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欧洲导演，同样以底层生活为作品题材，我喜欢比利时达登内兄弟，却讨厌意大利导演伊托·斯高拉。后者有一部著名的电影《讨厌，肮脏，下流》，讲述意大利棚户区贫民生活。伊托·斯高拉因此片获得了1976年的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但我看过它之后，却觉得异常反感。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反感的由来，直到我看到了长平的文章《假如穷孩子穷得连故事都没有》。

    文章里的穷孩子，是云南山区的孩子，因为没有新鞋子穿，每个冬天都要挨冻。他们的老师拍了一组照片，写了动情的文章，发到了网络上，引起了注意，由此得到了捐助，孩子们收到了许多鞋子。长平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一个人要穷出故事来”，才有可能引起媒体的注意，才有可能得到援助。我们不过根据这些故事，来决定我们的帮助。所以，重大疾病患者的家属，到报社求助时，编辑和记者会帮助他们策划一些故事，卖身、卖肾、卖终生当牛作马，是好心，也是无奈。不然，就没有新闻点，不然，就没有故事。人穷可以志不短，却不能短了故事。

    从那时候，我懂得了达登内兄弟和伊托·斯高拉之间的区别，达登内兄弟是从底层角度出发拍电影，他们的作品因此缺少故事性，而伊托·斯高拉是从底层之外看底层，因此热衷于故事性，甚至是怀着兴高采烈的态度去发掘故事。《讨厌，肮脏，下流》让我反感，是因为那里面的所谓底层充满故事，他们偷情，他们乱伦，他们互相下毒，他们把孩子圈在栏里胡乱地养大。他从他们身上取得的，无非是一个又一个让人惊骇的故事。他固然是一个艺术家，他也是一个掠夺者。

    由内往外看和由外往内看，从低处看和从高处俯瞰的区别，大概就在这里。而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我们总能看到故事。前段时间，有个十一岁的女孩，母亲患了肾病需要换肾，这个从六岁就开始练习书法的小女孩，打算靠书法作品的稿费为妈妈治病，终于感动媒体，一个义卖会为她而办，她通过卖自己的书法作品，终于筹到医药费。

    她确实是幸运的。贫穷是容易的，找到故事是艰难的，请求帮助的人是众多的，被发掘出故事的求助者是寥若晨星的。如果再有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出现，就只好像长平指出的那样：“除非你再找到一个更好的角度，讲述一个更动人的故事，否则你不要指望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给出同样热情的相助。”这个孩子已经用掉了写书法这个素材，下一个孩子，只好画画。

    没有经常性的、更普遍的救济制度，只依靠同情，结果就是这样。我们的同情不是针对贫穷，而是针对故事，我们有同情心，我们同时也是掠夺者。我为我们对故事的渴求感到反感，但却无能为力。于是，下一个孩子只好画画，下下一个孩子只好裸奔，下下下一个孩子，只好横渡大西洋。人生在世，必须努力成为有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