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礼监新晋随堂太监王坤，冒冒失失地在皇帝面前提了一次建议。

    他本以为这是投皇帝之所好，而且在他看来，这也是一次获得崇祯皇帝器重与赏识的机会。

    但却没有料到，崇祯皇帝不仅没有接受他的这个建议，而且看起来还相当反感这个建议。

    这一点，直让王坤心里后悔不跌，知道自己还是没能沉住气，这一次怕是犯了皇帝的忌讳了。

    不过崇祯皇帝的心思如此难以琢磨，倒也给这个后世以阴险狡诈而著称的太监，提前敲响了警钟，让他知道，他过去习惯的那一套做法，在崇祯皇帝面前并无作用。

    且说这次春闱期间，崇祯皇帝最后一次亲自前往贡院考场的念头，因为这个太监王坤的自以为是，而打消了，但是他对这次春闱的关注，却并未受到影响。

    由朝廷礼部每三年举办一次的贡院会试，历来都是大明朝选拔天下官员的所谓抡才大典。

    会试之后，那些被选中的贡士们，或者说准进士们，除非在殿试之前犯下了什么大逆不道之罪，否则在接下来的殿试之中，是不会被皇帝淘汰掉的。

    所以，只要通过了会试，能够成为贡士，就注定要成为大明朝朝廷或者地方的官员和准官员。

    对于这样一群将来要为自己效力的士大夫阶层中的精英群体，崇祯皇帝也不可能不重视。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对于明末的科举制度自然有着许多不同的想法，比如八股文的问题，比如死读书的问题，比如缺乏各种科学知识的问题，等等，他都想做出某些改变。

    但是，他的所有想法，不管是改革科举的内容，还是改革科举的形式，都只能留待将来和以后慢慢去做。

    因为他很清楚，科举制度几乎涉及到了大明朝上下所有读书人的根本利益，是一个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的禁区。

    在你没有树立绝对的权威，也就是说当你还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绝对不能轻易去否定它。

    而且，在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眼中，持续存在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也并非一无是处，并不是非改不可，更不是他应付眼前局面的当务之急，完全可以留待以后再说。

    比如说，留待消灭了建虏这个威胁之后，再着手调整不迟。

    因为，真正到了那个时候，崇祯皇帝也就有了可以改革科举制度的绝对权威了。

    就在崇祯皇帝的默默关注之中，崇祯四年的春闱结果，顺利出炉了。

    这一次的春闱，从崇祯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的清早卯时下场，期间历经了三场考试，累计九天的时间，直到崇祯四年三月二十九下午申时三刻，方才真正宣告结束。

    原本的历史上，崇祯四年的春闱录取了三百四十九名进士，其中一甲三名，二甲共计六十七名，三甲共计二百七十九名。

    这一世，崇祯四年的春闱自是大为不同。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招录的名额上面，继续延续了元年恩科的思路，依然放宽了录取的门槛。

    而且之前，崇祯皇帝在恩准朝鲜士子加入北榜录取的同时，为了安抚大明朝的北方士子之心，又为北榜增加了十个名额。

    这样算下了，崇祯四年春闱录取的名额，将达到了创纪录的五百一十个，注定了会成为大明朝建立以来，截至目前，贡士录取人数最多的一科。

    这一点，当然也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一贯套路。

    在他看来，大明朝的读书人们，其实并不是很难对付，只要给他们官做，他们就会老实听话。

    因此，对皇帝来说，要想把读书人这个群体，或者说把更多的士大夫群体，牢牢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之上，最好的做法，莫过于将读书人中的英才人物，尽可能多地拉拢到大明朝的官僚体制之中来。

    就像当年将张溥、夏允彝、吴伟业等人提前了好几年招录为进士的做法一样，这一次，崇祯皇帝还是这样的打算。

    因为这样的人物，比如说张溥、吴伟业、夏允彝这样的人物，把他们弄到大明朝的官僚队伍之中以后，可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摆布。

