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今的人们来说，李大钊是个遥远的存在，遥远得已经不太真实了。

    照片上的李大钊，平顶，圆脸，一副敦厚长者模样，而最明显的是他唇上的那一抹浓密的胡子。长时间以来我有一种错觉，认为这位中共的主要创建者是一位年岁不小的长者。

    是胡子连累了他。

    李大钊是不讲究穿戴的，但他对自己的胡须倒是很在意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而清末民初，男子蓄胡还是有身份的人的一种时尚。不信你看，从北方的大总统袁世凯，到他之后的北洋大帅、将军们，大都是威风凛凛一把胡子；而南方的革命党首领孙中山、黄兴、廖仲恺等人，也无不是这般留胡节不辱的尊容。学者们也多以蓄胡为美，鲁迅就曾在回国返乡时被绍兴老乡错认成日本人，只因他鼻子下面有一抹如同隶书“一”的黑胡髭。也许古戏文里的白面书生让人看腻了？彼时有条件留须的军、政、商、学各界男子，多以拂髯捻须为美。胡子成了民国初年有身份者的“身份证”。

    我读过许多张李大钊的照片，从不同时代的留影来看，他留胡子的历史竟近生命的一半之久！早在北洋法政学堂时，他就开始留须，那时，他不过才二十岁上下，照片上的同学们没有一个像他这般模样。倒是在日本时的一张照片上，他的脸上没了胡须，脸庞如同常人一般清爽，不知是在异国时他的审美观发生了变化，还是屈从于严格的日本国的教育制度不得不剃去？回国后的照片，他都是一把大胡子的傲岸形象，无论是与《宪法公言》同人们还是与“少年中国学会”同志们的合影，总是他一个人留着标新立异的胡子，让人一眼就能从众人中认出他来。

    在没有电视与大量报刊的时代，剪掉胡子甚至可能剪掉一个政治人物的厄运。

    此有二例。

    革命党首领黄兴在上海租界内从事秘密活动时，因书呆子气的章士钊的不慎而遭逮捕，恰巧事发前他刚刚剃光了自己标志性的八字胡。会审时，尽管洋法官觉得面前的嫌疑犯有些像清政府通缉照片上的要犯黄兴，但他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被误捕的同乡官吏的李姓随员。洋人本来就分不太清中国人的模样，见下巴光光的“李某”一喊冤，便稀里糊涂地把人放走。黄兴因之逃过一劫。

    还有那位在北洋时代已沦为落伍者的“南海圣人”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为潜逃出京，也不得不剃光了胡子。为此，报章将其狠狠羞辱了一通。

    但李大钊没有改变外在形象。有资料说，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4月6日那天，侦缉队队长雷恒成率人冲进前俄军兵营时，一下子就从这傲然不驯的大胡子上认出了李大钊。确是胡子连累了他！

    越来越多的材料显示，李大钊是有可能幸免于难的。

    最早是他称之为“弱男吾友”的章士钊夫人吴弱男劝他马上离开北京的。那还是他搬进苏联使馆三个月的时候，吴女士借为儿子办理签证事进入苏联使馆，找到李大钊，劝他马上去苏联，之前可以化装离开东交民巷到她家躲藏。不过，章士钊对夫人预言过，以他对守常的了解，他是不会走的。果然，李大钊对吴弱男说，自己尚有工作，走不开。

    中共天津地区负责人王德周回忆说，当时，他曾劝李大钊带北方区党部撤离苏联使馆。李大钊的回答是：

    不要太胆小了。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是载在条约上的，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被捕前两天，那位名士朋友杨度通过章士钊再托吴弱男转告他：张作霖已派人与外国使团打好招呼，近日将入馆搜捕！

