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上政党领袖位置的陈独秀，生活在怎样一个被异化了的空间里啊！

    这个人不怕苦。前面说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只要投入工作，这个人就“足不出户”、“头面不洗”，即使衣服上全是虱子、一天吃不上饱饭也毫不在意。

    这个人不畏死。北洋政府时期，他在安徽当省府顾问，因下去鼓动军队反抗袁世凯派来的新都督而被对方抓获，拟就地枪决。他毫不在乎地告诉大兵：“要枪决，就快点罢！”南京政府时期，他最后一次被捕，在从上海押解至南京的夜行列车上，同案犯无不难以成寐，独他一人酣然大睡！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样的人何事不成？

    这个人不图名。三十二岁那年都做到省府的秘书长了，也算副省级高干了，却自动请辞，甘作“讨袁”幕僚，失败后更跑到上海滩当起了以卖文为生的普通文人。

    这个人不计利。叔父留给他一大笔家产，在北京时，叔父在京城开的古玩店的老板力邀“少东家”到店里看看，他却匪夷所思地回答：那不是我的店！竟一次也没过问，更没去过！在北大当中层干部，月薪三百元，也算收入颇丰一族，但为了理想，却宁愿“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陈独秀语），直至放弃公职。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一位英国左翼领袖来沪与陈独秀会晤，问他是否真的像中外所传的那样“家拥巨资”？他指着隔壁房间的党内外文件说：“吾之财产，全在乎此！”

    既不索名，也不求利，这样的人能不超脱？

    然而，陈独秀没有成功，也没有超脱，相反的，至死他都非常痛苦，都在不断地否定昨天，以致成了胡适所说的“终身的反对派”。

    是的，他毕生都在执拗地追求真理，因而也就终身都在反对那些似是而非的伪真理。

    这就是他的“怕”，这也就是他的“图”——怕用了人家的钱就无法按自己的思路去寻找真理，图中国共产党能独立自主地完成民族的解放事业。既有大怕，又有大图，他能不失败？

    当局者迷。即使大智慧如陈独秀者，当时仍不能看透苏联人的心思，因为他不得不靠苏联人提供的资金来开展工作。

    本来他坚决反对国共合作，更不支持什么“北伐”。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蒋介石借北伐残害了中共，并建成了国民党独裁政权。他也不同意让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更拒绝本党靠苏联人的经费生存。但是，因成了没有社会职业的地下工作者，因是靠共产国际的代表用重金把他从狱中“活动”出来的，因要服从“世界革命”大局的需要，他只得屈从，成为靠卢布润滑的一架高速旋转在中国政局上的机器。资料显示，整个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在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撤至江西苏区前，绝大部分党的经费都是共产国际的特使们秘密带来的！

    且听陈总书记在中共“三大”上的政治报告中说的这句话：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不妨再读一份中共中央1925年3月20日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

    ……我们对共产国际有两个要求：一、尽量多派些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二一年成立，专门训练亚洲革命干部——笔者注）学习的中国学生同志回国工作。二、为我们追加资助以下事宜的款项：

    3．在地方巡视的中央视察代表（2人）240元

    把预算增加到这个数字是必要的，请核准。我们希望从4月起，连同以前批准的预算，你们每月按时给我们寄来共计3650元（中国元）。

    再有，按以前批准的2250元预算，我们在1、2、3三个月应收到6750元，而你们给我们寄来3423美元，仅相当于5887中国元，因此还差863元。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求补上。以后请给我们寄金卢布或有追加的美元。

    真难为我们这位全国一流的政论家、北大的名教授、中共的总书记了！为了党的生存，竟然要像小会计一样与“掌柜的”锱铢必较！

    马克思主义一条基本原理，叫“存在决定意识”。的确如此，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并由其提供资金的支持。

    民国十六年（1927年）夏，陈独秀被迫辞去总书记一职。当时党内指责他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造成大革命失败，而原因竟是——

    因为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

    真是天大的玩笑！事实已经证明：恰恰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得不执行“远方”的“英明领导”，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且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罪状”和七十年后人们才了解的事实真相——

    传统的说法是：陈独秀主动放弃了中共对大革命的领导权——有指令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一批中共党员辞职的档案为凭；在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反对陈延年（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中共军委书记）、毛泽东（中共农委书记）对蒋介石进行反击的主张，反倒采取了“妥协政策”——有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为证；他反对军事北伐；他放弃统一战线，屡次提出让中共退出国民党；他批评疾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甚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还反对中共掌握武装——这一切，有太多的正统说法为凭。

