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白性格中入世的这一侧面，说功名心强也好，急于用世也罢，都是学院气味的说法。用老百姓的语言，一句话就说得更通俗易懂，而且透彻：“这人太官迷了！”

    不管是为了天下，为了苍生，还是为了自己，为了家族——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这两种目的往往紧密结合，很难分开，所以不必深究——总之，官迷就是官迷。迷的程度很深，非常难以自拔。说李白最后的死和长期饮酒有关，其实除了饮酒过度会导致酒精中毒，长期的对仕途的热望，也会导致一种严重的身心症状，可以称之为“官中毒”。

    “官中毒”有他自己的诗句为证，失意时的愁苦抑郁，得意时的欣喜若狂，都是毫不掩饰的。他对仕途的热望非常执著，前后两次所谓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失败之后，获罪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喜出望外是人之常情，但是冷酷的现实没有让他清醒，他立即陷入幻想，觉得朝廷是看中了他的才华，又要重用他了，于是他在江汉一带逗留多时，又在洞庭、潇湘一带游荡了一年，就是在等待朝廷的好消息，而且他再次“低颜色”地请求别人代为吹嘘、举荐。作为诗人，他反复在诗文中写到自己在长安供奉翰林时的风光，引以为荣，直到晚年还这样回忆：“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陆游就曾经对此表示不屑，有所讥评，这种讥讽对于李白是不冤枉的。

    既然以谪仙人自居，应该荣华富贵全不在眼里，但是又是那么想充当君王辅弼，想飞黄腾达，这就导致了他行动上的飘忽怪诞：忽而以“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清高自许，忽而又有“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一别蹉跎重回顾，青云之交不可攀”这样的急迫、低微；忽而标榜“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忽而悲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对于这种表现，郭沫若认为是一种双重性格，“又庸俗而又洒脱，这就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一方面要做君王的辅弼，一方面要做超凡的神仙，这样就形成了他贯穿一生的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同时指出“积极入世是李白思想的主流”。（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编《李白诗选》前言）

    一面狂放飘逸，一面庸俗不堪，诗人这样的两面，到底孰表孰里，孰轻孰重，哪一面占据主要地位？

    我认为，李白是貌似洒脱，其俗在骨。他不是仙人，而是凡人，虽然他是天才，但是天才与灵魂的高洁、人品的清贵并不能画上等号，甚至没有必然的联系。入世极深、热衷功名是他一生的主流。他有时其实承认这是个缺陷，他的妻子不赞成他追随永王东巡，李白回答：“归来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这是反用了苏秦家人对他前倨后恭的典故，意思是：如果我能做了大官回来，你不要看到我这个庸俗的苏秦而不肯理睬吧。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在人前、在诗中表现得非常洒脱呢？其实这和功成身退，名留青史一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类似“终极理想”的情结，我把它叫做“三顾茅庐情结”。官是要做的，也是无论如何想做的，但是仅仅如此，缺乏一点个性，缺乏一点美感，如何才有美感？首先要摆出一种姿势，不要做官的姿势，我是拿定了主意就做个布衣，就做个酒徒，自甘贫贱，不求闻达。然后等那爱才的人找上门，最好是皇帝，不然也要是他身边的重臣，来请出山。当然是不去的，山人粗鄙，懒于应世，不想搅那浑水。但是请的人更固执，而且人家不用重金名马，不用豪宅田地，人家流着泪说：先生不出，如苍生何！话说到这个地步，才长叹一声，也罢！飘然出了仕。李白虽然官中毒，但是他毕竟是诗人，要求比一般人高，他要做官，还要形式上的美感，要心理上十足的满足。

    李白的官瘾始终未能得到充分满足，但是这并不是什么怀才不遇。根本就不存在怀才不遇。他没有实现自己仕途上的希望，但同时他并不具备一个杰出政治人物的才能；他在等待和煎熬中成了一个诗人，恰恰使他身上最天才的部分大放光彩，并且至今不曾暗淡。