    李大钊还是没在苏联人的掩护下出走。两天之后，他成了奉张的囚徒。

    直系失败后离开政坛在天津做寓公的白坚武，从朋友处听说李大钊因大意而被捕的消息，叹曰：

    闻被捕之先一日，杨度君曾密告之，而守常殊大意，未及避去，以故遇难。

    从进入苏联使馆，到他被逮捕，李大钊一家在东交民巷的旧兵营里住了一年多。

    被关进京师警察厅看守所后，他平心静气地写下《狱中自述》，其中也如实记下未能离京的原因：

    钊所以仍留居北京者，实因不得稳妥出京之道路，否则久已南行。此时南方建设多端，在在需人！

    不过，我总以为，李大钊先生是能够平安离京的。他既是个富有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个谨慎处世的文弱书生。想当年，无论是张勋复辟还是陈独秀被捕，都与他无直接关系，但他却闻风而逃，避祸远逸，直待事态平息后方才返回京城。如今，他已是政府明令通缉的“过激党巨魁”，困居奉张手心里的后果，他能不知道吗？

    有可能躲避而没有躲避，仅仅因为大意吗？他相信杨度传话的真实性，更知道吴弱男女士闯入使馆当面催促的急迫性，可他为什么不让苏联人安排他潜逃呢？况且还有徐谦、顾孟余等人成功脱险的先例啊！举世皆知，在搞秘密行动方面，“老毛子”历来招数不断。

    关于李大钊被捕，我想了一些时间，有一天，终于恍然大悟：这一天，他是知道的。也就是说，他有点儿像等待被诛的谭嗣同。

    李大钊乃社会名流。民初，社会名流俨然一独立势力，其社会地位既高于之前的封建王朝的御用翰林，更超然于之后的党国时代的窝憋文人，统治者都拿你当回事儿。李大钊就曾是大总统黎元洪的座上客，还是奔走在直系的李纯、吴佩孚、冯玉祥等将帅之间的知识界领袖，所以，北方的好多政客和军人都与他有联系。

    起先，苏联人并不是要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而是要“亲吴（佩孚）疏孙（中山）”。李大钊曾两度拜访过吴佩孚，事后曾对胡适写过“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的感受。在吴大帅眼里，他一直是苏联人的使者。

    然而，等“二七”大罢工在血泊中结束后，苏联人又开始“联孙倒吴”。忠厚的李大钊再一次成为一名过河卒，被毛茸茸的大手推到长江以南，成为“国共合作”的力行者。他成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头一号中共党员。国民党“一大”后，他成了负责整个北方地区的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人之一。虽说近年被证实，那幅影响很大的国共合作的“蜜月照”中与孙中山并行的蓄胡者并非李大钊，但他在国民党那边的地位之高是毋庸置疑的——他之被难，其实也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工作过于轰轰烈烈有关。

    他的最后一点工作成果，也因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失利而化为乌有。苏联驻国民军的军事顾问普里马科夫回国后，曾以笔名发表了《一个志愿兵的札记：中国的国内战争》。半个多世纪后，此书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更名为《冯玉祥与国民军》出版发行。书中几度提到了李大钊：

    格克尔（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笔者注）写道：“今年（1924年）1月29日，国民军第二军司令胡景翼将军的代表刘将军，及其驻北京代表于将军，以及北京大学李教授（共产党员——原注）来到我这里。将军的代表宣称，来访的目的是谈判援助革命军的问题……”

    在决定满足冯玉祥和其他将军请求的问题时，苏联政府也考虑了中国同志们的意见。上面已经指出李大钊对国民军指挥人员的外交路线的影响。这位有威望的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亲自参加了第一军的代表团，这证明革命营垒对苏联援助中国国民军是极其关心的。

    随着苏联人“联吴”、“联孙”、“联冯”设想的一个个失败，多次奉命与这些巨头联络过的李大钊不可能不成为替罪羊！

    和同时代的共产党人相比，李大钊与苏联人的接触最早。是他第一个公开欢呼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是他无条件地接受并广为传播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是他最早成为共产国际的党员并将来华建立中共的苏联特使介绍给陈独秀的。他坚决拥护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各项决定并勉力而行，处处以苏联代理人的角色在本国努力工作，他还亲自带队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并在苏联住了长达五个月的时间。

