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正旦之日的紫禁城皇极殿大朝会，像往年一样，如期而至。

    除了葡萄牙沙廉总督府的使节和缅甸东吁王朝的使节之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巴达威亚总督府，也再一次派出了使者来到了北京。

    对这些西夷番邦的使节们来说，过去想要拜见大明朝的皇帝，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情。

    大明朝的天子哪里是这些人说见就能见的？

    别说是从西方远道而来的西夷诸国了，就是大明朝周边的这些番邦小国，在其他平常的日子里，也基本上没有任何入宫觐见的机会。

    也就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即位之后，在接受外国使节朝见这个问题上，才算是真正放开了口子。

    如今三年过去，大明朝的京师朝堂之上，也算是约定俗成地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惯例。

    每到了举行正旦大朝会的时候，外国使节皆可以入京朝见，与大明朝的理藩院、礼部甚至是大明朝的皇帝，商定与邦交有关的各种事务。

    朝廷的内阁、六部、都察院、翰林院、詹事府等等机构，也都认可了这一点。

    毕竟，在举国上下欢度除夕的时候，大批的属国、外藩和泰西夷人的使节，在这个时候云集北京，请求朝见，自有一种万邦来朝的气氛，对朝廷上下的官员们来说，也算是他们一年来政绩的高潮了。

    与此同时，元旦大朝会举行的前后，虽然正是一年之中大明朝北方最冷的季节，特别是北京城一年四季里最冷的时候，不过这些外国和番邦的使节们，却不得不冒着严寒，前往北京城朝见。

    因为对他们来说，除非例外，否则的话，这样的机会，同样是一年只有一次。

    而这一次，代表荷兰人前来的使者，正是与当时代表荷兰人前往郑芝龙的军中拜见郑芝龙，并督促郑芝龙率军向西班牙人发动进攻的那位韦特先生。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在联手郑芝龙驱逐了西班牙人之后，用一份协议确定了自己在东番岛上的势力范围，得到了西班牙人在东番岛上辛苦经营数年的两座城堡，即圣萨尔瓦多城和圣洛伦佐城。

    失去了圣萨尔瓦多和圣洛伦佐等城堡之后，西班牙人随即失去了经过东番岛外海北上琉球与日本等地贸易的航线。

    西班牙驻马尼拉总督府的总督萨穆迪奥-桑切斯，虽然对此结果非常恼火，但也知道这个时候远东地区的西班牙殖民军，根本不是荷兰人与大明朝联军的对手。

    于是萨穆迪奥-桑切斯一边写信给国内，请求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重视远东，继续往马尼拉调集殖民军队，一边也开始将马尼拉总督府旗下原本分散的殖民军力量，往吕宋岛一带收缩，并开始一心拓展吕宋岛的周边岛屿和地区。

    萨穆迪奥-桑切斯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如今的西班牙殖民大帝国正面临着许多新兴的竞争对手，而且西班牙在全球的殖民地太多，军队的力量过于分散。

    事实上，此时的欧洲地区，西班牙人正面临着两场战争，西面与葡萄牙人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多年，牵制了大量的西班牙军队，而北面也同样面临着与荷兰人的战争。

    而且西班牙人与荷兰人之间的战争，同样旷日持久。

    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正是西班牙人与荷兰人之间著名的三十年战争。

    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与崛起的法国之间也存在领土纠纷，两国在比利牛斯山北麓的边境地区，小规模的战斗不断发生。

    所有这一切，都消耗着和牵制着西班牙国内大量的金钱与军队。

    历史上就是崇祯十三年十二月的时候，即公元一六四零年十二月，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承认了葡萄牙的独立，让出了葡萄牙国王的封号。

    到了公元一六四八年的时候，西班牙被荷兰人的独立战争折磨得筋疲力尽，终于结束了与荷兰之间的三十年战争，承认了荷兰的独立。

    西班牙人之所以被迫承认葡萄牙与荷兰的独立，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为了他们要集中全力与崛起的法国人开战。

    就在承认了荷兰的独立之后，西班牙人调集大军，立刻与法国人开战，这一仗打了十一年。

    从公元一六四八年一直打到了公元一六五九年，直到被迫与法国签订了比利牛斯条约，划定了两国在后世的边界为止。

    这也就是说，至少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原本历史上的满清顺治十六年之前，如今的崇祯皇帝可以不必担心西班牙人会对大明朝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战争。