    比如说，让张溥去朝鲜常驻，让吴伟业到琉球常驻，还有让夏允彝到云贵去任职，以及让史可法到山西去任职等等。

    让他们去，他们就得去，而且不去还不行，真要是宁肯辞官也不去，那可不光是抗旨这一条罪名了。

    对他们来说，最致命的恰恰还是违背了他们自己到处公开张扬和传播的东林信条。

    这些人在民间的时候，总是召集书生聚会，议论朝政，指摘朝政得失，认为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说来说去好像就他们行。

    那么现在给了你施政的机会，给了你治理地方的机会，若是你不去，或者去了干不好，你还有什么脸面有什么底气，再去对大明京师的朝政得失指手画脚？

    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早点把这些人弄到体制内，让他们到地方上去任职，用繁琐的政务将他们牢牢捆住，分散他们的联系，消耗他们的精力，让他们没有时间天天无病呻吟，可比留着他们在地方上乱发议论，要好得多了。

    对于如今的崇祯皇帝来说，这样做，看起来好像是对这些爱发议论的读书人做出了让步，而实际上却简简单单的一招以退为进。

    这样做的效果，如今已经显现出来了。

    至少，历史上崇祯四年的时候，在江南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复社，现在没有了影子。

    因为原本历史上复社的牵头人物和灵魂人物张溥，现如今正在朝鲜国当着他的大明天使，并且借着这个高高在上却有十分超然的身份，带着一帮当年的江南士林同道，在朝鲜国创办了复林书院，开门收徒、开坛讲学，干得是有滋有味、风生水起。

    那么当崇祯皇帝通过这样的方法，把张溥这类人物弄到了束缚住，不让他们留在江南搞东搞西、兴风作浪之后，大明朝的士林儒生之中，还有没有类似于张溥的人物呢？

    当然还有。

    大明朝士大夫阶层的读书人中，可能最不缺的，就是这种确实很有才华但是脾气又臭又硬的人了。

    比如黄宗羲这种。

    崇祯四年春的时候，黄宗羲刚满二十一岁，不过在世家子弟云集的京师国子监中，已经显现出了士林领袖的苗头。

    出众的才华，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如今这个黄宗羲年纪还小，其学问造诣还远远没有后来的时候那样博大精深。

    但是即便如此，二十一岁的黄宗羲，在国子监里已经样样都是出类拔萃了，不管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是新兴的天文算学，常常辩得国子监里的五经博士们哑口无言。

    除了出众的才华之外，这个黄宗羲之所以能在国子监里成了一个颇有领袖气质的风云人物，还有其他的优越条件。

    其一，他的父亲黄尊素当年曾是东林党人中的大人物，而且惨死于阉党之手，名头非常的响亮。

    再加上黄宗羲的确很有才华，这让他被推荐进入国子监之后，很快就成了国子监生中的头面人物。

    其二，他的老师正是眼下大明朝廷上的大理寺正卿刘宗周。

    大理寺正卿刘宗周，不仅受到了当今这位崇祯皇帝的尊重和推崇，在京师朝堂之上拥有很高的地位，而且在大明朝的士林儒生之中，也拥有十分崇高的声望。

    作为刘宗周的亲传弟子，这个黄宗羲在国子监中，受到了许多士子的拥戴和追捧，隐隐然成为了类似张溥那样的人物。

    崇祯皇帝倒是并不担心这些国子监生们能够搞什么事情来，不过若是一直让黄宗羲这种不安分的监生，一直在国子监里乱发议论，也不是长久之计。

    国子监里当然有锦衣卫和东厂的合作者，而黄宗羲在国子监里的大量议论，也经过锦衣卫和东厂之手，不断地传递到崇祯皇帝的案头。

    其中的许多议论，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看来，并不能算是错的，但是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却不是提出来议论的恰当时机。

    比如，黄宗羲在国子监中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

    这话有没有错？当然没有错。

    但是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正在巩固君权的时候，散布这样的议论，却没有什么好处。

    再比如，周皇后终于生了皇长子之后，整个京师都在为此庆贺，而这个黄宗羲却在国子监里跟人辩论，语出惊人地提出重设宰相，他说：

    “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

    “昔者伊尹、周公之摄政，以宰相而摄天子，天子且以师礼待之，即令天子年幼，而国政亦可维持不坠！

    “今国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宰相之位废置而不设，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