    然而，他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苏俄的真正信任！

    我真是一个喜欢以后人之心度前人之腹的探究者，还爱对既定的结论自己再考证一番。我常想到的是这样一个被研究者们忽略但却又极为重要的问题：李大钊在党内的威望与职位为什么不相称？换言之：他为什么一直不是中共的领导人？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开会时，“相约建党”的“南陈北李”都没到会。前面说了，陈独秀成了中共第一届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却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通常人们说的是，他正在领导北京的大学老师们向政府讨要拖欠的工资，没工夫来上海——“讨薪”重要还是参加本党首届党代会重要？显然，这是个伪问题。

    翌年7月，中共“二大”在沪秘密召开，李大钊还是没有到会。本届党代会产生了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与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人成为中执委委员，而李大钊仅为三名候补委员之一（另两人是年轻的李汉俊和向警予）。陈由中央局书记改任委员长，而陈之后的那四位年轻的执委，除了一个蔡和森，其余三位全是李大钊在北京的学生。李大钊只是中共北方区的负责人之一，但不是一把手，“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简称“地执委”）的委员长是范鸿劼，即日后与李大钊一同被绞死的那位烈士。

    第三年的中共“三大”是李大钊唯一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直到这时，他才被选入扩大至九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依然没被留在由五人组成的中枢“中共中央局”工作，而是以“驻北京中央委员”的名义回了北京。

    1925年岁首的中共“四大”，又回到上海召开。其时，孙中山正应段祺瑞之邀去了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无法离京是可以理解的。

    除四次党代会之外，1925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维经斯基参加，陈独秀主持，听取的正是中央局和北京、上海、汉口等地党组织的报告，北方区的总负责人李大钊竟没有参加！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的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主要讨论迎接北伐与国民运动问题，瞿秋白、陈延年、谭平山、任弼时等十二人与会，却偏偏没有他们的导师李大钊！

    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为什么很少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因为这位中共创始人没太拿党当回事儿，还是把持历届党代会的“国际”代表们根本就没安排他与会？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了，在毛泽东主政之前的历届中共党代会及党的重要会议，都是由洋特使一手操办并在场监督的。他们不光为中共的高层聚首提供充裕的资金，更要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具体的路线图。

    李大钊倒也参加过党的高层会议，即1922年8月马林召集的中共杭州特别会议。除他和当马林翻译的张太雷之外，其他四人都是中央执委。马林让他与会，显然是让他做说客。是李大钊说服了陈独秀，执委们才勉强同意国共合作的大政方针——下级服从上级，这是共产党的一条铁的纪律，中共既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怎么能不听总部的话呢？

    “南陈北李”为了执行苏联人的意图忍受了太多的责难——最早领着维经斯基来华探路的那个大个子华侨杨明斋，为此与他所敬重的陈独秀拍了桌子，并一气之下回了北方。而德高望重的李大钊回京传达国共合作政策时，当场遭到不少同志的质问和责难，以致素有好脾气著称的他竟无言以对，以至于愤然离去！

    李大钊谢世前，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已经在右翼国民党人的支持下，与左翼的武汉国民政府分流，并在上海滩发动了镇压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李大钊哪里会知道，就在4月6日他被捕的同一天，远方的斯大林还在莫斯科党召开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大谈中国问题。这位苏共一把手狠狠嘲笑了党内反对派首领托洛茨基要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奋起抗争的意见。

    斯大林颇为自信地说：

    蒋介石可能并不同情革命，但他掌握着军队，正好可以作反帝斗争之用……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可悲复可笑的是，斯大林的“挤柠檬汁”的话音尚未传到中国，“国民党右派”代表蒋介石就先把他给“挤干以后再扔掉”了——如若不是苏联提供的大批军火和苏联顾问的直接指挥，区区国民党何至于一下子膨胀起来，不光打出了广东，而且有了问鼎中原的实力？

