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会儿，该说说陈独秀的个人问题了。
民国九年（1920年）从北京回到沪上后，陈独秀与第二任夫人的关系也未恢复到昔日在杭州时的融洽，后来竟不在家住了！高君曼不得不带着两个子女去了南京。陈独秀在那里购置了一处面积挺大的空地，出钱盖了几间房子，让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到了那里，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由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寄去，再将此钱从陈的版税里扣除。
铁石心肠的陈独秀甚至没给前后两位高夫人送终，高家姊妹先后在南京与安庆谢世时，他都没到场，都是亲友帮助料理的后事。前面说了，他连一首怀旧的韵句也不肯留下，尽管他留给后人不少非常有功底的旧体诗。
高君曼走了，成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成了无拘无束的男人。民国十五年（1926年）的一个多月里，他居然失踪了！党内所有的人，包括单线与他联系的党中央秘书兼会计任作民都不知道他的下落，连其长子、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前来党中央汇报工作时，也见不上当总书记的老爹一面。任作民只能以暗语在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却仍未有回音！于是，大家悲痛欲绝，都以为领袖已惨遭反动军阀的暗算。
万不料，就在陈延年离开党中央机关去往客轮码头以后，捂得严严实实的总书记却出现了！
陈独秀一脸轻松地告诉同志们，前段时间，他因患伤寒病住院了，见了报纸上的寻人启事，就来了。
在哪家医院住过？出院后又住在哪里？有人服侍吗？面对同志们的询问，“老头子”却不再言语——尽管彼时陈独秀只有四十七岁，但中共早期重要干部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所以他们当面称总书记为“老先生”，背后却全都昵称为“老头子”。倒也是啊，你想，连他大儿子陈延年都已经二十八岁了，他能不老吗？有人在党的会议上记录陈的讲话时，干脆只写一个“老”字。
对了，赶紧派人叫回已经登船的陈延年同志！就这样，陈延年才见到了本以为已横遭不测的父亲。
那时，已经有人隐约知道陈独秀似与一位神秘女士同居，但那位女士姓甚名谁，却从来没有人知道。若想打探总书记的口风？嘿嘿，老头子鬼着呢！愣是不肯向小伙子们泄露片言只语！
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深得陈独秀信任的原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郑超麟才意外地获知，那位女子叫施芝英，是一名有地位有身份的青年医生。但大伙儿不知道的是，这位施医生是何时出现在“老头子”生活中的。是否与前阵子老闹胃病的老先生频频去医院看病有关？高君曼带孩子离沪是否与此事有关？他和她在一起多长时间了？为什么最终没走到一起？这一切，因追随陈独秀而受尽磨难的郑超麟老人，与他同时代略知此事的极少数党内同志一样，永远不知道了！
施芝英与陈独秀的地下恋情，隐瞒得实在太久！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得到确认。起因是有在新疆工作的两男一女向中共中央写信，称他们是陈独秀的外孙，因为三人的母亲陈虹是陈独秀与其外婆施芝英所生的唯一女儿，但其母与外婆已经先后于“文化大革命”前后病故，请求落实政策，云云。中央遂安排有关部门调查落实，查明陈独秀在上海期间确曾与一位叫施芝英的女士同居数年。但原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陈虹与陈独秀并无亲缘关系。早在1937年9月，陈独秀出狱后，就对到汉口找过他求助的陈虹说过：“你不是我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在那个时代，养女通常是花钱买来的使唤丫头。当时的国民党报纸还曾借机讥讽前中共领导人是“屙屎不揩屁股”。
据说，施女士一直住在上海的某条弄堂里，丈夫先她而亡。有与她为邻的老太太在她家中见过挂着的女主人年轻时的大幅照片，是一位相貌美丽且气质高雅的美人。据有心人考证，施女士也是安徽人，比陈独秀小二十二岁。人们考证不出的是：她与中共最高领导人长期秘密同居，知道这位老病人和老情人的真实身份吗？最后为何分手以致陈独秀没了住处？她嫁了别人以后能把真情告诉丈夫吗？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龄段的一段恋情，告诉过养女陈虹，而陈虹又传讲给了自己的儿女们。于是，这才有了思想大解放时期的那次信访与调查。
陈独秀从神秘女人那儿搬出来后，仓促间挤住在年轻的同志家中凑合，后又找了住处搬了出去。某次，郑超麟去那幢秘密住处时，意外撞见“老头子”屋里竟有一个舞女模样的人！陈独秀难耐寂寞又一证也。
被中共开除后的陈独秀，依然待在上海。尽管已年近半百，他又把后楼邻居的一个二十岁的小女子潘兰珍发展为生活伴侣。见过潘氏的人称，潘很摩登，是“七分人材，三分打扮”的时尚女性（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当今上海的年轻女子）。陈独秀面对比自己小二十九岁的小潘，倒是坚持组织原则，一直没告诉人家自己的真实姓名与身份。直到某次两人吵架，小潘一气之下跑回浦东娘家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了被捕的“共党魁首”照片时，才极为惊愕地获悉：原来，夫君即那个久被国民政府通缉的大名鼎鼎的共党领袖陈独秀！
