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国运式微，自古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凡有良知者，莫不起而探求救国之道。无论康梁的“变法”，还是孙文的“革命”，概莫能外。

    清廷既倒，民国已立，但国家依然动荡，列强仍旧强蛮。正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民国六年（1917年）深秋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即简称“苏俄”的新政权，号称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农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时译“劳农政府”），这自然引起了中国先进的思想精英们的极大兴趣！民国八年（1919年）7月25日苏俄新政权发布的《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亦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称将无条件放弃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更使得半殖民地国度的先进国民们感激涕零！

    谁不向往那个平等待我中华之庞大邻国？哪个爱国者不想看到强邻归还本属于我们的大片疆土的这一天？在中国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政权不正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梦寐以求的天大好事吗？于是乎，信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李大钊便率先响应了苏俄人的急切寻呼。

    现在人们清楚了，列宁率领俄国革命党人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尽管高举着的是国际主义的大旗，但首先还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家园。他们的外交出发点和别国并无二致，也是首先要维护本国之利益。他们信誓旦旦的外交声明每每也只是权宜之计，弱时乞怜，强时逞凶，斯为天理，岂有例外？所以，说要归还的沙俄时代鲸吞我中华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就一直没归还；那条横在我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也一直像剑一样搁在东三省的腹上，随时都可以割得我们血流如注。俄国的新当家人面临的大环境并不美妙——前门外有更为强大的西方国家的环峙，后院有狡猾的日本人的觊觎（日俄战争的惨败让他们一直对日本人心有余悸），更兼有大批沙俄时代的军人、贵族们（亦即所谓的“白俄”）逃到了远东的中国，这不全是隐患？他们实在无力两头应付，故把中国培养成苏俄的稳定后院便成为其远东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于是，在击败反苏维埃新政权的众多“白匪”武装，打通与中国的通道之后，列宁想在远东建立下属共产党组织的模糊设想便清晰起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一书中披露过1920年的苏俄对华工作情况：

    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和西伯利亚局、外交人民委员部、全俄中央合作总社……以及其他机构，分别派遣代表带着各自的任务去中国从事秘密工作。他们各行其是，没有统一计划。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建立与中国革命分子的联系，也包括变卖珠宝和进行政治侦察。……

    这期间，有10多名俄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工作。他们担负的是非常秘密的任务：与中国的激进社会活动家建立定期联系，帮助他们组织共产主义倾向的团体。

    于是，民国九年（1920年）4月，一位叫维经斯基（又译魏金斯基、威金斯基、乌金斯基）的俄国人从海参崴经哈尔滨来到北京。来华之前，他为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叫“吴廷康”。陪同者是其夫人和助手马迈耶夫夫妇以及一位山东平度籍的俄共（布）党员杨明斋。

    是在北大当俄文讲师的俄国人柏烈伟（又作鲍立维）把来自海参崴的“生活报记者”吴廷康介绍给李大钊的。而柏烈伟正是经李大钊介绍来北大兼课的天津大学的俄籍教授。当年的北大有规定，凡兼职本校者，只能做讲师而不被聘教授，哪怕部里的小领导、正以笔名“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周树人先生亦不例外。

    李教授对“十月革命”的向往是人所共知的，他曾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和天安门前的北大集会上为俄国的“十月革命”欢呼过，并曾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还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开辟过“马克思研究”专栏，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更被人目为中国第一篇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所以，俄国特使到红楼拜访他是顺理成章的。

    前面已经说了，维经斯基不是造访红楼的第一个俄共特使，早在一年前，即有以哈尔滨俄侨身份的伯特曼来过了。

    而且，在“吴廷康”到访之前，李大钊曾于1月份到天津租界的特一区（原俄租界）与柏烈伟会晤过。柏烈伟的公开身份是一位俄国的汉学家，其另一个身份则是俄共（布）远东分局海参崴分局的派遣人员，与维经斯基同出一门。不料，那次见面，被影响仅次于《大公报》的天津《益世报》披露出来，称“党人开会，图谋不轨”，所以李大钊只好匆匆返回京城。

    现在，要说说李大钊加入共产国际的事了。他曾明确面告孙中山和国民党大佬们，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员。第三国际，也即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李大钊既是国际共产党员，又是中共党员，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国民党党员，真正是跨党且跨国的多党籍党员。

    那么，伯特曼、柏烈伟、维经斯基、越飞、马林、加拉罕，李大钊到底在哪一次与哪一位俄人接触之后加入了“国际”？是在中共“二大”召开之前，还是在这之后？——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秘密召开，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即承认中共是“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李大钊究竟是“远方”一直单线联系的特殊党员，还是由党批准后转入“国际”的中国籍党员？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远东分局东方处下设“俄共华员局”，杨明斋应属该局所辖成员。那李大钊呢？如了解李大钊的这一鲜为人知的背景，其后来的所作所为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不过，这一切，从来没人给我们讲清楚。真的期待有良知的党史专家为澄清历史烟云而有所作为。