    紧接着，“国民党左派”首领、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把斯大林“扔掉”了——汪要政治顾问鲍罗廷转告斯大林先生，请兑现已经答应提供的一千五百万卢布的资助。他称，只要得到这笔钱，他将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并军事讨蒋。但斯大林却自食其言，还价仅为三百万至五百万卢布。双方差距实在太大！汪主席从此不再相信斯大林的谎言，并迅速“向右看齐”，也开始“清党”——清除跨党的共产党人，并将鲍罗廷的顾问一职解聘。

    北方的冯玉祥，也是大大地赚了苏联人的大批军火与卢布后，开始反共。一大批苏联顾问连同两百多位中共代表都被“礼送出境”。这其中，就有刚从莫斯科来到冯军担任中山军事学院政治处处长的邓希贤。邓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与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和冯玉祥的长女冯弗能同班，现在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他被迫离开西安后，潜至武汉，开始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并改名邓小平。

    你看，被“充分利用”后又被扔得远远的，正是斯大林本人！李大钊不可能听到斯大林的那番可笑的预言了，也不会知道“远方”制订并督促他和同志们力行的“国共合作”大业已经彻底失败。他倾注心血努力从事的“联吴反段”、游说冯玉祥“赤化”，倾力从事的“国共合作”诸项苏联党借助他的手在中国推行的事业，无不以中国共产党人被屠戮或驱逐而惨遭失败。

    20世纪20年代，苏联人的东方棋局彻底输了。所以，他们恼羞成怒，便弃掉老将，另设士相。李大钊与陈独秀一样，都是不曾在莫斯科喝过洋奶水的中共“老人”，而且又都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思想家，所以，被洋人送上俎板也就是早晚的事了。况且，李大钊本身还是“国际党员”，苏联人处置“自己人”时往往更加残忍无情。后来的事实证明，几乎所有因国共合作失败而撤回苏联的政治与军事专家，包括最早领着维经斯基来华建党的俄共党员杨明斋，均被以各种罪名处决——可怜的杨先生，竟是以“偷越国境”罪被杀害的。那个时代，过往中苏边境的苏共与中共人士，有几个不是以偷渡的方式出入境的？

    是的，李大钊从来没得到过苏联人的信任。他化名“李琴华”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时，不仅在大会上没有被安排发言，而且，中国共产党还遭受过不公平的指责。会后，李大钊在苏联待了近半年，竟没有被斯大林等哪怕一位苏共领导人召见过！须知，那一段时间，正是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展开残酷迫害的日子。李大钊一直向往的苏联共产党内竟然出现了他从未预料到的陷害与毁灭，这位讷于言而敏于思的中国人能无动于衷吗？

    关于1924年6月至11月李大钊以首席中共代表身份长时间滞留苏联一事，李氏传记均称，主要是李“是想到苏联各地多看看”。这种说法实在不靠谱。外国共产党人到“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无论是召你开会，还是留你“学习”，去不去，走不走，哪能由得了你？我倒觉得让并非中共主要领导人却资历最深的李大钊赴苏，只不过是斯大林对李氏的冷处理，结果往往是凶多吉少。因为安排李大钊经营的“联吴”工作已经彻底失败，“一贯正确”的斯大林不可能不找个中国的替罪羊来解脱自己的失误。幸亏！是年深秋，吴氏部将冯玉祥猝然起兵倒戈，致使吴佩孚和直系政府迅速垮台。中国政局重新洗牌了，需要有专人做苏联人与冯玉祥的联络人了，这才让苏共领导人想起“闲人”李大钊，遂将其派回国内。也许，这才是李大钊去苏与返国的“正解”。

