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商团

    话说“三公子会议”后，孙中山并没有按照约定去支援卢永祥，有失信于人的嫌疑。

    事实上，孙中山是有苦衷的，就在江浙战争打起来之前，广州出事了。

    自从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广州的工人精英纷纷登上反帝的大舞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不上班，而“农民讲习所”的骨干则被放送到广阔的农村天地，组织农民进行反对剥削和地主的运动……一切的样板都是苏联。

    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产生了。

    首先不满的是有英国背景的大商人陈廉伯（此人是汇丰银行的广州分行行长），革命运动给他的生意造成了损失，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他要制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

    你可能会说，一个商人能有什么能量？

    你太小看商人了。自立宪派上台之后，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不少大商人甚至以商会的名义成立了类似军队的私人武装，这就是“商团”。

    这个陈廉伯就是广州商团的团长。他不但跟陈炯明眉来眼去四处搞破坏，甚至还找英国人买来了一批军火搞军备竞赛。这一批军火数目不详，有资料说是一万条步枪，三百万发子弹。反正他要招兵买马，壮大商团，灭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灭了那些造反的工人和农民，让商团独霸广州城。

    然而陈廉伯的计划走漏了风声，运送军火的轮船被孙中山手下的海军舰队发现了。

    孙中山的广东大本营是不允许私自贩卖军火的，于是孙元帅在8月9日下令蒋介石全权处置商团私运军械事件。

    蒋介石想都没想，就选择将军械扣下。

    其实孙中山让蒋介石处置此事的意思很明白：苏联的军火援助还没有到，现在的黄埔学生大都是拿着木棍在训练，这批武器完全可以用来武装黄埔军校的学生。

    陈廉伯被“雪中送炭”。

    白白掏钱救济敌人的自杀行为，他当然不肯干。于是陈廉伯气势汹汹地找到孙中山算账：被扣军械已领取进口许可证，政府扣押枪械纯属违法，你们若不还给我，我就不客气了！

    孙中山说：那你别客气。

    陈廉伯气急败坏，先是组织商人罢市，后又组织商团包围大本营，事件愈演愈烈。

    政府的威信岂容挑战！

    于是，商团被孙中山派军队驱散，陈廉伯被孙中山满世界通缉。这老小子狗急跳墙，找来了后台老板英国人——九艘英国军舰驶入广州白水潭，英国总领事通告孙中山：如果你武力镇压商人，那么英国海军将进行干涉！

    孙中山十分愤怒，当即向英国政府发出外交照会，要求英国政府说明此事件。

    英国政府一看孙中山态度强硬，貌似不好惹，也就不想因为陈廉伯去公开得罪实力更加强大的孙中山而致节外生枝，于是赶紧撇清自己，声称这是港英政府的越权行为，英国政府不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事态终于缓和下来。

    黄埔军初试啼声

    就在商团事件还未解决之际，江浙战争打响了。

    虽然广州内部不静，但孙中山认为机会难得，还是决心北伐。

    蒋介石力劝孙中山说：现在根据地不稳，不适合贸然北伐，而且北伐困难很大，不一定成功，很可能北伐不成的同时又失去根据地，那时我党便无立足之地了。咱们不说平定陈炯明，怎么着也得把商团给镇压了才能挥师北伐。

    看来蒋校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向来是很坚定的。

    不过孙中山与胡汉民都认为有张作霖和卢永祥的牵制，此次北伐很有可能成功。

    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广东已成绝地，应该离开广东，把广东还给广东百姓，去找寻新天地（广东已成绝地，急宜北伐以谋生活。——《孙中山全集：复蒋中正电》）。

    看到孙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否觉得有些奇怪？

    这个观点的背后，有苏联的影子。孙中山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起了特殊的作用。苏联比较迷信占据中心城市然后辐射全国的“中心开花式”革命，因此鲍罗廷劝说孙中山放弃广东，占据武汉或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替代广东。

    孙中山之所以想离开广东，除了受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很多在当地混不下去的小军阀也来到广州投机，加入“革命”，如先来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以及后到的湘军谭延闿、豫军樊钟秀等。按照正常情况，人多力量大，可这些军阀各有各的私心，导致部队山头林立，互不统属。

