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陈重远先生的《文物话春秋》与《古玩谈旧录》，在几篇文章中都提到旧京古玩业的何玉堂先生，称他“由文盲成为文物鉴定专家”。其实，何玉堂幼年在老家也读过两三年私塾，还不算文盲，如果说到文物鉴定专家，他囿于文化程度的限制，也难以跻身于鉴定家的行列。他从事文玩业五六十年，眼力日渐提高，在京、津、沪古玩行中，提到“何山药”，无人不知。
陈重远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对“何山药”这个绰号的由来叙述甚详，据说是青年时将一件康熙窑变棒锤瓶叫做“大红瓶”而得来，实际后来也发生过不少“露怯”的笑话，常常被文玩同业中人打哈哈。何玉堂从事古玩买卖是“半路出家”，是由外行变为内行的，“山药”在行里人看就是外行、傻瓜，就像戏曲行业中把外行或水平不高的票友称为“棒锤”、“丸子”，都是一个意思。“何山药”这个绰号叫开之后，他的正名反而被淹没了，自从我认识他，就只知道他叫“何山药”。
我的祖父是位收藏鉴赏家，他在世之时却很少去琉璃厂，倒是有不少古玩行中的人往来于家中。前些年由于工作的关系见到程长新、耿宝昌、马宝山诸位老先生，他们对我的祖父都很熟悉。祖父去世后，仍来家中找我两位祖母的，我印象最深、关系最好的只有刘云普与徐震伯两位。刘云普的河北口音很重，说话细声细语，十分腼腆，行里人管他叫“大姑娘”，我的老祖母则叫他“小可怜儿”。他的脾气好，我小时常常和他闹，甚至干许多恶作剧的事，他也从来不恼。他一来，祖母总是招待他喝酒，他酒量不大，但喝得很慢，二三两白酒能喝上半天时间，也没有人陪他，一个人干喝。如果遇上下雨天，他总会说：“人不留，天留。”于是便一个人喝闷酒，过阴天。话不多，等酒喝够了，拿出两件字画看看，评论一番。徐震伯则是精明得不得了，喜欢探头探脑，正常说闲话也诡秘得很，像作贼一样。家里上上下下都叫他“小徐”。徐震伯早年给岳彬跑过不少买卖，即使在同业中，大家也认为他是个“鬼精明”。“小徐”虽然精明至极，却上过我一回当。其实我并非存心给他当上，倒是一番好意。那是我十二三岁时，我发现家中贮藏室里有一瓶洋酒，是个很好看的酒瓶，里边装着淡绿色的液体，瓶上有外文字的商标，我也完全看不懂，瓶口上还用火漆封着。那天恰好徐震伯来了，而家中大人又都不在，他蹑手蹑脚进来，鬼鬼祟祟的吓了我一跳，我看到他来就说：“正好有瓶好酒，我给你倒一杯。”那天小徐心不在焉，好像心里有什么事，随口说：“好！好！”我费了半天劲，弄开火漆，找个酒杯倒出一杯递给他。要说徐震伯到底精明，非要看看那酒瓶子，我让他看了，他好像懂外语似地端详了半天那酒瓶子上的洋文说：“是洋酒！”于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当一杯酒刚刚下去之后，我发现小徐的眼珠子不转了，直勾勾地看着我，半天不说话，我以为他陶醉了，在回味着酒的香醇。谁知他突然跺着脚喊道：“这是花露水！”他二话没说，一溜烟儿似地跑了。
我怕他中毒，担了两个礼拜的心。两周后小徐又来了，精精神神的。我问他有没有中毒，他笑着说：“我有解药！不过都俩礼拜了，到今儿打嗝还是花露水味儿呢！”
徐震伯文化也不高，学徒出身，但他太精明了，对陶瓷鉴定的眼力颇深，字也写得不错，我二十多岁时，他送给我一把他自己写的扇子，落款是“双宋厂”，据说他曾拥有过两件宋龙泉瓷器，故名“双宋厂”，那图章是邓拓同志为他篆刻的。
至于何山药，却并非是祖父时代的故人，他是五十年代中才来我家的。
何山药身高有一米八以上，说话声高，喜欢东一句、西一句的，用北京话说，有点“二百五”、“半膘子”。前不久我见到年近九十的马宝山先生，他还讲起何玉堂在家中与其孙子摔跤的趣事。那时他六十来岁，在五十年代是有数几个没有参加公私合营的人。铺子是没了，就在家中做点买卖，彼时古董不值罐而引起的。有钱，生活也很困难，因为祖母买过他几件小东西，就招得他常来奔走。何山药虽然有点“二百五”，但非常客气，自从我认识他起，他就称我为“孙少爷”（即孙子辈的少爷），这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是非常刺耳的称谓，我曾几次告诉他，不许这样叫，可他就是改不过来，只好随他去。我最怕在街上碰到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也会老远跑过来打招呼，大声这样喊。所以只要我先看见他，总会像避瘟疫似地躲他远远的。