    回来了，专做国民军的工作了，岂料冯玉祥先是失利，后与蒋勾勾搭搭，也开始反共！在斯大林眼里，李大钊所有的工作业绩等于零，如此一来，他被当成牺牲品也就是早晚的事了。至李大钊被北洋政府逮捕前，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被轰下台来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李大钊作为陈独秀在党内最忠实的朋友，一个在苏联亲睹过党内斗争残酷现实的“国际党员”，一个最卖力地履行国共合作路线的中共第一国民党员，一个有着复杂的上层关系的社会名流，能不知道即将面临着什么样的裁决吗？

    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高潮始退，激情过去，思想家李大钊一定会痛苦而透彻地反思失败的原委。

    他能知道列宁生前曾对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留下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吗：

    中国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它永远保持沸腾！

    世界无产阶级导师让中国“永远保持沸腾”的目的是什么？置身革命风暴漩涡里的中共党人可能根本不会想这些大逆不道的问题，倒是在华的西方人士对此看得很清楚。那位鲍威尔先生就曾一针见血地说破：

    在这些行动的背后，还隐藏着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欲望，即通过瓦解美、英和其他欧洲国家控制的远东殖民地，与列强竞争，争取得分。

    这一切，李大钊知道吗？陈独秀知道吗？他们之后的那些年轻气盛的“洋房子先生”们知道吗？——“洋房子先生”是在上海当过中央局秘书，亦即陈独秀秘书的毛泽东，给涌入江西苏区的上海中央领导人取的绰号，他们都是住惯洋房子，满口俄语，又言必称“国际”的年轻人。

    被关在真相外面的人，即使再富有智慧，也永远不知屋里藏的究竟是什么货色。

    1993年，俄罗斯国家档案开始向公众开放。迟至这时，对中国现代史有兴趣的人，才惊愕地获知：早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苏共中央就成立过一个直属政治局的“中国委员会”！从那之后的所有对中国的工作，均是由那个委员会里的七八个洋人草拟并具体承办的。

    当得知苏联人不经意地甩出了这样一个天大的秘密时，我不禁为我们忠厚的大钊先生的凄然谢幕而感到悲愤，为一代先哲的奉献而感到无奈！

    中国委员会，这个比共产国际远东局还像太上皇的苏共内部机构，不光决定了“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命运，还包办了那个时期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成立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如在西北紧急援助冯玉祥，等等。大到为哪个政治势力提供成百上千万资金（卢布、美元或中国银圆），小到如何把秘密人员与器材通过何种方式运送到中国。这个委员会，不光有苏联高级党务工作者和苏军高级将领，也不光有维经斯基等前驻华特使，而且，还有苏军总部侦察局局长！

    作为大学教授，李大钊比一般的同志富足，他还能每月捐出八十银元工资以充实本党的活动经费，但对既要搞工运又要走上层的地方党组织来说，这点钱实在是杯水车薪。

    从陈独秀亲自报给共产国际的一份经费申请表上可知，那时，各地每个在编制内的党的工作者每月有三十银圆的活动经费，而这笔钱全是“远方”提供的。如此算来，李大钊的捐献只够不到三个同志的活动经费。作为整个党的北方区负责人之一，他能匡算出苏共的巨大付出。但如果他一旦知道了这种巨大付出的背后，竟是为了与列强争夺远东并控制中国，这位党性极强的先哲会做怎样的人生抉择呢？

    哦，哦，我明白了，尽管两天前就从朋友那儿知道大祸将临，尽管有足够的办法和时间逃避祸患，但李大钊哪儿也没去，从容得像谭嗣同先生一样等来了缉捕者。他神色平静地走上了绞刑架，他的灵魂永远地离开了越来越躁动的尘世。

    中共“五大”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敞敞亮亮地召开，曾和大钊一起在京主持国民党北方区工作的徐谦，和汪精卫、谭延闿等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一起到会，分别演讲祝贺。正在京师看守所待决的李大钊自然无法与会。会议举行的第二天，李大钊即去了天国。张国焘宣布了来自北方的噩耗，举座皆惊，默哀遥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