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之所以这么重视海军都督府的建设，之所以这么重视海军战船的建造，目的当然并不是为了应对眼下的两大敌人。

    东北的建虏也好，西北的流贼甚至是木速蛮们也好，还都用不上新建的海军，用不上新造的大福级战船。

    即便是将来消灭建虏后金国的时候，海军能够发挥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也并不会是决定性的。

    因为，依照现在的形势，将来即便是没有强大的海军，只要是大明朝的军队有了足够数量的大炮和燧发火枪，那么消灭东北的建虏，也不过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

    而崇祯皇帝之所以这么重视海军、重视海军的战船建设，其目的自是着眼于将来，着眼于平定了西北的流贼以及消灭了东北的建虏之后。

    且说崇祯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巳时刚过，崇祯皇帝一行多达三千人的庞大队伍，东出京师朝阳门不到两个时辰的时间之后，浩浩荡荡地抵达了通州城的西门之外。

    那些身在通州的朝廷官员们，早已闻讯肃清了城门内外的道路与商户，如今正集结在通州城西门高大的城门外面翘首以待。

    直隶总督府从通州迁往天津之后，通州城的人气并没有明显的减少。

    除了户部仓场、讲武堂、武备院、农事院等朝廷旧有的或者新设的机构之外，还有大量新兴的工厂矿场商行，开设在通州城内外运河的两岸。

    过去运河结冰之后，通州城的内外都会迎来一个相对萧条的季节。

    东来西去、南来北往的商贩，没有了运河水道的便利，总会在这个季节大量的减少。

    但是自从崇祯三年以来，就算是到了运河通州段完全冰冻的时候，东来西去南来北往的商旅也并不曾减少多少。

    因为四轮马车的推广和京津之间马路的修建，让南货北运和北货南运所需要的长途运输，不再是一个克服不了的难题。

    来自南方的粮食、布匹、瓷器、茶叶以及其他百货，可以从泉州港、宁波港、上海港入海起运，走海路到登州或者天津上岸，然后雇佣天津或者登州的马车行，走陆路送往通州，并从通州四散到京畿各地。

    类似这样的场面，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一直盼望看到的，不过等到他的车驾抵达通州城外的时候，平日里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通州城西门外，却是一片干干净净。

    来自近卫军第一镇第一标的三千将士，早已在头一天就将这里清理一空，头一天晚上宣布的宵禁持续到第二天还没有宣布结束。

    且说这一天的巳时三刻，崇祯皇帝的车驾，终于在层层护卫之下，出现在通州西门外一众官员的视野之中。

    驻节通州的户部侍郎兼户部仓场总督毕懋良，兵部左右侍郎讲武堂祭酒茅元仪、武备院总监孙元化，以及驻军通州的近卫军第一镇都统制使尤世禄、监军御史钱元悫，领着通州城内的一众文武官员，看见车驾过来，隔着老远，就呼呼啦啦地跪了一大片。

    三呼万岁的声音，隔着很远，就传进了崇祯皇帝的耳朵里。

    崇祯皇帝乘坐的御用马车，在通州西门外群臣等候的地方，只是停顿了片刻。

    崇祯皇帝并没有下车，只是隔着推开的车窗，简单召见了毕懋良、茅元仪、孙元化、尤世禄、钱元悫，以及农事院的徐骥和王征两人。

    只过了约莫半个时辰左右，随行的人马补充了一些食水之后，皇帝的车驾，就快速穿过早已封路戒严的通州城，继续往天津方向驶去。

    这个时代的天津卫城，距离京师二百多里。

    若是搁在以往，即便皇帝和随行的大臣们全部乘坐马车，而其他护卫人员一概骑马，也不可能一天之内就全员抵达。

    同样，为了避免皇帝旅途劳顿，在这次随驾的军机大臣宁城伯孙承宗以及兵部尚书南居益的最初行程安排之中，通州城是一个站点，而河西务又是一个站点，要到第三天的中午方才能够抵达天津。

    但是到了崇祯皇帝这里，全都改了。

    本该停留的通州只是简单地见了见当地的大员，连马车都没下，至于当日未时前后到了河西务，更是连停留都没有停留一下。

    不过，即便是这样，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印象之中，后世只需两个小时不到的车程，在这一世，还是在路上奔波了将近七个时辰，直到当天晚上的戌时已过，方才抵达天津。