何山药不修边幅，总是穿一件黑布棉袍，五十年代中期已经很少有穿长衫的，何山药春夏秋三季虽也是中式短打扮，还不甚显眼，但到了冬天总是穿棉长袍。那黑棉袍不太干净，但也还说得过去。无论多冷，他从不戴帽子，头上稀稀疏疏的几根头发，好像从来没梳理过，有时是立着，支支棱棱的。那时我常在院子里舞刀弄枪，碰到何山药来，他就先不去上房，总是与我玩上一会儿，先看我练一阵儿，他总会说：“孙少爷练得真好！”接着就说：“瞧我给你来两下子！”我知道他手痒痒，就把刀枪交给他，他还真能练几手儿，当然都是戏台上的把子，不过一招一式还真有样儿，比我强多了。何山药虽不是票友，但是动作很标准，尤其是“云手”、“山膀”，很是那么回事，要是遇上他高兴，还能打几个“飞脚”。六十来岁的人，居然脸不红，气不喘。
何山药的家在东四牌楼东南，从永安堂药铺旁边的一条胡同进去就不远了。说起去他家，是因为蛐蛐寺街上和庙门口都有不少蛐蛐儿摊子，除卖蛐蛐儿之外，还有年夏天，在邻居孩子的带动下，我也玩上了蛐蛐儿。那时隆福一应养蛐蛐儿的工具，如蛐蛐罐儿、过笼、蛐蛐罩子、探子等等。蛐蛐儿的品类分三六九等，而用具更是规格迥异，高下之分悬殊。就拿探子来说，最次的有用冰棍棍儿做的，也有细竹管的，更有象牙管的。至于蛐蛐罐儿，一般是陶罐挂釉儿，个儿很小。好的也有澄泥、澄浆的，有的下面还有堂名款儿或工匠款儿，最讲究的要数“赵子玉”制的，当然，赝品多于真品。我养蛐蛐儿的罐子大多是陶罐挂釉儿，上面盖个洋铁片儿的那种，但也有几个澄浆的大罐。有次居然买过两个“赵子玉”款的澄浆罐儿，那时的价钱要两三块钱，在隆福寺的蛐蛐摊子上已是上品了。有天正赶上何山药来，我端出来请他上眼。何山药刚一看就撇嘴，打开盖儿一端详，说：“这玩艺儿也叫‘赵子玉’？赶明儿你上我那儿路克（look）、路克，我给你看点好玩艺儿。”何山药会说几句半生不熟的英文，常爱和我逗着玩儿。经何山药一鉴定，我大为扫兴。
何山药有几间小房，既住家，也做买卖，我记得北房很小，一明两暗，那间堂屋和其中一个暗间全是古董文玩，以瓷器为主，也有些陶器、三彩、造像、杂项什么的。光线昏暗，屋里有股陈腐的气味。他从里屋搬出不少蛐蛐儿罐，大大小小有二十来个，他说这才是真的“赵子玉”，有的不是“赵子玉”，但都是珍品，比“赵子玉”还要好。我不懂，但确实是我没有看见过的，做工精细，澄浆油润，有的还有雕花，罐里的过笼儿有澄泥的，也有青花的。端起罐子来掂掂，手头儿也好，不像我那两个假“赵子玉”，轻飘飘的。何山药从其中拣出两个，用几张旧报纸包起来，说：“这两个中有一个是真‘赵子玉’，另一个也不错，得，今儿个送给孙少爷了！”我说：“这可不行，我不能要你的东西，家里也不答应。”何山药忙说：“都是小玩艺儿，不值钱，在我这儿搁着也卖不出去，你拿着玩儿，回头我和你奶奶说去！”后来这笔账是不是与我的祖母算了？那“赵子玉”到底是真是假？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两个蛐蛐儿罐我玩了两三年，后来也就忘了放在什么地方了。
此后，何山药带我去过好几次他家，也给我讲过不少瓷器方面的知识，我虽只有十一二岁，却也受益良多。我对何山药最大的好感，绝非他送了我两个蛐蛐儿罐子，而是他没有拿我当孩子，很平等地对待我，是十分诚恳的。外界说他“二百五”、“半膘子”，其实我发现他很多时候是童心未泯，即使处于当时的逆境中，仍然保持着他憨直的一面。
当时东四牌楼的西南角有家小馆叫“爆肚满”，专营爆肚，这家小馆子已经消失三十多年了，今天的瑞珍厚就在它的位置，要气派多了。我记得“爆肚满”只有一间门脸儿，里面不多几张桌子，但由于地理位置好，倒也生意兴隆。我虽生长在北京，但家里人却很少吃北京小吃，尤其像爆肚这类东西，从肉的佐未问津，小学时天天从它门口路过，就是不知爆肚为何物。
第一次吃爆肚是何山药带我去的。