    因此，大革命失败了，党的一把手罪责难逃！

    实际上，联共（布）中央压根儿没看上只有不足百名知识分子的中共，他们先去拉拢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吴佩孚，失败后又去联络占据华南一隅的孙中山，他们派给国民党的总顾问鲍罗廷比国民党人更不屑于与陈独秀等打交道。你要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他们就指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共产国际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Vasilyev］起草的“九二八”指示）；你想让更多的人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们就批评你要“吓跑中派和无谓地刺激右派”（鲍罗廷语）；你要愤然退出已经拿自己不当东西的国民党，他们的特使就专程从大老远的莫斯科赶至上海当面制止，后来干脆把共产国际远东局搬到了上海，以便当面管束你！你并不是没有提出反击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决定，更不可能不想拥有自己的武装，但苏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一方面决议“关于红色部队的问题眼下仍不作决定”，一方面却决定给广州的国民党“配备带子弹的步枪九千支、机枪一百挺、手榴弹一万枚、一些掷弹炮、飞机六架和无烟火药等；给冯玉祥和岳维峻配备带子弹的步枪五万支……”，从政治到军备，你都一无所有，所以，你徒唤奈何！等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30日的“紧急指示”从鲍罗廷、罗易（Manabendra Nath Roy，印度人）等洋人那儿传达过来后，你还有能力去让农民“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吗？还来得及“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吗？还有权力“成立以著名国民党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吗？

    所以，你，陈独秀，只能成为替罪羊，被罩上一顶昏天黑地的“右倾”大帽子，至今也不能摘除。

    陈独秀离开了领导岗位，但苏联人仍不放心他留在中国，于是，就召他去莫斯科“从事理论研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和回国自由。但陈独秀拒绝了。

    事后发生的一连串人间惨剧也真的证明了陈先生拒绝的英明——斯大林为掩饰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过失，不光抹掉了一个陈独秀，过后还把苏共党内与中国事务有关的一百六十多位高级干部残酷处决！这其中，就有许多陈独秀所熟悉的人，如鲍罗廷（驻国民党总政治顾问）、布勃诺夫（Andrey Sergeyevicantinovich Galens，国民革命军总军事顾问）、季山嘉（Kissarka，军事顾问团团长）、加拉罕（苏政府代理外交部部长）、米夫（Pavel Aleksandrovich Mif，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罗明那兹（VissarionLominadze，共产国际特使、八七会议的实际主持者）等。那位名噪一时的苏联政府特使越飞是被迫自杀的。而最早引苏联密使进入中国的我的山东平度老乡、苏共党员杨明斋，曾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国共合作，也在严酷的“肃反”中被杀害！

    当年拥护或反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的人，全都成了冤死鬼！

    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中说得非常公道：

    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

    但即使被骂成了“取消派”，陈独秀这位斗士还是不肯取消战斗。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5日，亦即他被淘汰出局两周年的日子里，他致函中共中央常委，要求接受“托派”的主张，改变由斯大林制定的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线。

    说来令人赧颜：上一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竟是在苏联首都召开的，一百一十八位代表全被接到莫斯科听训。开幕式上，在主席台就坐的二十一位人士中，位于中央的，不是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等，也不是被苏联人内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工人代表向忠发（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不好中共的家），而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同志和他当时的亲密战友、分管共产国际工作的布哈林（Bukharin）同志。苏联人直接上台了。可叹的是，中共“六大”落幕后不久，布哈林就被免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职，降为《真理报》主编，1938年3月被斯大林下令逮捕，转年被处决。

    在中共“六大”会上，伟大的斯大林同志谆谆告诫中共：尽管大革命被陈独秀葬送了，但中国革命正在走向高潮！

    “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头上神圣的光环照晕了人们的眼神儿，显而易见的矛盾说法竟成为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线。

    巧合的是，格鲁吉亚皮鞋匠与女农奴的儿子斯大林与遭他摧残的“托陈取消派”的两个头子同龄，都是1879年来到人世的。看来，上帝往人间撒种，也不太认真，好人、坏人随手就扔下来了。中共“六大”召开那年，斯大林、托洛茨基和陈独秀都四十九岁，正是一个政治家最年富力强的生命时段，但斯大林已经是光焰灼世的酷烈的太阳，而后两位则被前者无情踹进了地狱之门。

    然而，被淘汰出局的陈独秀非但“死不改悔”，反倒主动挑战，要党改变由斯大林亲自制定的路线。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毅然决然地将本党的创建者和前五届总书记，以及若干名他的追随者，开除党籍！行动之迅捷，甚至连“远方”也感到有些突兀。

    其实，在被自己手创的政党开除之前，已经有“托派”同志彭述之的妻子、早期中共党员陈碧兰向陈独秀透露了这一消息。

    陈碧兰在回忆录中写到陈独秀的反应：

    独秀听了我的叙述，怔了一下，然后用很简单的话语诚恳而又坚决的态度回答我说：“假如我们被党开除，并不是因为我们背叛了革命，而是由于党的堕落，它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布尔塞维克的组织传统。这是党的错误，如果党开除我，我是不在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