    本来以为皇帝的车驾不会在这个时候到来的天津诸多大员们，被夜里突然提前抵达的皇帝车驾，搞了个手忙脚乱。

    还好张可大、梁廷栋等人心思缜密，虽然本人没有提前在天津卫城的西门外等候，但是却各自派了心腹人手，日夜住宿在卫城西门之上。

    到了皇帝车驾突然到来的时候，总算是没有出现什么大的纰漏。

    崇祯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深夜，不按套路出牌的崇祯皇帝，带着随行的众多人马，抵达了天津城内，按照之前的安排，入住了直隶总督府数日前刚刚布置好的行辕后院之中。

    而随行的神机营与亲军三卫人马，则就地在直隶总督府的四周扎营住宿。

    崇祯皇帝这么做，倒也不是为了检验神机营以及亲军三卫扈从人马的行军能力，而是他大大低估这个年代京师到天津的距离。

    直到当日天色黄昏，当他发现还没有到达天津卫城的时候，他才暗自有些后悔。

    只是军机大臣宁城伯孙承宗以下，却都把这件事情当成了崇祯皇帝对他们的一次检验，自是人人也不敢有所怨言，反倒是对自己所扈从的这位年轻皇帝，增添了更多的敬畏之心。

    且说崇祯皇帝这一行三千人到了天津，人人都是人困马乏，简单食用了直隶总督府紧急预备的饭菜汤水之后，各自扎营住宿，自是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的大早上，海军都督府左都督张可大、右都督宁远伯李尊祖，直隶总督兼海军都督府左护军梁廷栋、海军都督府右护军毛维张，以及天津知府兼兵备道沈廷扬，一同来到皇帝在直隶总督府的下榻小院的外面请安。

    直隶总督府迁到了天津卫城之后，没有另建新衙门，而是直接以原来的天津卫指挥使司官署，作为了开衙办公的地方。

    梁廷栋这个人虽然在历史上以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著称，但是在面对崇祯皇帝的时候，却是事事以揣摩上意为依归。

    但凡是皇帝重视的事情，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干好办妥，并没有这个时代一般读书人的那种清高孤傲好为帝师的臭毛病。

    说起来，这个人倒是有点与马士英颇为想象，后世多以奸臣论之，但用好了未尝不是一个人才。

    之前，崇祯皇帝让他将直隶总督府迁来天津城内，除了考虑到此地临海，可以更直接地搞好京畿之地的近海防御，以及支援海军建设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就近搞好天津三卫的卫所改制。

    对于海军建设，梁廷栋虽然兼着海军都督府的左护军，但是却着墨不多，不过对于搞定原有天津三卫的卫所军户，以及由永乐年间以后陆续从蓟镇边外迁来天津一带安置的边外卫所军户们，他却十分上心。

    到了崇祯三年年底的时候，包括天津在内的整个北直隶地区，但凡是边内卫所的军户，什么天津三卫、涿鹿三卫以及保定府城有名无实的大宁都司等等所属老少军户，全都改制入了民籍。

    虽然这些都司卫所的军户们，早就流失逃散掉了大部分，但终究编制还在，机构还在，搞得直隶总督府的权力，被限制和分割得鸡零狗碎。

    如今则不同了，孙承宗之后，在南居益和梁廷栋两任总督的接力改制之下，直隶总督府的辖区之内，除了沿边卫所外迁，继续保持卫所建制之外，包括顺天府的边内辖地，已经没有了卫所军户。

    与此同时，直隶总督府也沿着滦河、潮河、卫河，安置了一万多人来自宣大的难民，一方面为永平府等地的矿场提供了不少雇工，一边也为大沽口的船厂提供了不少的民壮。

    所以这一次，崇祯皇帝在直隶总督府后院的临时下榻之处，召见天津城内诸位大员的时候，很是夸奖了几句梁廷栋的政绩。

    崇祯皇帝对他说道：“天津之地虽比邻京师，然而自从成祖迁都燕京以来，此地运河以东却并未得到充分利用！

    “时至今日滦河、潮河、卫河两岸，沼泽遍布，荒滩仍多，朝廷官府若在此地大兴水利，朕看不出数年，必为京畿鱼米之乡！

    “朕昔日命汝为北直隶之总督，且将总督衙门由通州城迁来此地，凡此种种，正为此也！

    “汝之为政，善抓根本，自来此地，颇多可圈可点之处！朕心甚慰！

    “今后，北直沿海之鱼米盐业，遵化永平之煤铁矿业，河西务之工商百业，大沽口船舶制造之业，林林总总民政事务，则仍需梁卿再接再厉予以开发。朕对汝寄望甚深，汝且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