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清人笔记，有一篇关于读书与看戏的议论：某老者有四个儿子，俱是戏迷，整日价出入戏园，嗜戏如命，乐此不疲，甚至荒废学业。一天，老者将四个儿子叫到面前，问他们：“是看戏好，还是读书好？”长子先回答说：“看戏乃是玩乐，当然还是读书好！”老者看他回答迂阔，而且是言不由衷，于是摇头不语。老二又说：“当然是看戏好，我平生最不喜读书！”老者听后又摇摇头，认为他虽讲的实话，但近于顽劣。老三接着说道：“我说读书好，看戏也好。”老者听他回答过于圆滑，也不予理睬。第四个儿子很坦然地答道：“读书即是看戏，看戏也是读书。”于是老者大喜，认为孺子可教。其实，老四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只能算说对了一部分，书是知识的载体，戏则是生活的艺术再现。在古代社会，戏曲作为高台教化，确实可以使人们了解一些不太准确的历史知识和粗浅的做人道理。圆明园内同乐园有一幅台联：“尧舜生，汤武净，桓丑文旦，古今来几多角色；日月灯，云霞彩，风雷鼓板，宇宙间一大戏场。”这种比拟虽尚贴切，但历史毕竟是历史，戏文终归是戏文，无论如何是不能“作廿四史观，当三百篇读”的。如果说戏曲的价值仅在于教化，也就失去了艺术的美和魅力。反之，把历史和人伦道德完全看做是一场戏，也未免有玩世不恭之嫌。所以说：“读书即是看戏，看戏也是读书”只能当做一种悟性来理解。

    中国的语言艺术十分丰富。因此中国人也就喜欢在自己的语言范围之内玩弄些文字游戏。于是有了“治大国如烹小鲜，烹小鲜如治大国”的说法。“治大国”与“烹小鲜”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不可同日而语，其实这里面讲的也是一个“悟”的问题。且不言“治大国”的道理，以“烹小鲜”而论，一是要取材得当，二是要运用自如，三是要调味和谐，浓淡相宜，色泽匀称，主次有序。好比安排一桌筵席，总要有荤有素，有浓有淡，有冷有热，有主有次，咸甜酸辣参差其间。如船过三峡，时而奇峰突兀，时而开阔无垠，才能感到风景的变幻和明月清风的韵致。至于那些全鸭席、全鸡宴，听听也让人倒胃口。又如一张水墨画，总要留下些空白，如果一方稍嫌空寂，可作为款识题跋的所在。再铃以朱印，就显得布局疏密得体，平衡有秩。安排一桌筵席，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和文化的体现，山珍海味的堆砌只能是败笔，犹如一张绘画布局失当。而六七只主菜，三四个小碟，只要调配得当，荤素浓淡错落其间，却会让人觉得清新朗润，意犹未尽。

    至于一只菜的烹饪，也是大有学问的。要达到色香味俱佳，首先要因材施技，其次还要考虑佐料的配伍，火候的掌握。此外，时令、环境等等，也是要顾及的因素。南方人常笑话北方人不会吃鱼，认为红烧、糖醋等等做法破坏了鱼本身的鲜美。江南水网稠密，江河湖泽遍布，鲜鱼易得，清蒸切脍，自然质腴味美，大可原汁原味，本色卓然。旧时北方活鱼不易得，且水质较硬，即是活鱼，肉质也不如南方细而鲜美，因此多以厨技和佐料来弥补这种缺憾。至于佐料的使用，更要恰到好处。淡则无味，过犹不及，甜咸酸辣的运用，犹如中药配伍的君臣佐使，调和得当，方能发挥各自的作用，产生适口的味道。火候的掌握，要根据原料的品质而定，同时也要从追求的目的出发，质实而顽钝者，当以文火徐成；鲜嫩而脆软者，当以急暴之火攻之。粤人喜生脆，故蔬菜多以断生为度，北地食熊掌驼峰，多用纯汤细火煨炖。

    烹饪一个菜肴也好，调配一桌筵席也罢，最终要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也许这就是儒家所谓的中庸。中庸者，以不偏为度，以不变为法，是儒家最高的道德规范，从而达到相对的平衡与和谐。至于老子以“烹小鲜”来比喻“治大国”，讲的实际上是一个“悟”的道理。如果以为凡能“烹小鲜”者都能“治大国”，岂不太荒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