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普通人是否有权绕过法律，去对恶行做出惩罚？甚至是过度的惩罚？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不可饶恕》面沉如水地给出了答案。影片中，一个暴戾的牛仔，用刀将一个妓女毁容，使她几乎命悬一线，并且从此只能从事苦役，而牛仔却被治安官轻轻放过，他甚至懒得动手对他施以鞭刑，仅仅判他赔偿七匹马。于是，受害的女人和她的同伴，用辛苦赚来的皮肉钱，凑足一千美元，聘请杀手将牛仔杀掉。杀手最后不但杀死了牛仔，甚至买一送五，将治安官及其喽啰一并送上西天。

    她们为什么宁肯倾家荡产，让整个小镇风起云涌，也要杀掉牛仔？因为法律惩治的是恶行，却惩治不了恶。而恶行往往只是持之以恒的恶的某一次结果。乱世洪荒中，甚至没有法律，全凭治安官信口开河做出裁决，而他所做出的裁决，与恶行的严重程度相比，是大打折扣的。并且，这惩罚最后还得不到执行，因为代表了权力机构的治安官已经从判决中得到了满足。甚至，他与牛仔可能一样有着恶的元素，所以不自觉地要去袒护恶，要大事化小，要草草了事。所以，女人们一定要启动私刑，一定要杀死牛仔。对她们来说，她们不是在惩罚某一次恶行，而是在惩罚恶。她们不肯宽恕的，不是这次恶行，而是滋生恶纵容恶的环境。所以，她们宁肯让这惩罚超出恶行所应承受的范围，也要将惩罚进行到底。

    中庸主义只有在中庸的环境里才能存活，理性需要持续不断的理性进行浇灌，而在周围盛产奇迹、一切人和事都突兀离奇的时候，当恶总是被庇护、恶的方式成为通用方式，并且普遍得不到有效惩罚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倾向于走极端，以极端主义的方式去释放情绪及解决问题。一起恶行得到过度的惩罚，不一定是因为它所达到的恶的程度，而是因为它往往会唤起积蓄已久的极端情绪。

    “打死小偷”就是这种极端情绪的典型表现，在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侵害中，小偷所能造成的结果，几乎是最轻的。小偷亦是最弱的，却很容易成为群众积蓄已久的愤怒的出火口，成为群众所不能惩治的所有罪行的替罪羊。所以，在百度搜索“打死小偷”，竟有1，960，000条结果，村民在打死小偷，反扒志愿者在打死小偷，大学生在打死小偷，保安在打死小偷，某市在去年前三个月，就打死了五个小偷。

    而《不可饶恕》里的女人们，在一百多年前，大概也是在那样极端的生活里，悄然决定了，要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与周遭相处，不饶恕，不宽恕，因为，她们从没得到过宽恕与安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