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部以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生平拍摄的电影《弗里达》里，我忽略了作为影片主干的那些情事——她和画家里维拉持续终生的爱情，对托洛斯基那种近乎膜拜的爱恋（传记里还能提供更多让她被当做荡妇的恋情或者性事），也忽略了她最得意的时刻——穿着艳丽的衣裙，躺在担架上出现在她画展的现场，我只是紧紧盯着她作画的那些场面，手指都快要抠进椅子的扶手里去。

    她十八岁那年遭遇了一场车祸，使她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十一处骨折，病痛从此就成为高悬在她头上的利剑，时不时召她回去接收警讯，她一生中大约经历了三十次手术，到1954年离世，始终被疼痛困扰，她一直带着疼痛作画，躺着画、半侧着画、趴着画、把画框悬挂在头顶上画，以各种能够使疼痛减轻一点的姿势画。

    同样的感受，还发生在叶凡去世的时候，我紧紧盯着新闻里这样的字句：“住院期间她到澳门、广西等地演出六七次，最后一次是11月11日在石家庄演出，当时已高烧四十摄氏度，但坚持完成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演出”，“演出之前她发高烧，上台前我们用酒精给她强制退烧，她还是完整地唱完了一首歌，然后就烧得不行了，以致病情转入危急”。

    已经扩散到了肝、肺、骨头、腰椎，即便打上杜冷丁，也痛得让人发狂，可她还要打扮停当，在北方十一月的天气里，穿上晚礼服上台去唱歌。普通人会怎么想？不可理喻？争当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模范？

    不画不唱可以吗？不，不画，不唱，她们就活不下去。生命如此短促，生活如此凡庸，终于找到突围之路，就要紧紧抓住。疾病已经不可能逆转，生命的终点遥遥在望，此身既不能化为淡青色的山脉，呜咽也不能唤起松涛的合唱，谁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为亿，让全世界都同感同受，躺在床上，却有时间流走的声音如此惊心。创造，是唯一的自救之道。甚至那些发生在弗里达身上的，近乎癫狂的性事也是。

    就好像凡·高一定要画，临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张作品，肺结核肆虐时期的音乐家一定要写，越是死亡逼近越要加速燃烧，三五年的作品总量超过后世音乐家半生所为。就好像，伊迪斯·皮亚芙一定要唱，她说“不唱，我就活不下去了”，还一定要在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后，抓紧时间开始巡回演唱，就好像，路遥一定要吐着黑血写作，不写，他就更加活不下去了。就好像，我的表叔，一定要在癌症的末期，挣扎着站上讲台讲课——他有个曾经震动华夏的名字，叫蒋焦影（甘肃模范教师，带病上课，累死讲台）。

    若非身临其境，你一定当那是种不可理喻的刻苦姿态。但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让剩下的时间尽量丰盛起来，让生命的密度尽量瓷实一些，是唯一的自救之道，是对抗人生终极问题“人生意义”的唯一方法，是抵消茫茫宇宙自身如此渺小感觉的唯一路径。

    席慕蓉写过，她向别人请教如何能让花开得更加茂盛，得到的回答是：“在根部砍上几刀，再在伤口撒上几把盐”，她这么做了，那个夏天，花开得近乎疯狂。任何物种，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繁衍，竭力开花结果。要对抗冰雪，就用花朵，对抗刀斧熔浆，就用花朵，对抗时间，就用花朵。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唯有开花结果。尽管他们告诉我，宇宙生灭轮回，不留痕迹，一切华美都是浪费。

    真要仰天长谢，所幸所幸，我们还有这样一条自救之道。就如尤瑟纳尔在《东方故事集》里写下的那个故事——《王佛保命之道》，画家王佛，在即将被皇帝砍头的时候，开始描绘大海，并乘着一叶扁舟从画出的碧海中从容离去。

    那是神话现实里的保命之道，却也是更为玄妙的人类自救之道。甚至是唯一的自救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