆说，那是1918年七八月份的事。

    这一年，李大钊二十九岁，他的那位含辛茹苦的妻子赵纫兰已三十五岁。李葆华写过，其父母总共生有九个孩子，四个夭折，五个存活下来，即长子李葆华、长女李星华、次女李炎华、二子李光华和三子李欣华。五位子女都活到了共和国时代，其中地位最显赫的即1925年就跟父亲参加革命的李葆华。1949年后，他历任水电部副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氏家族，只有这位长子真正活到了“耆年”，2005年他谢世时，已经九十六岁高龄，诚可谓“寿昌”矣！

    被聘为最著名大学的图书馆主任，社会地位与个人收入自然都增了不少，但李大钊依然过着“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淡日子。他没心思讲究物欲，更没像陈独秀等人一样有兴趣去逛“八大胡同”（京城红灯区），他的全部兴趣只是思想，只是工作。

    入北大不久，李大钊即加入了“进德会”。该会是蔡元培提议成立的，蔡夫子很为本校师生的道德水平低下而着急。

    当时的北大学生、后来的古文化史大家顾颉刚写过：

    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妓女集中地段——原注），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众两院，“一堂”指北大，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原注）。

    为增进广大师生们的道德修养，蔡校长倡办了这一“自律协会”。他制定了三种会员标准，让师生们对照标准，自己选择做哪种会员。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

    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

    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肉。

    甲种标准是入会的基本条件。既往不咎，着眼未来，一旦入会，就要在北大校报上公布名单，以让全校师生监督之。

    一时间，入不入“进德会”成了北大老师们哈姆雷特式的选择。文科的那几位有影响的社会名流不入会肯定说不过去，所以，大家就都一哄而入。当然大多数人只敢做最低一等的会员。像陈独秀、章士钊，都是私德有些可疑的人物，也都成了甲等会员。人家蔡校长厉害，虽当过民国首届教育总长，却毅然申报乙等会员，明确表示将不再谋取政府高官或当劳什子议员；钱玄同、周作人也自行申报乙等会员。有勇气做丙等的，只有研究佛教的梁漱溟和自诩“素食主义者”的李石曾等少数人。

    李守常先生呢？他选择的居然也是最低标准——甲种会员！李大钊从无绯闻，私德极好，他家有结发老妻，聚少离多，却不离不弃，令人钦敬。他还是有名的政论家，是公开批评政府和政客的公共知识分子，从未显示过有参政的野心。他居然没选“乙等”，岂不是在向同事们公示：他还有从政的愿望？

    会后，李大钊等人被推举为“纠察员”，后改“评议员”。此“员”专门对违反会规者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罚。不过，蔡先生让教授监管教授，让朋友盯着朋友，如同让右手给左手动手术，让执政党给自己割癌灶，说得轻松，但绝对做不到。所以，也就没有李大钊查处陈独秀的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爆料，尽管后者常到城南找小姐销魂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在阶级地位中生活”的李大钊，凭自己的才干与为人而使自己越走越高。当初他被章士钊推荐来北大时，曾受到不少同事颇不友好的质疑的眼神，因为他没有洋大学的文凭，而且人长得忠厚，穿着也土气，有人甚至说他像刘邦手下那个屠狗专业户出身的大将樊哙。

    章士钊的原话是：

    盖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

    不过，那些西服革履、发型两分且抹着头油的同事们很快就对这位蓄着胡子、留着平头、老是穿棉袍或大褂的人刮目相看了——在校内，这个没学过图书管理专业的人，居然把本职工作做得如此精致，以至于八十多年后，美国人在权威的《世界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百科全书》（orld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中，称李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于校外，人家是有真知灼见的著名报人与政论家。更让人钦佩的是，守常先生的为人，正像时以“鲁迅”为笔名风靡文坛的教育部处级官员周树人所说，“诚实，谦和，不多说话”，且私德极好，故渐得人心。

    当年10月，声誉越来越高的李大钊和他的图书馆从景山东街的北大二院搬进了新落成的红楼里。

    应湖南籍同事杨昌济教授的请求，他将杨的大弟子兼未来女婿毛泽东安排进了图书馆做助理员。毛后来在陕北窑洞里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Parks Snow）说过，那时，他是借钱来到北京的，不找工作就生存不下去了。这是二十五岁的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求职经历。四个月后，毛泽东即南下了，因为杨先生猝然过世，还因他滞留北京既无意赴法国勤工俭学——他正是为此事与萧子昇、罗章龙等二十几人一起来京的，也无力通过“旁”门进入北大。当时北大规定，旁听生优秀者可转正式生，但要通过考试并且缴纳不菲的学费。毛泽东只能返回湖南。

    毛泽东离开的地方，正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值得留下一笔的北大图书馆里的“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室”。“亢慕义”，是德语Kammunistsches音译，意为共产主义。“斋”是小室的意思。），亦称“亢斋”。北大的正式生们，如张国焘、张崧年、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李渤海等，天天来此与导师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之后，俄共特使维经斯基也在这间屋里向人们介绍“十月革命”及俄国新政府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善。于是，在李大钊的全力营造下，“亢慕义斋”在激进的知识分子心里迅速扩建着，三十一年后，整个中国大陆都成了“亢慕义斋”。