    而原本的历史上，情况也正是如此。

    当荷兰人在东番岛上突然出兵驱逐了西班牙人之后，西班牙人从此收缩兵力，他们在东亚地区的殖民行动也止步于菲律宾。

    对于这个情况，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当然是知道的，不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高层却不可能事先知道。

    所以，在他们驱逐了东番岛北部的西班牙人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的总督府，就开始担心并防范西班牙人的报复了。

    于是，那些从巴达维亚调集过来北上作战的荷兰战船与雇佣兵们，在取得东番岛的联合作战胜利之后不久，就跟着西班牙人的步伐，被调回到了巴达维亚一带。

    而那个“善于”与大明朝打交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高级贸易代表毕德诺，也在取得了东番岛上的胜利之后不久，正式取代了热兰遮堡的汉斯-普特曼斯，成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驻东番岛一带的荷兰总督。

    同时，其总督府的位置，也从热兰遮堡北上，最终迁移到了西班牙人修建的圣洛伦佐城中。

    郑家在东番岛南部大力兴建的大员城，让毕德诺深深地感受到了郑家军队的威胁。

    热兰遮堡与大员城之间只隔着一道并不太宽的海湾，一旦将来郑家与他们翻脸，那么热兰遮就又将处在郑家水陆军队的围困之中。

    尤其在取得了与大明朝在广州与登州港合法通商的权利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下一个目标，随即转向了日本，已经没有必要非得在热兰遮堡这个地方驻扎军队，与郑家势力对峙下去了。

    相比之下，圣洛伦佐城的位置，对于荷兰人来说就好上了不少。

    这个地方，不仅与郑家势力相对比较集中的东番岛西海岸平原地带之间，隔着一座纵贯东番岛南北的中央山脉，而且紧邻着东番岛外海的海上贸易航线。

    对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高层来说，圣洛伦佐城显然更为重要。

    这一次，毕德诺派了韦特作为使节前来，一方面是要与大明朝的理藩院，最好是与大明朝的皇帝，进一步敲定他们与郑芝龙之间的约定，另一方面，也是要向大明朝的理藩院通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番岛的贸易代表处，即其自己所谓的总督府由热兰遮堡迁往圣洛伦佐城，并且由毕德诺出任圣洛伦佐总督的情况。

    对于荷兰人的想法，崇祯皇帝同意了。

    对他来说，荷兰人暂时还有用处。

    至少在未来的几年里，他需要东南沿海保持大体的稳定，同时也需要东番岛上的大体稳定。

    这个情况至少要持续到东北的问题和西北的问题解决了之后，他才能够集中精力与兵力，解决东番岛的问题。

    所以，在正旦大朝会举行之前三天，当理藩院将荷兰人的通报与请求呈递到崇祯皇帝的手中之后不久，崇祯皇帝很快就领着三位内阁大臣李国镨、孙承宗和徐光启，在紫禁城的文华殿中，公开接见了荷兰人的使节韦特及其副手一行。

    崇祯皇帝再次向荷兰人的使节明确了南洋公司、宝和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专属贸易权之外，同时也通过韦特一行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提出了对等贸易权，以及保护巴达维亚大明侨民的要求。

    既然荷兰人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可以前往广州港与南洋公司贸易，可以前往登州港与宝和公司贸易，那么大明皇家南洋公司与宝和公司的商船，也可以径直前往荷兰人的港口进行贸易。

    这个时代，荷兰人位于西欧或者北美的港口，对于大明朝的船队来说，固然是太过遥远了，无法前往。

    而崇祯皇帝也还没有想着要派船队前去贸易，因为暂时也还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派出商船队前往荷兰人在远东地区和东印度地区控制的殖民地港口，却是没有什么难度和问题的。

    比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中心巴达维亚，以及基本上被荷兰人控制在手中的岘港，以及印度洋上的殖民地港口锡兰等地，都在中国船只能够抵达的范围之内。

    作为毕德诺派出的全权使节，同时也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部的商务代表之一，韦特及其随行的副手——来自巴达维亚总部的安东尼?范?迪门，当场就在口头上答应了崇祯皇帝的要求。

    对于他们这些出身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人物来说，他们担心的不是贸易，相反他们担心的是中断贸易。

    来自大明朝的茶叶、生丝、瓷器等产品，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说，运回欧洲所得的利润，甚至还要高于他们在东印度群岛上所掠夺的香料。

    他们巴不得来自大明朝的商船队自行前往巴达维亚去贸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