    当然，谭延闿和樊钟秀二位同志还是值得表扬的，他们虽然也打小算盘，但总体来说还是好同志，真的干革命。

    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这二位就该挨批评了。

    他们道德败坏，没有革命精神，脑子里装的全都是钱，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就是被有钱人包围，让对方拿钱把自己砸个五分死——剩下的半条命用来数钱和花钱。所以找他们办事非得用钱开路不可，但问题是孙中山没钱，因此这两位仁兄非但赖在广东不走，还不听孙中山指挥。可占着茅坑不拉屎也就算了，他们还四处捣乱，破坏安定团结的革命局面。更严重的是，这两颗老鼠屎的兵力还不可小觑，轻易拿他们没办法。

    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也是导致孙中山对广东这种不生不死的局面略有灰心而急于另辟一个新天地的原因之一。

    虽有离开广东的打算，但孙中山也做了周全的考虑。出兵北伐之前，他做了四件事情：

    一、与唐继尧、陈炯明议和。

    二、派李济深做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的思想工作，力争把这哥仨及其麾下那支战斗力不错的军队拉入革命队伍。

    三、交代胡汉民：如果商团继续闹事，那就分批发还被扣军械，解除对陈廉伯的通缉。

    四、将最精锐的粤军留在广东看家以备不测。

    总之，孙中山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不拖北伐的后腿。

    9月18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下令以谭延闿的湘军、樊钟秀的豫军、朱培德的滇军为主力北伐。

    进军路线跟“三公子会议”定下的策略别无二致——先攻江西，攻下江西之后再进安徽，借道安徽便可威胁江苏齐燮元的老巢南京。

    北伐的结果揭晓尚需一些时日，先来关心一下孙中山收到的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10月7日，黄埔军校收到了苏联军舰运过来的第一批军火援助，有山炮、野炮、轻重机枪及弹药等，这可是重武器。对于被武装后的黄埔师生，若有人胆敢轻视，那只有一个解释：活得不耐烦。

    坏消息是10月10日，商团叛乱。

    广州军力薄弱，商团人数占据明显优势，因此胡汉民想按照孙元帅的既定方法办，与商团妥协了事。胡汉民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认为必须平叛，要不然商团一定会得寸进尺！

    虽说政治就是玩妥协，不过妥协也要讲原则，也要有斗争。没有原则、没有斗争的妥协往往达不到效果。

    果不其然，商团蹬鼻子上脸，居然要求孙中山退位，成立“商人政府”！

    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胡汉民、蒋介石连发求援电报给孙中山，请求班师平乱。

    三天后，也就是10月13日，广东大本营已是危在旦夕，还好卢永祥在这一天宣布认输，孙中山终于下定决心暂缓北伐，把注意力转向了巩固根据地。他密令蒋介石全权指挥广州所有武装力量平定叛乱，同时命令韶关警卫队立即秘密起程回广州支援平叛。

    蒋介石对此早就有所准备，迅速从黄埔学生中挑出了最精锐的四百余人，活生生就是一个“将军团”，全副武装悄然奔赴广州城，对外宣称是夜间演习。

    黄埔学生军在广州城外与一部分粤军以及“农民自卫军”等武装力量会合之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包围了商团总部所在地——西关，并迅速发起攻击。

    商团的核心领导大都是富二代，而温室中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所以这些少经风雨、疏于训练的富家子弟平时吓吓地痞流氓还可以，真上战场只有死路一条。

    商团的抵抗只不过半天便偃旗息鼓，叛乱在10月14日平定。

    陈廉伯见大势已去，随即潜往香港。出头鸟跑了，广东各地的商团也作鸟兽散。

    在平定商团叛乱的过程中，蒋介石虽然肩头担子很重，工作压力很大，忙得团团转，但干劲十足，心情很舒畅。

    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由黄埔学生组成的学生军初露锋芒，一举攻占西关商团总部，为彻底平乱立下第一功，受到各方赞誉。再也无人敢小视黄埔，再也无人敢轻视他蒋介石！

    更重要的是，现在第二期学生已经入校，“教导团”（其基层军官大都来自最优秀的教官和最优秀的学生）也正在组建中，从江苏、安徽招的士兵正陆续前来广州。孙中山也答应从苏联援助的枪械和款项中拨出相当一部分用于组建教导团。这让蒋介石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能组建一支雄师征战疆场！