    民国七年（1918年），确是李大钊思想急剧左转的一年。在维经斯基出现在红楼以前，他就自觉接受了“马客士”（马克思的中文初译名）主义，自觉为俄国革命而欢呼，写下《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重要文章。在还没有真正看清俄国革命党的真实面目的时候，这位性急的社会主义者就放声欢呼起来，称俄国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是“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革命的社会党”！

    那时的李大钊，庆幸的是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一个大国的首先成功，此社会主义，乃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形态，是“建于自由、人道之上”的国家制度。这和列宁以及后来的斯大林所制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国家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与苏俄特使接触之前，李大钊即使纵情欢呼俄国革命的胜利，也没想要在中国成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该党的创建者。不然，他就不会于翌年春积极参与一个政治态度温和的“少年中国学会”的组建活动。

    民国八年（1919年）上半年，《川报》驻京记者王光祈欲创建“中国少年学会”。在《晨报》主持副刊的李大钊为该“少年”信赖的大朋友，遂被邀为同人，共同参与筹建。该政团的成立，是缘于对“国内一切党系”和“过去人物”的“绝望”，所以，要“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远在欧洲的王光祈曾如是回忆。这位颇有作为的“中国少年”于中国少年学会创建的第二年春天即留学德国，自此脱离政治，终成受西方人尊敬的中国音乐史专家。据称，共和国初期，毛泽东曾向陈毅打听过王光祈的下落，因毛本人当年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一员。想必毛以为，陈毅既与王光祈同为在京的川人，亦曾在李大钊手下搞过党务，或许知道销声匿迹了许久的王光祈的下落。

    少年中国学会于7月1日宣告成立。那时的李大钊已经不是少年了，但他却把许多北大的学生介绍进了这个组织，包括日后成为中共骨干人物的邓中夏、张崧年、刘仁静、恽代英、张闻天，当然也包括正在他手下打工的毛泽东。后来，少年中国学会解体，是因为学会中一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少年”们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离去。

    这个夏天，因陈独秀被捕，李大钊回到冀东老家躲了一个多月。隐居故里期间，他写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写了与胡适论战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这是历年党史专家都没落下的记载。

    让党史专家集体遗漏的是这样一条极不寻常的史料：就在这年夏天，李大钊曾与一位叫伯特曼（或译布尔特曼）的俄共代表在红楼的图书馆见面。这位伯特曼，后来成为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处负责人，该处即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前身，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东方部下属的一个支部。

    李大钊与伯特曼的这次会晤，比公认的李与维经斯基的见面早了整整一年，且从未见诸国内文献，即便两位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的，与李大钊关系最密切的领导人陈独秀与张国焘，生前也从未有过片言只语的披露。我只能理解为一向襟怀坦荡的陈先生从来不知此事，叛逃到国民党那儿以反共为职业的张国焘对此更一无所知。李与伯特曼的会面，是标志性的事件，但在中国，从来无人知晓。只是有心人近年查阅苏联的解密档案，才从马林（Maring）档案里查到一行相关记录。稍知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马林何许人也，他是荷兰籍的俄共党员，苏俄远东民族与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的秘书，列宁派到中国来指导中共的特使。

    至于中国共产主义先驱与苏俄代表的第一次会晤的细节，很遗憾，内容不详。

    酷暑结束时，陈独秀出狱了，李大钊回京了。

    陈独秀出事前，曾在《每周评论》上刊文《研究室与监狱》，宣称：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陈文刊出的三周后，李大钊以“常”为署名跟进一篇《牢狱的生活》：

    现代的生活，还都是牢狱的生活啊！像这样的世界、国家、社会、家庭，那（哪）一样不是我们的一层一层的牢狱、一扣一扣的铁锁！倒是为运动解放入了牢狱的人，还算得了一块自由的小天地！

    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还曾写了一首白话诗以示庆贺：“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他真的很兴奋，因为正如他在诗中所说：

    专制统治者总爱以监狱对付思想者，殊不知，囚禁只能加深其对信仰的忠贞和对现行体制的仇恨。陈独秀、李大钊对牢狱的认识，算是对愚蠢的专制者的正面回答。

    新解密的苏联史料披露，其实，“远方”（当时中共党人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称）的最初选择还不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甚至他们都不知道在中国思想界有两位享有“过激”之誉的教授“南陈北李”。他们只知道本国新政权已经深得中国知识界的欢迎，尤其列宁同志签署的关于放弃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那个“第一次对华宣言”，更令中国读书人无比感奋！一时间，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泛滥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甚至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袖姚作宾即率先在京成立过“中国共产党”，并曾派专人去海参崴找苏共主动联络。这位姚先生的探索为何没了下文，或者说当初苏俄为何没扶持姚氏的“中共”，人们已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二十年后的青岛第二任汉奸市长，正是一个叫姚作宾的人。此题外话也。

    有了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的积极接应，苏俄人带来的火种势必就在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心里熊熊燃烧起来。

    民国八年（1919年）之夏，是迈入而立之岁的李大钊人生旅程上的岔路口。在这个夏天之后，他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原定的温良改革的路线，拐上了另一条坎坷崎岖而且风险未卜的暴力革命的新路，并越来越快地奔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