有一天何山药来，正巧祖母不在家，他和我搭讪了一会儿，就用刀枪棍棒对着开打，那时下午四点来钟，玩了一会儿，何山药说：“我饿了，走，跟我吃爆肚去。”他把我领到“爆肚满”，先嚷着找“满把儿”。“爆肚满”是清真馆，原来是姓满的经营的，后来公私合营，仍叫“爆肚满”。这位“满把儿”也还在店里工作，爆肚的主要制作工艺由他操作。回民称谓中的“把儿”，就像普通话中的“同志”、“先生”或“头儿”，姓马的称“马把儿”，姓哈的称“哈把儿”，姓满，自然就是“满把儿”了。汉民也随着回民一样叫。何山药进门就嚷着见“满把儿”，透着那么熟，那么亲切。“满把儿”赶忙从厨房跑出来，笑着说：“何先生，老没来了，这程子可好？哟！今儿个怎么还带个孩子来？”我听见这话就不高兴，这“满把儿”讨好何山药，却蔑视了我。何山药说：“这是别人家少爷，我请他吃爆肚儿。你给我来两份爆肚仁，火候要好，要脆，再来俩热烧饼，要刚出炉的！”
吃爆肚儿，佐料是不消吩咐的，只要你坐下，自然会给每人上一份佐料，那佐料与涮羊肉的佐料差不多，但比料简单些，而芝麻酱却要多，显得挺稠。爆肚是地道的北京小吃，南方人很少有吃的。所谓爆肚，其实就是羊与牛的胃，无论名称有多花哨，都没有离开这样东西。牛肚与羊肚都有肚仁，但其他的却有不同名称，如牛肚还有百叶、厚头，羊肚品种更叫雨过天晴，今儿多，像散丹、板芯、肚板、肚领、蘑菇头等等。繁多的名目是因所取的部位不同而定，当然价钱也不同，精华部位要算是肚仁和蘑菇头了，据说要好几只羊的胃才能出一盘儿肚仁和蘑菇头。肚仁与蘑菇头的特点是一脆一嫩，肚仁儿吃到嘴里脆，但能嚼得动，不像散丹、百叶，很费劲儿，大多要囫囵吞下去。因此肚仁、蘑菇头的价钱要贵些。何山药告诉我，吃爆肚儿要先来盘散丹磨磨牙，吃完散丹再来盘肚仁，你头一回吃，就甭吃散丹了，直接吃爆肚仁，省得让你说我蒙你。“爆肚满”的爆肚确实好，又脆又嫩，可能是“满把儿”亲自动手的缘故，火候恰到好处。就着热烧饼，甭提有多香了。
北京卖爆肚的店很多，最有名的当算东安市场的爆肚王、爆肚冯，东四牌楼的爆肚满。后来王家和冯家都在东安市场开了店，买卖做大了，除了爆肚，还经营涮羊肉和其他教门菜，也有了自己的字号。爆肚满却始终用“爆肚满”的字号。
我记得到了五十年代中，“爆肚满”变成了一楼一底，楼下仍卖爆肚、杂碎什么的，很大众化，俩烧饼一盘爆肚也能吃饱。楼上卖涮羊肉和教门炒菜。那时我还不敢一个人去吃馆子，所以每次吃爆肚都是何山药带我去。那时在店里吃爆肚的人都喜欢喝点酒，何山药喝不喝酒我不知道，总之他和我一起去吃爆肚是从来没有喝过酒的。
后来东四的四个牌楼拆了，拆牌楼的时候我天天路过，觉得很好玩，总要去附近驻足，耽误会儿功夫看拆牌楼。有天下午放学又看拆牌楼，无意中看见匆匆而过的何山药，他拉了我一把，说：“咱走，别看了，我看着心疼。”他把那个“心”字说得很重，脸上的表情很严肃。他接着又说：“走，咱们吃爆肚去！”
我们在“爆肚满”等着的时候，何山药背对着门坐，说话很少，可突然发疯一样地喊道：“你们把门关上行不行，看外头暴土攘烟的！”吓得伙计赶忙关上了玻璃门。那天何山药吃的不香。
六十年代中，我随父母搬到了西郊机关大院，很少见到何山药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深秋的一天，我偶然走过东四，正要过马路，突然在我耳边有个声音，很低、很轻：“孙少爷！”天哪，这种时候听到这样的称呼，真是要我命呢！猛回头一看，一点儿不错，正是何山药。我恨不得赶忙捂住他的嘴。他也觉得失口，把我拉到一边：“老没见了，可好？”他的声音既沙哑又苍老，人也憔悴极了。他接着说：“你看，我还活着，东西是都没了，可人就是那么回事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都是身外之物，今天看见你特别高兴，可没有地方请你吃爆肚了。再说，我也没钱吃爆肚了。”
那天我请他吃了顿饭，“爆肚满”已经没有了，于是就在斜对面的青海餐厅吃饭，那时的章程是自己端饭菜，饭后自己刷碗，菜只有四五样任选，像机关食堂一样。去吃饭时，何山药对我讲了不少骇人听闻的事，如某某人自杀了，某某人跳河了，当然，有些消息事后证实是不太准确的。何山药还说：“现在最想有碟儿爆肚儿吃。”何山药仍然很乐观，精神蛮不错的。那次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从陈重远先生的文章中得知他一直活到1985年，那应该有九十来岁了，如果我早些知道他八十年代依然在世的话，是一定会去看看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