    革命者逝

    蒋介石平定了商团，后顾之忧解除了，孙中山终于放心了。

    10月26日，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四天后，孙中山在韶关发表通电响应，决定北上。

    虽然胡汉民、蒋介石，甚至包括周恩来都反对孙中山北上，不过他依然坚持己见。

    他是这么解释的，北京是中国政局的中心，全国的目光都注视着北京，国民希望看到我去北京处理善后，就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只要我去了，就不会辜负国民的希望，还可以揭露张作霖和段祺瑞军阀祸国的本质，让国民看清这伙人，进而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

    北上之前，孙中山做出几项重要人事安排：

    一、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

    二、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樊钟秀为先遣总指挥，继续率军北伐，以此作为自己去北京谈判斗争的坚强武力后盾。

    11月13日，汪精卫陪同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北上。

    “永丰”舰途经黄埔，黄埔师生全体列队于岸边，蒋介石请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师生话别，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踏入黄埔。

    在汪精卫等人陪同下，孙中山乘汽艇上岸。他似乎知道很难再回到这个被自己寄予最大希望的校园了，在临行之前一一巡视了学生宿舍、教室、食堂，观看了学生的战术演习。

    随后孙中山向全体学生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演讲：

    民国建立已经十多年了，国家依然纷乱，军阀横行，战火不休，而党内部分同志意志消沉，忙于追逐名利。在这些同志看来，革命就是开公司，投身革命就是入股，将来等着分红。可是我想用行动告诉他们，革命不是开公司，投身革命不是入股，不是为了分红，投身革命是为了挽救中国，挽救民众，因此唯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革命才有成功之希望。何况我已经59岁，死也可以瞑目了。

    今天黄埔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承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我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

    孙中山的厚望让在场师生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蒋介石随后发表讲话，告诫全体学员牢记总理训导，为革命努力奋斗。

    全场近千人同时立正，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向孙中山，一字一句从胸腔中喷出：

    我们向总理宣誓，牢记总理训导！

    愿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

    千个年轻的喉咙吼出的声音激昂炽烈。

    千双坚毅的目光闪烁着耀眼的狂热。

    千张英气的面孔庄严激动。

    千条枪般笔直的身躯挺立在猎猎军旗下，任狂风呼啸，任暴雨肆虐，任烈焰滔天，无畏无惧。

    他们在这个年代接受过不错的教育，他们在国家危亡、民族危急时没有逃避，没有寻找僻静的港湾，而是无怨无悔地投入黄埔艰苦奋斗！

    在此后的二十年里，他们的血将洒满祖国大地和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活到和平来临，可是，此刻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救中国！

    “永丰”舰渐渐远去，载走了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孙中山12月31日到达北京，没有料到竟然在北京一病不起，住进协和医院一查，是肝癌。

    此后的手术也未能挽救孙中山的生命，他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灵柩安放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直到1929年5月才由国民政府安葬于南京中山陵。

    在他弥留之际，吴稚晖起草，汪精卫等人共同参与制定其政治遗嘱，由汪精卫念给病榻上的孙中山听，孙中山首肯后，在临终前一日签署，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当时在病房守护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何香凝等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又署名为“笔记者”。

    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全书至此，关于孙中山的笔墨甚多，其中有褒有抑，这一切都是按照史料行笔，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孙中山，一个有血有肉的孙中山。

    孙中山只是一个凡人，他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他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

    表面上看起来，他失败了无数次，也犯了无数次错误，甚至称得上幼稚的错误，可是仔细想想，像他这样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的人，史上能有几个？！

    一个连续奋斗近四十年、从英姿勃发的青年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关头仍不言放弃的人，难道不是英雄吗？！

    无数次的失败丝毫没有削弱他的勇气，每次他都以百倍的勇气重新站立起来，率领他的支持者们发起又一次进攻。他一次次倒下，再一次次站起。只要还能够站起来继续战斗，那么战斗就没有结束。孙中山从没有败给任何对手，他只是输给了时间。

    幸运的是他在受到时间致命一击之前，做了一生中最重要最英明的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那所如日中天的黄埔军校，那支依托黄埔军校而迅速成长的铁血国民革命军，将帮助他实现北伐中原的理想。

    更重要的是，这群赤诚报国的铁血军人将在十二年后挺身而出，用悍不畏死的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

    伟哉！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