    再回到“吴廷康”的登门造访。现在想来，李大钊介绍柏烈伟来北大，没过几个月，柏烈伟又介绍维经斯基给李大钊，这或许是一个事先谋划好了的路线图。

    李大钊应客人要求，在自己的图书馆里为其操办了几个座谈会，把热衷于社会主义的弟子们都喊来，甚至把章士钊也请来了，让“吴先生”很是开心地介绍了苏维埃政权的先进理论和伟大实践。会上反响热烈，于是，奉命来华觅找合适的政治伙伴的俄共特使先生一激动，当场宣布：在座各位都是共产党员了！

    维经斯基操之过急的宣布，暴露了俄共（布）对中国问题的焦虑。若不是当时在场的罗章龙的回忆文字，我们还真不知道当年俄人居然上演过这么一出小小的闹剧。

    “吴廷康”冒失地宣布完了之后，想必座下一片愕然，继而哗然，尤其那位早就发誓终身不入政党的大名士章士钊。好在李大钊清醒，觉得不妥，便请客人南下，持他写的介绍信去上海，与更具资格的陈独秀先生会商建党事宜。

    那时，陈独秀已经回到上海。

    进入民国九年（1920年），陈独秀在北京已经待不下去了。他因与别人争妓一事被人揪住不放，蔡校长不得不提前进行人事改革，免了其学长的职。而陈氏主持的《每周评论》又早被政府查封，近期更传来政府又要缉捕他的消息。无奈，陈独秀只得暂时躲在安徽怀宁籍的同乡、理科教授王星拱家里，伺机南归——三年前，他本来就是从上海来北京为《新青年》募捐的，只因被蔡元培先生强留北大，才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

    在全国政协编纂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中，有当事人王星拱老先生写的回忆文章：

    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

    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们两人雇了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

    两位转向革命的思想家，漫漫旅途，一路倾谈，直至陈独秀登上了南下上海的客船。不过，陈、李一路所谈，并无别人在场，内容也无纪录，后来却成了中共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佳话的由来。

    当年，李大钊的办公室，是个热闹非凡的去处。晚年寓居加拿大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急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一九二零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

    红楼里的李大钊，其实岁数并不大，不过三十岁刚出头，只比手下的毛泽东大四岁，比在校的大学生领袖张国焘也不过大八岁。他的思想裂变，他的政治能量，也正是在这红楼里发生和积攒起来的。六年的图书馆主任生涯，对一个而立之年的思想者来说，太重要了！

    是年9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原始名称，非后来所称的“共产主义小组”）。据张国焘与张崧年的不同回忆，这是按已经在上海宣布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书记陈独秀的意思建成的，他俩分别在上海与陈独秀商谈过此事。党史专家均采信了两位张先生的说法，即“北李”是受“南陈”建议成立的北京组织，但专家们不肯采信1920年8月陈独秀已在上海建党一说。但如果我们知道李大钊一直与俄共（布）远东分局的特使们单独保持联系的事实之后，就不太相信这种既定的说法了——或许，每一步都是俄人安排好了的呢！

    因为李大钊，古都的共产主义运动由学术研讨进入了组织实施阶段。

    之前，陈独秀曾从上海来信，与李大钊商讨“组织”的名称，李大钊很明确地告诉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意思，“就叫共产党”。

    一叶知秋。很显然，建党初期，李大钊比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拥有话语权——其实，说白了，他拥有的只是“翻译权”。

    中共成立后不久，陈独秀与瞿秋白曾去苏联，路过北京。过后闻知此事的北大同事高一涵回忆说：

    此行极端秘密，一切照料也都是李大钊同志计划安排的。

    显然，李大钊与苏联人有直接的联系。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1年7月下旬在上海和嘉兴秘密召开的。按与会者代表的区域来说，这确是一次“大会”，但若按与会人数来讲，只能称其为“小会”——只十三个中国人和两个“远方”的同志聚在一起，通过了中共的纲领、组织架构与发展方向。十三人中，李大钊的北大弟子占了两个，即张国焘和刘仁静，张国焘甚至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按马林先生的提议，代表们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是宣传主任，此三人组成了中共中央局。

    两位最应该出席这次会议的导师“南陈北李”，却没有到会！

    陈独秀在广东当他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顾不上来开会，只派了个代表包惠僧到会。虽未亲临现场，但陈先生仍然被推举为党的一把手。

    可是，李大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