你说，像陈独秀这样的大思想家，这样不肯为世俗改变自己的奇人，和哪个女人能有长久的共同语言？莫道“旧派女人”大众女士高晓岚最终被弃，就是在京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小众女士高君曼不也一样吗？更何况之后的那个连大字也识不得几个的像女儿一样的潘兰珍呢？
对了，陈与潘的结合曾令他的“托派”同志大惑不解，他们背地里议论“为何此女愿嫁老倌，更惊叹陈猎艳技术之高明”（濮清泉语）。罢！罢！莫以俗念论英雄，燕雀安知鸿鹄心？陈独秀乃时代之超人，旷古之狂才，哪里是传统道德观念所能旌表的良人？
因失去自由，陈独秀结束了对异性的追求史，上海英美烟厂女工潘兰珍成了这位总是骇世惊俗的人的爱情终结者。
潘氏从来没得到妻子的名分——陈独秀对最亲近的人也只称潘为“女友”，而且，潘氏长年不识郎君真面目。按说，被骗也久，幽怨深矣！况且家里被抄，私物尽失，何不借机离去？可这位时髦少妇，偏偏忠贞感人，不顾陈的劝阻，频繁赶往南京探监，后干脆从上海搬到南京租一处陋室住下，以便每天白天进狱中照料陈独秀——对外就称她是陈的“学生”，可见陈氏人格魅力确实非凡。
而受到南京模范监狱优待的陈独秀也真叫“本色”，尽管身陷牢狱，却依然精力充沛，不光读书看报赋诗题字，而且还频见访客，当然见得最多的是潘“学生”。潘氏被特许天天入监送饭并照顾陈独秀，朝九晚五，像上班一样。于是，老夫少妻相逢，便有了极为罕见的“狱中春景”被看守窥见。典狱长闻报后，左右为难，只得把陈的同案兼亲戚濮清泉提来，大发牢骚：“陈先生近来忘了他是在坐监，把我们这里当做旅馆了。此事传出去，岂不要叫我同他一样坐牢吗？”末了，这位先前崇拜过陈独秀，“以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范”的“党国”牢头大为感慨：“现在看来，陈先生文章虽好，道德有限。”而陈独秀听到濮的相劝后，竟“毫无赧颜”地反问道：“难道我不能有个伴侣吗？”
喏！这就是陈独秀，一个我行我素，绝不肯委曲自己的伟丈夫！
人们已知的陈独秀的三任妻子均与他共同生活了十余年，她们一个比一个年轻，却没有一个善终的。
受苦最长的属元配高晓岚。她二十一岁成为陈家的媳妇，二十二岁即开始常态性地独守空房，三十五岁那年夫君带着自己的妹妹一去不回！五十一岁那年长子陈延年被国民党政府处决，第二年小儿子陈乔年也惨遭枪决，五十四岁那年她寂然辞世。生前，这位苦命的将门之女在安庆城外的叶家冲购置了茔地，临咽气前，嘱咐身边唯一的儿子松年说：我与你父，生不同林，死要同穴，待他百年之后，务必与我合葬一起。于冥冥阴间等了十七年，亡夫的游魂才被小儿带回故土。
高君曼二十四岁与陈结合，不到四十岁时成为弃妇，四十五岁那年因肺病辞别人间。
潘兰珍二十岁与陈同居，三十四岁为陈送终，后不得已与一名国民党的伤残小军官结婚，不久又守寡，20世纪50年代病逝，年不及五十岁。
寿限最大的是最鲜为人知的施芝英了。她与陈独秀开始同居的年月不详，终止于1927年3月，时年二十六岁。在陈独秀的女人中，她是唯一活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一位，享年七十二岁。
俱往矣！
历史将感谢陈独秀的幺儿陈松年，因为正是这个陈家唯一没投身政治的人平安地活了下来，把父亲和祖母（即陈独秀的叔母谢氏）的遗骸带回了故土，把动荡而诡谲的历史风云埋在了安庆城外，也把解析20世纪中国历史的完整答案埋在了这长江岸边的青山下——只要挖开它，仔细看透了，就一定会明白我们走了多么长的一段冤枉路啊！
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先生晚年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1990年过世。
有亲历者回忆过，20世纪30年代初，二十岁的陈松年在南京模范监狱里初次见到陌生而苍老的父亲时，禁不住哭了。孰料第一次见到幺儿的陈独秀居然把眼一瞪，来了句：“没出息！”仅此一句，即可窥知陈独秀性情之刚烈。
那位坐了一辈子监的郑超麟也回忆过：某次，陈延年自外地来沪，郑陪他往见陈独秀。原以为阔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感动人，但爷儿俩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正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一张椅子坐下，一句问候也没有，就谈起了工作。
对亲生子女没表现出应有的慈爱，但对年轻的同志，如赵世炎、郑超麟等自欧洲回国的晚辈，却表现出了由衷的父爱。不知陈独秀“内外颠倒”的亲情，是否与他对两任前妻的嫌弃有关。
人生有情泪沾衣，硬汉也有恸哭时。同样在监狱，同样为儿子，他也爆发过山洪般的忆念，只不过，那时，长子与次子已经先他而为共产主义殒命。后来关在共产党狱中的“托派”骨干濮清泉在交代材料里写过，当初，“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进南京的大墙里——
陈独秀对这件事，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我和罗世璠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你看，他还是有骨肉之情的。
“有出息”的儿子已经先父母而去，留下了“没出息”的儿子照料起陈独秀的晚年。此后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